数字化的生态足迹：数字基础设施与企业生物多样性风险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Digitaliz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orporate Biodiversity Risk

　　

摘要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是否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我们利用中国"宽带中国"示范工程（BCP）的逐步推广作为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外生冲击。该政策于2014年至2016年间在153个城市实施。基于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BCP显著提高了企业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和生物多样性风险感知。其作用机制通过企业空间重组实现：BCP促使企业采用新的数字技术，并将子公司向数字连接城市扩张，且扩张集中在河流密度高或绿色覆盖广等生态敏感地区。这些地区新设立的子公司在环保处罚频次和金额上均有所增加，而既有子公司则未出现相应上升。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被低估的生态成本，即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通过企业活动向生物多样性相关地区的地理重组而产生实际环境影响。

引言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21世纪最紧迫的环境挑战之一。科学评估记录了全球范围内由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功能普遍下降（Díaz et al., 2019; IPBES, 2019; Keck et al., 2025），生态系统服务每年造成的损害估计达数万亿美元（Dasgupta, 2021）。金融经济学领域的文献迅速增长，记录表明生物多样性风险对资产价格、企业信用和投资者组合具有重大后果（Giglio et al., 2026, Garel et al., 2024, Flammer et al., 2025）。与此同时，公私部门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正改变着企业组织生产、管理供应链和跨区域配置资源的方式。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持续扩张究竟是放大还是缓解企业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环境政策和金融监管具有直接启示意义。

该问题对国际金融市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生物多样性风险被纳入估值，国际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正在构建自然相关财务披露框架（Karolyi and Tobin-de la Puente, 2023, Flammer et al., 2025）。跨境投资组合配置和全球ESG要求需要可跨市场比较的企业层面生态暴露衡量指标。这种可比性很难从司法管辖区特有的监管申报中实现，而我们所构建的文本类指标原则上可以从任何市场和语言的企业披露中构建。基础设施政策如何重塑企业活动的地理分布，进而影响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生态暴露，由此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议题。

数字化与生物多样性风险之间的理论关系是模糊的。一方面，数字技术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实现环境合规的远程监控以及促进清洁生产工艺的采用来减少企业的生态足迹。另一方面，数字化可能通过使企业能够快速地理扩张至新区域（包括生态敏感地区）而增加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由于生物多样性风险取决于企业运营所在地，而不仅取决于运营效率，因此企业活动空间分布的任何变化都对生态暴露具有直接意义。究竟哪种力量占主导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但回答它需要一个可信的识别策略。

从数字化到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的因果关系在实证上具有挑战性。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内生性战略决策，受管理者特征、竞争压力和同样影响环境结果的监管条件所塑造。在数字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的企业可能与未投入的企业在难以观察和控制的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分离数字化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因果效应，需要一种源自企业自身战略选择之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变异来源，且能可信地与影响环境结果的混杂因素区分开来。

我们通过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工程（BCP）来应对这一识别挑战。该政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4年至2016年间分三批逐步实施。该政策根据中央政府确定的基础设施准备标准，而非城市内个别企业的数字战略或环境特征，指定了153个地级市进行加速宽带发展。三批次的逐步推广在城市层面产生了可信外生的、随时间变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变异，我们在渐进双重差分框架中加以利用。

基于2009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总部位于BCP城市的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其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显著增加。我们通过两种互补方式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遵循He et al.（2024）的关键词频率指数，以及基于Hassan et al.（2019）企业层面政治风险方法改编的共现型生物多样性风险感知指标。BCP使关键词型生物多样性暴露指数上升0.027（约为其样本均值的15%，p < 0.05），使共现型风险感知指标上升0.072（约为其样本均值的38%，p < 0.05）。两种指标方向一致且均在传统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提供了收敛性证据，表明该效应并非单一测量方法的伪迹。

我们通过三层逐步收紧因果解释的证据来确立这一发现。第一层是基准渐进双重差分估计，辅以平行趋势检验（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在政策前无系统性差异）、基于200次随机重新分配城市批次标签的空间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以及熵平衡。

第二层提供了实际行动证据，表明BCP引发了企业行为的真实变化，而不仅仅是报告语言的转移。我们表明BCP促使企业采用特定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这反映在企业披露中定向技术关键词的频率上。值得注意的是，BCP并未显著影响数字语言强度的总指标，表明该政策促使采用特定技术，而非全面增加数字修辞。我们进一步表明BCP促使企业将其子公司向其他BCP批次城市扩张，受改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及相关政策利益吸引。这是一种可观测的真实空间组织响应，可在独立于年报文本的企业注册记录中观察到。

第三层追溯了这种企业空间重组产生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机制。我们按照地点以及子公司设立时间相对于BCP政策的时间进行子公司扩张分解。BCP城市的企业在生态敏感地点——定义为河流密度高或绿色覆盖广的城市——不成比例地设立了新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首次出现在企业投资组合中时即在其城市BCP批次年或之后。这些生态敏感地区新设立的子公司积累了真实的环境合规处罚，通过行政处罚记录中的事件频次和货币金额衡量。其他城市的既有子公司未出现相应处罚增加，证实了该效应是BCP政策的因果下游结果，而非反映预先存在的企业特征。处罚效应集中在生态敏感地区新设立的子公司上，构成了因果链条的最清晰证据：外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引发了企业地理重组，进而在生物多样性相关地区产生真实环境成本。

