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的艺术：分析师现场访问中的信息提取与银行风险决策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The art of asking: Information extraction in analyst site visits and bank risk taking

　　• 高质量的分析师现场访问显著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
• 文本分析表明，分析师的技能不仅仅体现在访问频率上。
• 通过信贷、运营和市场活动提取的信息推动了风险降低的效果。
• 资产负债表状况影响了这一机制，在高贷款额度和严格流动性限制的情况下，这种效果更加明显。

引言
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仅是微观层面的运营结果，也是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关键驱动因素（Allen和Gale，2000；Bischof等，2021；Yu，2025）。在中国这样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风险集中的银行业可能会放大跨机构传染效应，并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与非金融企业相比，银行杠杆率较高，且天生具有期限错配的特点，这加剧了它们的风险敞口的系统性溢出效应。

分析师现场访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渠道，使得资本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取信息并实施外部治理。与被动使用公开财务报告不同，现场访问允许分析师直接与银行管理层互动并进行实地核查，从而获得难以从公开信息披露中获得的软信息和私人信息，例如贷款质量、风险管理实践和表外活动（Wang等，2024；Godwin等，2026；Zhang等，2025）。先前的研究表明，分析师现场访问提供了超出公开信息披露的增量信息。Cheng等人（2016）发现进行现场访问的分析师发布的收益预测更为准确，而Cheng等人（2019）记录显示公司访问会影响股价，这表明此类访问向资本市场传递了估值信息。相关研究还表明，现场访问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减少了盈余管理，并加强了外部治理（Lu等，2018；Su等，2021）。然而，大多数这些研究将现场访问视为相对同质的信息事件。最近的研究开始认识到现场访问的异质性。Sheng和Montgomery（2023）区分了买方分析师和卖方分析师，而Tam和Tian（2023）表明现场访问的价值取决于沟通摩擦。更直接的是，Yezegel（2023）证明，提问技巧更强的分析师会提出更具探究性的问题，并获得更有信息量的管理回应。这些研究表明，分析师监控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访问企业，还取决于他们提问的内容以及他们提取信息的效果。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探讨了分析师对不同银行业务的关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不同影响。

银行业是一个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高风险行业（Stiglitz和Weiss，1981）。分析师的现场访问可以通过采访和实地考察等途径获取第一手信息，从而弥补公开财务披露的局限性，例如关于信贷审批程序、资产质量分类以及不良贷款拨备的信息。这一过程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性（Cheng等，2016），其治理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这一制度环境中尤为突出，因为分析师的研究成果是强制公开的。自2012年以来，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披露分析师访问记录。该监管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独特且高质量的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实证设计（包括固定效应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机制测试和调节分析）系统性地研究了分析师的现场调研如何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本文通过分析分析师在访问期间发布的披露内容构建了一个新的现场调研质量评估标准。与传统代理指标相比，该方法能够捕捉分析师与管理层互动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具体问题。这种方法具有多个优势：首先，它减少了假设所有现场访问在信息内容上均等所带来的测量误差；其次，它能够更直接地衡量分析师如何影响银行行为，因为分析师现场访问的文本特征可以与具体的银行业务（如信贷操作、流动性管理、市场运营和运营流程）联系起来；第三，由于中国要求强制公开分析师访问记录，本文使用了其他市场中不易获得的特殊高质量数据，从而提高了实证研究的可信度和详细程度。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引入基于复杂内容的分析师监控指标，为文献做出了有价值的补充，提供了关于信息中介如何影响银行风险的新见解。

主要研究结果表明：
1. 分析师对银行的现场访问质量显著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这种效果主要源于访问质量本身，而非访问次数。在机制分析中，这种监控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分析师的监控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限制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并通过降低贷款集中度提高了信贷分配效率。此外，分析师现场访问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存在差异，关注运营流程和市场相关的活动具有更显著的风险降低效果，而关注流动性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此外，分析师监控的效果还取决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在贷款占比高且现金持有量低的银行中，这种效果更为明显。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股票流通率较高的银行中，风险降低效果减弱。
2. 分析师对机构设置的访问风险降低效应存在很大异质性。具体而言，在从未受到监管处罚的银行以及不位于主要金融中心的银行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这表明分析师监督是对内部控制的补充，在信息披露标准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有效。

本文对文献做出了三项重要贡献：
1. 本文扩展了现有关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文献，将分析师现场访问视为外部治理的一个来源。尽管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治理和监管障碍上，但我们提供了关于基于市场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监控的新数据，表明分析师现场访问的质量是评估其效果的重要文本指标。与目前使用访问频率的文献不同，我们考虑了分析师互动的复杂性和信息内容，强调了提取信息的重要性而非监控强度。
2. 本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分析师监控机制的实例。通过分解不同银行业务中的信息提取，我们发现分析师关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不同业务维度上存在差异，其中运营流程和市场运营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据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在多元化银行系统中的产生和消耗方式。
3. 我们将分析师监控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在贷款敞口较大和流动性条件较差的银行中，分析师现场访问的效果最为显著，表明在存在风险集中或资金资源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外部监控更为有效。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2节讨论相关文献并提出假设。
第3节描述研究设计。
第4节呈现实证结果。
第5节报告进一步分析。
第6节进行总结。

**分析师现场访问**
关于分析师现场访问的文献遵循了一定的发展趋势，最初作为信息来源，随后成为外部治理工具，最近则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体现了研究方向的整体转变，即探讨现场访问与公司结果的相关性以及它们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最早的文献集中关注分析师现场访问的信息作用。

**样本和数据**
样本中的客户是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A股银行。数据来源于中国资本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其中包含分析师现场访问的相关信息及其文本披露内容。该数据库包含详细的公共投资者关系事件记录、分析师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问答记录及相关辅助材料。

**主要结果**
表3展示了基线结果。第（1）列中的指定模型考虑了银行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但没有其他控制变量。VisitQuality作为主要自变量，其系数为-0.0028，统计显著性值为5%，这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分析师访问意味着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较低。第（2）列添加了一组特定于银行的控制变量，包括规模（Size）和贷款与存款比率（LDR）。

**跨银行业务的信息提取**
为了进一步探讨分析师信息提取在不同银行业务中的差异，我们将分析师的关注点分解为不同的业务维度。这是因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并非在所有业务中均匀产生，而是集中在特定的运营领域，如信贷分配、流动性管理、市场暴露和内部运营。因此，分析师现场访问可能会产生异质性的治理效应。

**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分析师现场访问及其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使用了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集。通过文本分析和固定效应方法构建了一种新的分析师现场访问质量评估标准，提供了关于分析师现场访问质量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系统证据。我们的基准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分析师访问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降低有关。更重要的是，

**作者贡献声明**
Niu Yiran：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监督、软件开发、方法论、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
Yuan Keli：撰写——审阅与编辑、原始草稿撰写、可视化、软件开发、方法论、调查、数据整理、概念化。
Duan Yuejiao：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资金获取、概念化。

**作者声明**
我们对工作的构思或设计、数据获取、分析或解释都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所有对本文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士，包括提供写作协助但非作者的人员，均在致谢部分列出。我们承诺对工作的所有方面负责，确保与工作任何部分相关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资金支持**
我们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203115）和南开大学高级跨学科研究院的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