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Immunology》：Prognostic impact of HLA-G expression in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orrelation with PD-L1 and CD8-positive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编辑推荐：
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讨HLA-G表达对宫颈鳞状细胞癌（CSCC）患者预后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与肿瘤微环境（TME）中PD-L1及CD8阳性（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的相关性。方法：共收集139例确诊为CSCC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
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讨HLA-G表达对宫颈鳞状细胞癌（CSCC）患者预后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与肿瘤微环境（TME）中PD-L1及CD8阳性（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的相关性。方法：共收集139例确诊为CSCC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样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和多重免疫荧光（mIF）染色评估免疫生物标志物的表达，包括HLA-G、其受体ILT2、PD-L1、总TILs及CD8+ TILs。结果：HLA-G的总体阳性表达率为86.8%，sHLA-G为85.1%，PD-L1为50.0%，TME中低TIL浸润的病例占70.2%。这些免疫生物标志物显示出独特的免疫反应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瘤内和间质异质性。ILT2表达在瘤内和间质区室中均与CD8+ TIL浸润呈正相关，但ILT2与CD8的细胞共定位罕见。在肿瘤区域内，HLA-G与PD-L1表达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并证实两种蛋白在鳞癌（SCC）病变中于单细胞水平共定位。以HLA-G中位表达水平61.0%为截断值，表达高于此阈值的患者总生存期（OS）显著较差。高HLA-G/sHLA-G且低TIL浸润亚组预后最差。结论：本研究证实HLA-G/sHLA-G表达升高是宫颈癌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联合评估HLA-G、PD-L1及TIL浸润可能有助于宫颈癌患者实现风险分层的预后管理。
HLA-G在宫颈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与肿瘤免疫微环境：预后价值及与PD-L1和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相关性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大常见恶性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方向。免疫治疗的疗效高度依赖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后者在宫颈癌的疾病进展和治疗响应中发挥关键调控作用。在PD-L1阳性的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抗PD-1单药治疗（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或西米普利单抗）已显示出一定疗效，但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仍不理想（帕博利珠单抗为14.3%，纳武利尤单抗为26.3%）。这表明肿瘤内可能存在多种非冗余的免疫抑制通路协同作用，单一靶向PD-1/PD-L1轴难以实现持久应答。因此，亟需鉴定新的免疫相关预后生物标志物。
人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HLA-G）是一种非经典HLA I类分子，在健康组织中表达受限，但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异常高表达。HLA-G通过选择性剪接产生7种mRNA变异体，编码4种膜结合型（HLA-G1至-G4）和3种可溶型（HLA-G5至-G7）异构体。HLA-G与抑制性受体（如ILT2、ILT4、KIR2DL4）结合后，可抑制T细胞活性、诱导T细胞耗竭，从而介导肿瘤免疫逃逸。既往研究提示，宫颈病变中HLA-G表达与HPV感染及宿主免疫应答相关，HPV感染可能触发HLA-G异常上调，进而加剧局部微环境的免疫耐受。然而，HLA-G在宫颈癌中的预后价值——尤其是与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的浸润模式及功能状态联合分析——仍缺乏充分定义。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HLA-G表达对宫颈鳞状细胞癌（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SCC）患者预后的影响，进一步分析HLA-G与PD-L1及CD8+ TILs在TME中的空间相关性，并评估这些免疫标志物联合检测对患者临床结局的预后价值。
