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How ca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romote sustainabl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reshold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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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数字普惠金融(DFI)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条件尚不充分明晰。本研究利用2011至2022年中国省级数据,计算了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程度及其时空演变。采用中介分析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
推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数字普惠金融(DFI)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条件尚不充分明晰。本研究利用2011至2022年中国省级数据,计算了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程度及其时空演变。采用中介分析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传导机制和关键门槛。结果表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虽呈上升趋势但仍相对较低,主要差异源自区域间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效应”、“鲶鱼效应”和“信息效应”能有效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在农村产业现代化和粮食主销区方面效益更为显著;农业技术创新(ATI)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联还受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外部效应的影响,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这些发现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并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有效赋能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前提条件。
论文解读:《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的证据与门槛条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实现可持续食物系统是全球面临的紧迫挑战之一,而食物系统的韧性与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于作为其生产基础的农村产业的活力。农村产业承担着农产品种植、加工、流通和销售等功能,其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更体现在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整合。在中国,尽管各项政策引导下农村产业发展取得进展,但仍面临产业融合不足、经营体系滞后和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其中资本约束的抑制作用尤为突出。传统金融机构因农村产业缺乏抵押物且运营风险高,普遍缺乏深度服务意愿。数字普惠金融(DFI)的出现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它结合金融与科技,具备覆盖广、成本低等优势,能够突破物理网点的地理限制,缓解信息筛选失灵问题,使更多主体获得金融服务。然而,资金可得性的改善仅是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滞后的经营体系同样是重要制约因素。分散化、小规模经营不仅削弱了采纳先进技术的能力,也增加了对接市场的交易成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重要的组织载体,能够整合碎片化资源推动规模化发展,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其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改变DFI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DFI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并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边界作用。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开展研究:首先,运用熵权法从农业发展、产业现代化、产业融合、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1至2022年中国各省份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区域分解以分析时空演化特征。其次,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DFI对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再次,采用两步法中有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方法检验农业技术创新(ATI)的中介作用。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均村集体收入衡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检验其在DFI影响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门槛效应。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区域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三、研究结果
(一)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研究发现,2011至2022年间中国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全国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增长率达116.8%,但总体水平仍偏低。区域排序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增速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Dagum基尼系数分析显示,全国基尼系数均在0.28以下但呈波动上升态势;区域内差异以东部最大,区域间差异以东-西差距最大;差异来源中区域间贡献率最高,平均达73.05%,表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距。
(二)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DFI的回归系数为0.22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DFI能显著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DFI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数提升约0.244个单位,约为样本均值(0.152)的1.6倍,经济意义显著。各分维度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验证发现,DFI对传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7.608,1%水平显著),证实了“鲶鱼效应”;数字征信调查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体现了“信息效应”。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为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选取各省会城市到杭州的距离与剔除本省后的全国平均DFI指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为0.363(1%水平显著),结论稳健。稳健性检验还包括:采用DFI滞后一期项回归、改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被解释变量综合指数、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结果均显著为正。
(四)作用机制验证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DFI对AT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471,1%水平显著)。Bootstrap方法辅助验证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8%,95%置信区间为[0.030, 0.062],不含零值,确认ATI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即DFI通过促进ATI来驱动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门槛效应检验
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门槛变量,单门槛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双门槛检验在10%水平上显著,三重门槛未通过检验,存在双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1957.042,第二门槛值为3838.293。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DFI对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跨越第一门槛后,DFI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约0.027个单位;跨越第二门槛后,边际效应升至0.049个单位,增幅约82%,表明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的提升,DFI的赋能效应显著增强。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上述发现为理解DFI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依据。DFI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产品和缓解信息不对称三条渠道发挥“长尾效应”、“鲶鱼效应”和“信息效应”。ATI作为关键中介环节,将金融资源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是实现DFI赋能效应的必要转化通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构成了DFI发挥作用的重要制度条件——只有当其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达到一定门槛后,DFI的促进效应才能充分释放。研究结论强调:DFI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并非自动实现,而是依赖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制度基础条件的成熟,这为全球范围内数字金融工具促进农村产业可持续性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