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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扩张和最后一公里食品配送创造了一个日益相关但研究不足的食品安全监测背景。然而，即食食品在该配送背景下的肠道病毒出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本研究旨在调查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获得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中肠道病毒的存在情况。研究旨在表征通过该配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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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扩张和最后一公里食品配送创造了一个日益相关但研究不足的食品安全监测背景。然而，即食食品在该配送背景下的肠道病毒出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本研究旨在调查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获得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中肠道病毒的存在情况。研究旨在表征通过该配送途径收到的产品的病毒学状态，而不将任何检测到的污染具体归因于配送过程本身。共收集了30份沙拉样品，分两批独立采集，间隔两个月，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订购并直接配送至实验室。病毒浓缩采用基于ISO 15216-1:2017的方法，随后进行RNA提取和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诺如病毒基因组I组和II组、甲型肝炎病毒、戊型肝炎病毒、人星状病毒和轮状病毒。在30份样品中有5份观察到靶向戊型肝炎病毒的RT-qPCR信号，占16.7%；然而，所有阳性信号均低于估计的定量限。其他靶向病毒未观察到RT-qPCR扩增。本研究提供了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获得的多组分即食餐中肠道病毒出现的初步数据，并支持将该食品类别和新兴配送途径纳入食源性病毒监测。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过去的十年中，电子商务经历了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受COVID-19疫情加速影响，在线零售呈指数级扩张，增加了对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的需求。最后一公里食品配送是指配送过程的最后阶段，食品从配送中心、餐厅或超市运输至消费者。配送过程涉及在线订购食品，通常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实现。然而，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途径获得的食品中肠道病毒的出现情况仍缺乏充分表征。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最低加工产品如沙拉、水果、蔬菜、海鲜及部分即食食品中的病毒污染。
病毒被公认为重要的新兴食源性病原体。根据2024年欧盟One Health人畜共患病报告，病毒在欧盟造成了677起食源性暴发，占所有报告暴发的10.3%，其中诺如病毒和其他杯状病毒导致的暴发相关人类病例数最高，达14,297例。肠道病毒是一组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多样化病毒群。食品可能在处理或加工过程中通过与感染者的直接接触而受到污染，或通过环境来源间接污染，如处理不当的灌溉水、有机废物作为肥料的不当使用，或来自牲畜、野生动物和鸟类的直接污染。由于新鲜农产品和许多即食食品通常未经进一步清洗或消毒即生食，它们代表了人类肠道病毒的重要传播途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鲜和冷冻农产品及预制或即食食品中的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确定为重要的病毒-商品组合。然而，其他病毒也与食品安全相关，包括戊型肝炎病毒以及轮状病毒、人星状病毒、札如病毒和人腺病毒。此前在欧洲已多次记录到通过新鲜和冷冻农产品传播甲型肝炎病毒的食源性暴发事件。对新鲜农产品和即食食品中肠道病毒出现情况的调查显示，多种病毒可在这些食品基质中被检测到。这些发现表明新鲜农产品和即食食品可能受到多种肠道病毒的污染，并支持在监测研究中纳入多个病毒靶标。
