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菌毒素是真菌属产生的低分子量次级代谢物，主要包括曲霉属（Aspergillus）、青霉属（Penicillium）和镰刀菌属（Fusarium）（Raduly et al., 2023）。目前已描述的霉菌毒素结构超过400种，但仅约10至15种化合物因具有确凿的不良健康效应记录而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关注，如黄曲霉毒素（AF）、赭曲霉毒素A（OTA）、伏马毒素（FUM）、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和玉米赤霉烯酮（ZEN）（Stoev, 2023; Di Salvo et al., 2025）。经典毒性包括肝毒性、肾毒性、免疫毒性和致癌性，其中AFB1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归类为1类致癌物（Deng et al., 2025）。已实施严格的法规阈值来管理膳食霉菌毒素摄入量。例如，欧盟（EU）设定直接供人食用的谷物中AFB1的最大允许浓度为2.0 μg/kg（Pasca et al., 2024），而中国相应标准为20 μg/kg。对于小麦、大麦、水稻及非玉米谷物产品，欧盟维持2.0 μg/kg的限制，而中国则适用10 μg/kg的法规上限（Zheng et al., 2022）。
尽管对膳食霉菌毒素暴露的研究已持续数十年，但对气溶胶化霉菌毒素职业吸入的认识仍不完整。造成这一差距的有多个实际障碍：携带真菌成分的气溶胶粉尘具有高度可变且成分复杂的混合物；气溶胶化霉菌毒素的标准化测量工作流程尚不可用；且能够可靠区分经吸入途径而非食物摄入所获取的内源性毒素剂量的生物标志物仍然缺乏。职业现场调查报告显示，粉尘中霉菌毒素浓度比未加工的谷物和饲料商品高出10倍以上（Ndaw et al., 2021b）。证据还表明，肺组织中的CYP酶可对吸入的霉菌毒素进行局部代谢，为吸入可能导致的呼吸道危害提供了机制性支持（Dauda et al., 2022; Rubin et al., 2020）。然而，尚不清楚这些实验室获得的机制性观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实际的工作场所暴露环境。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职业指南，在谷物收获、物料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发生的职业吸入暴露仍处于基本不受监管的状态（Stuper-Szablewska and Perkowski, 2017）。流行病学证据表明，长期处于潮湿、易发霉的环境中与哮喘发病率升高和肺功能下降相关（Balasubrahmaniam et al., 2024; Haines et al., 2021; Eiffener et al., 2025）。然而，此类流行病学相关性反映的是对复杂微生物气溶胶混合物的集体暴露，而非单一霉菌毒素成分，这使得难以分离出归因于霉菌毒素的特异性呼吸贡献。当前的职业和室内微生物阈值仅针对真菌孢子制定，而非霉菌毒素残留。北欧专家组（NEG）建议气溶胶真菌孢子限值为105孢子/m3（Eduard, 2009），而韩国执行室内真菌标准为500 CFU/m3（Kim and Kim, 2022; Cho et al., 20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于孢子的基准值不能代表气溶胶化霉菌毒素的安全暴露阈值。尽管此前已为气溶胶化霉菌毒素提出过30 ng/m3的假设性无毒性关注浓度（CoNTC）（Hardin et al., 2009），但该值缺乏权威法规效力，需要在实施实际风险评估前进行进一步的系统验证。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结构化叙述性综述汇总了当前关于气溶胶化霉菌毒素污染水平、肺毒理学机制以及与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现有证据。本文批判性评估了八种具有显著职业暴露潜力的典型霉菌毒素，包括AFB1、OTA、DON、T-2、FB1、ZEN、麦角生物碱（EAs）和展青霉素。重点关注肺局部代谢激活特征、有前景的暴露和效应生物标志物以及已记录的不良健康结局。表1汇总了2019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关键职业暴露研究，列出了气溶胶粉尘中霉菌毒素的测量数据以及暴露工人中的生物标志物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