二、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收集了2008年至2022年间在台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39例原发性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患者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ormalin-fixed paraffin-embedded, FFPE）组织样本，中位年龄51.0岁，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或放疗。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染色检测HLA-G、可溶性HLA-G（sHLA-G）、ILT2、PD-L1和CD8的表达，染色结果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病理医师独立评估，以肿瘤细胞阳性比例≥5%定义为阳性。采用多重免疫荧光（multiplex immunofluorescence, mIF）染色结合酪胺信号放大（tyramide signal amplification, TSA）技术，通过TissueFAXS成像系统进行数字化扫描和自动化细胞计数，分别量化瘤内和间质区域的细胞密度。依据国际免疫肿瘤生物标志物工作组指南进行TILs形态学评估，以淋巴细胞浸润密度中位数作为截断值划分高、低浸润亚组。统计分析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Pearson χ2检验、Fisher精确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并通过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调整年龄、FIGO分期和淋巴结状态等混杂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免疫标志物的表达特征
IHC染色显示，HLA-G、sHLA-G、PD-L1、ILT2和CD8在宫颈鳞癌组织中均呈现明显的瘤内和间质异质性。TME内的总体阳性表达率分别为：HLA-G 86.8%，sHLA-G 85.1%，PD-L1 50.0%，低TIL浸润病例占70.2%。sHLA-G主要表达于肿瘤细胞而非间质细胞，ILT2主要定位于间质细胞而非肿瘤细胞，PD-L1在肿瘤细胞和间质细胞中均呈广泛阳性。
（二）免疫检查点分子的共表达
在瘤内区域，HLA-G+细胞中位密度为3333.8 cells/mm2，PD-L1+细胞中位密度为6102.4 cells/mm2。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肿瘤组织中HLA-G与PD-L1表达呈强正相关（r=0.766, P<0.001）。mIF染色进一步证实，在HLA-G阳性肿瘤样本中，PD-L1共表达比例介于63.6%至100%，两种蛋白在鳞癌病变的单个细胞水平上存在共定位。
（三）CD8+ TILs与免疫标志物的相关性
根据CD8+ T细胞密度中位数（瘤内166.1 cells/mm2，间质499.4 cells/mm2）将患者分为高、低浸润两组。ILT2密度在瘤内和间质区室间差异显著（P<0.01）。ILT2表达水平在瘤内（r=0.828, P<0.001）和间质（r=0.796, P<0.001）区室均与CD8+ TIL浸润呈正相关。然而，在单个细胞水平上，ILT2与CD8的共定位很少被检测到。
（四）免疫标志物与生存预后
单因素分析显示，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与FIGO分期（I+II vs. III+IV，风险比[hazard ratio, HR]=3.61）、淋巴结转移（pN- vs. pN+，HR=3.20）和初诊年龄（≤51岁 vs. >51岁，HR=2.07）显著相关。以各标志物中位表达水平作为截断值（总HLA-G 61.0%，sHLA-G 71.0%，总TILs 13.5%）进行分层，总HLA-G或sHLA-G高表达患者的OS显著较差（均P<0.05），而高TIL浸润患者的OS较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总HLA-G和sHLA-G可作为宫颈癌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均P<0.05）。
（五）HLA-G与TILs的联合预后影响
联合分析显示，HLA-G高表达且TIL低浸润的患者预后最差，HLA-G高表达/TIL高浸润和HLA-G低表达/TIL低浸润患者的预后依次改善，sHLA-G亚组呈现相同趋势。这表明HLA-G与TILs对宫颈癌患者存在联合预后效应。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HLA-G在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升高，且其过表达与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可溶性HLA-G异构体具有相似的预后意义。HLA-G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并在细胞水平共定位，支持了HLA-G与PD-L1之间存在交叉调控的假说。这一相互作用可能为抗PD-1/PD-L1免疫治疗后部分肿瘤发生免疫逃逸提供机制性解释。研究还发现ILT2表达与CD8+ TIL浸润正相关，但二者在单细胞水平的共定位罕见，提示参与HLA-G-ILT2相互作用的免疫细胞并非仅限于CD8+ T淋巴细胞，可能还涉及CD4+ T细胞等其他免疫亚群。
研究人员指出，HLA-G作为免疫检查点，可能通过抑制TME中T细胞的细胞毒性活性来调节总TILs对宫颈癌预后的影响。联合阻断PD-L1和HLA-G可能成为一种有前景的新型治疗策略。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无法完全排除未测量的混杂因素；未能进一步明确宫颈癌TME中ILT2阳性肿瘤浸润细胞的精确亚群；未探讨CD8+ TILs的功能状态。未来需基于单细胞水平的研究进一步阐明这些问题。
结论：本研究证实HLA-G高表达是宫颈癌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HLA-G可作为有前景的预后生物标志物和潜在治疗靶点。联合评估HLA-G、PD-L1和CD8+ TIL有助于宫颈癌患者的预后风险分层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