本研究评估了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并在最后一公里配送后分析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中诺如病毒GI和GII、甲型肝炎病毒、戊型肝炎病毒、人星状病毒和轮状病毒的出现情况。通过评估消费者收到的产品，本研究提供了在表征不足的食品类别和购买背景下的肠道病毒出现数据，而不试图确定污染发生的阶段或将污染具体归因于最后一公里配送过程。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布尔戈斯进行了一项市场调查，从三家不同的餐厅各采集了10份多组分即食沙拉碗样品，分两个采样期各采集5份，共30份独立样品。所有样品均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订购并直接配送至实验室。病毒浓缩采用基于ISO 15216-1:2017的方法并进行少量修改，使用鼠诺如病毒作为过程对照病毒。核酸提取使用QIAamp Viral RNA Mini Kit。病毒检测采用一步法RT-qPCR，靶标包括诺如病毒GI和GII、人星状病毒、甲型肝炎病毒、戊型肝炎病毒和轮状病毒。每个分析批次包含三个过程对照。统计分析使用R软件v4.5.3进行，包括双因素方差分析、置换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三、研究结果
3.1 沙拉样品的理化特性
共分析了30份独立即食沙拉样品。所有样品的pH范围为4.12至6.59，温度范围为15.30至26.40°C，水分活度范围为0.9449至0.9984。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沙拉类型对pH、温度和水分活度均有显著总体效应；然而，Tukey调整后的成对比较未识别出各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采样期对温度和水分活度有显著影响，第二个采样期的样品温度显著低于第一个采样期，水分活度也较低。未观察到显著的沙拉类型与采样期交互作用。
3.2 肠道病毒出现情况及其与理化变量的关联
对照病毒平均回收率为87.6%。估计的RT-qPCR抑制范围为0至73.8%，所有样品均未超过75%的接受阈值。在30份独立样品中有5份观察到戊型肝炎病毒靶向RT-qPCR信号，总体RT-qPCR阳性率为16.7%。按沙拉类型分，沙拉A阳性率为30.0%，沙拉B和沙拉C均为10.0%。按采样期分，第一个采样期阳性率为20.0%，第二个采样期为13.3%。所有戊型肝炎病毒阳性沙拉配方均不含猪肉，但三家餐厅的在线菜单均提供含猪肉的菜品。
由于仅有5个阳性事件，无法拟合完整的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探索性单变量分析未检测到戊型肝炎病毒检出与所评估的分类或理化预测因子之间的统计学显著关联。阳性样品的平均Ct值范围为37.97至39.48，均低于估计的定量限5.5基因组拷贝/反应。所有五个阳性信号均在未稀释的RNA提取物中检测到，而相应的1:10稀释液中未观察到扩增。对五个RNA阳性样品进行部分基因组扩增以表征毒株，但均未获得足够质量或浓度的扩增子用于测序，可能与样品中戊型肝炎病毒RNA量极低有关。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获得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中戊型肝炎病毒靶向RT-qPCR信号的出现率为16.7%，而诺如病毒GI、诺如病毒GII、甲型肝炎病毒、人星状病毒和轮状病毒均未检测到扩增。多组分沙拉碗结合了具有不同生产历史的成分，可能在食用前经历多个处理和制备步骤。因此，污染可能发生在初级生产或加工的上游阶段、餐食制备和处理期间，或产品到达目的地之前的其他环节。尽管无法明确确定污染来源，但猪是人和动物戊型肝炎病毒的主要储存宿主，尤其是基因3型和4型。虽然仅有一种分析的沙拉配方含火腿且该样品为阴性，但三家餐厅的菜单均提供含猪肉菜品，因此制备或处理过程中的交叉污染不能被排除。
此前关于通过最后一公里配送系统获得的食品中肠道病毒出现情况的证据似乎有限。已有研究报告了即食食品中肠道病毒的存在，但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中戊型肝炎病毒阳性率高于此前报道，可能反映地理环境、采样期、食品基质、生产和处理实践、分析方法及采样设计的差异。
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戊型肝炎病毒靶向RT-qPCR信号的检测不能直接证明感染性病毒的存在。其次，高Ct值表明病毒RNA浓度极低，低于检测的定量范围，阻碍了分子表征。第三，各成分的地理来源不可用。最后，分析的样品数量有限，该数据集内的未检出并不能证明所研究病毒在更广泛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中不存在。
研究结论：本研究评估了通过第三方配送平台获得并在食品链面向消费者的终点进行分析的多组分即食沙拉碗，从而捕获了制备和最后一公里配送后的最终产品。在16.7%的样品中观察到戊型肝炎病毒靶向RT-qPCR信号，而诺如病毒GI、诺如病毒GII、甲型肝炎病毒、人星状病毒和轮状病毒均未观察到RT-qPCR扩增。戊型肝炎病毒RT-qPCR状态与沙拉类型、采样期或所测理化特性之间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戊型肝炎病毒RT-qPCR信号可能存在于送达消费者的复杂即食餐中，同时也凸显了识别污染来源和解释多组分食品中低水平病毒RNA检测的公共卫生意义的挑战。该研究并非将最后一公里配送确定为污染来源，而是支持将新兴食品配送途径纳入食源性病毒监测，并强调需要更广泛的调查以更好地表征污染途径、病毒感染性和潜在消费者风险。该论文发表在《Viruses》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