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衰退已成为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影响着粮食安全、区域生态环境及地方文化的保护（Li et al., 2019; Wirth et al., 2016）。在众多衰退迹象中，人口流失尤为关键（Ceccorulli et al., 2015; Yin et al., 2026）。虽然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的普遍趋势，但持续单向流出会侵蚀乡村产业基础、社区功能、基层治理能力与文化传承，从而加剧乡村衰退并强化恶性循环（Newsham and Rowe, 2023; Hu et al., 2023）。同时，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可能超出城市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引发新的城市压力（Li et al., 2019）。因此，如何减缓乡村人口流失并维持乡村社区的长期发展能力已成为许多国家乡村政策的关键问题（Llorent-Bedmar et al., 2021; Dilley et al., 2022）。在此背景下，中国实施了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文化保护和基层治理来促进乡村发展（Yin et al., 2022; Long et al., 2022）。
然而，早期的乡村振兴举措如“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体现了以规划干预为中心的乡村空间治理逻辑。虽然它们优先考虑了建成环境的改善和公共资源的配置，但并未有效缓解人口流出（Hu et al., 2023; Yin et al., 2026）。这一现象表明，人口流失可能并非仅仅源于基础设施不足或城乡经济差距，而可能取决于政府基于资本增值和治理逻辑规划重塑的乡村空间是否被居民主动认可、赋予意义并转化为他们愿意继续居住的场所（Dai et al., 2023; Sarfo et al., 2025; Lefebvre, 1991; Harvey, 1985）。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乡村振兴是否创造了新的空间条件，而在于这些条件如何通过居民的认知评估转化为留居意愿。
现有研究已从个体层面（如地方依恋、家庭责任和经济机会）和社区层面（如社会资本、本地设施和治理质量）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留居意愿的因素（Dufeu et al., 2024; Dufhues et al., 2021; Nordberg, 2024）。社区资本框架（CCF）通过将乡村社区理解为由自然、建成、金融、人力、社会、文化和政治资本组成的复合系统，为分析这些社区层面条件提供了理论视角（Emery and Flora, 2006; Flora and Flora, 2013）。然而，仍存在两个关键缺口。首先，虽然 CCF 强调资本之间的互动和流动，但现有研究很少绘制七类资本之间的影响网络，也未能解释哪些资本配置足以支持高留居意愿（Pigg et al., 2013; Ringwood and Watson, 2023）。其次，虽然扩展的 TPB 研究表明外部资源条件可以通过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或相关评估构念影响行为意愿，但七类社区资本如何通过这些心理机制进入居民的留居判断仍缺乏充分考察（Dufeu et al., 2024; Dufhues et al., 2021）。因此，现有研究尚未完全解释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机制，乡村空间重构能够成为居民愿意留下来的生活场所。
为了解决这些缺口，本研究在中国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背景下整合了社区资本框架（CCF）和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TPB），以考察社区资本条件塑造居民留居意愿的内部结构和心理机制。在这种理论分工中，CCF 将这些本地条件操作化为居民感知的自然、建成、金融、人力、社会、文化和政治资本，而 TPB 解释了这些资本条件如何通过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进入居民的留居判断。具体而言，本研究回答三个问题：(1) 七类社区资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影响网络？(2) 感知的社区资本如何通过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居民的留居意愿？(3) 哪些社区资本和心理条件的组合足以支持高留居意愿？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多方法设计：使用 FDM 细化社区资本指标；ANOVA 比较不同居住身份群体在社区资本维度、TPB 心理变量和留居意愿上的差异；PLS-SEM 测试社区资本、TPB 构念和留居意愿之间的路径关系；DEMATEL 识别七类资本之间的影响网络；fsQCA 识别导致高留居意愿的多种配置。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将 CCF 从资本存量分析推进到资本网络和配置分析，并将乡村留居意愿概念化为社区资本条件通过心理机制转化产生的结果。由此，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资源投资如何转化为居民留居动力的实证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