本文对文献做出了三点贡献。第一，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因果证据，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增加了企业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使用的是外生的城市层面政策冲击，而非受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影响的企业层面数字化指标。金融经济学中关于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现有文献已记录其对资产价格、企业效率、股价行为、企业现金政策和 managerial decision-making 的后果（Giglio et al., 2026, Li et al., 2025, Liang et al., 2024, Hao et al., 2025, Du et al., 2025），但对实际产生或放大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企业活动关注较少。我们通过识别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增加企业生态足迹的特定政策驱动渠道，填补了这一空白。

第二，我们记录了一个连接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与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新实体经济机制：企业子公司向生态敏感地点的空间扩张。该机制通过转型风险渠道运作，具体表现为新运营实体物理存在于生态敏感地区而产生的监管暴露和环境合规成本，而非通过直接依赖生态系统服务。子公司扩张渠道可在企业注册记录和行政处罚数据中观察到，这两者均独立于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的年报文本。通过将机制建立在真实企业行为和真实监管结果之上，我们提供了该效应反映企业生态暴露真实变化的证据。我们的研究通过识别经济活动向生物多样性相关地理扩张的企业战略渠道，补充了关于企业层面自然依赖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效应的日益增长的文献（Garel et al., 2026, Akbari et al., 2026）。

第三，我们在方法论上做出了贡献，将Hassan et al.（2019）的企业层面政治风险测量框架改编为构建中文生物多样性风险感知指标。该指标捕捉了企业披露中生物多样性和风险相关术语在狭窄文本窗口内的共现情况，提供了比简单关键词频率更有针对性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感知指标。双指标方法将广泛的关键词频率指数与更严格的共现指标配对，使我们能够评估BCP效应是否超出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一般关注而延伸至风险特定语言，我们发现确实如此。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回顾相关文献并发展我们的假设。第3节描述数据、变量和"宽带中国"示范工程的制度背景。第4节介绍实证策略。第5节报告基准结果和识别检验。第6节提供机制证据。第7节总结。

生物多样性风险作为空间金融风险

生物多样性风险现已被认为是资产定价和企业融资中的重要因素。生物多样性总量损失通过经济生产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每年造成数万亿美元级别的成本（Dasgupta, 2021），人类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规模仍在加速（Díaz et al., 2019, Keck et al., 2025）。这些生态成本开始反映在股权风险溢价、信用利差和…

"宽带中国"示范工程政策

"宽带中国"示范工程（BCP）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作为逐步的城市层面政策推出，以加速宽带基础设施发展。该政策分三批实施：第一批于2014年指定51个城市，第二批于2015年增加32个城市，第三批于2016年增加39个城市。在将县级市重新映射至其管辖的地级行政辖区之后（例如，江阴至无锡，…

实证策略

我们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工程在三批城市中的逐步推广，在双重差分框架中进行分析。基准设定为：

Y_i,c,t = β·BCP_c,t + γ·Controls_i,t + δ·Governance_i,t + α_i + α_t + α_ind(i) × t + ε_i,c,t

其中i为企业索引，c为企业i注册总部所在地地级市的索引，t为2009年至2023年的年度索引。因变量Y_i,c,t为BE或Biorp_10，即我们衡量企业层面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的两个指标。处理变量…

基准结果

表4报告了BCP对企业层面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的基准渐进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第(1)列以BE作为因变量，第(2)列以Biorp_10作为因变量。两种设定均包含了完整的企业、年度和年度-行业固定效应组合，以及第3.4节所述的全部十个企业层面和文本控制变量以及七个治理控制变量。

BCP的估计系数在第(1)列为0.0265（p < 0.05），在第(2)列为0.0718（p < …

机制证据

第5节的基准结果已确立BCP增加了企业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本节追溯该效应的作用机制，通过逐步分解企业对BCP的响应为各组成部分渠道，来检验假设2和3。我们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我们确立BCP引发了企业数字技术采用的真实变化（第6.1节）；其次，我们表明BCP重塑了企业…

结论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张是否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以中国"宽带中国"试点（BCP）的交错实施作为一种外生的城市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冲击，我们发现BCP显著提高了企业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暴露（以关键词-频率生物多样性暴露度衡量）和生物多样性风险感知（以Hassan等人（2019）文献中生物多样性与风险语言的共现情况衡量）。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Jing Hao：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监督、项目管理、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概念化。
Ruifan Chen：撰写-初稿、验证、软件、资源、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
Jun Wang：撰写-初稿、软件、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Callaway和Sant'Anna, P. H., 2021；Haque和Jones, 2020；IPBES, B. E., 2019；Ning等, 2023。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论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Jing Hao | Ruifan Chen | Jun Wang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中国北京1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