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融科技（FinTech）的快速扩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财务行为的基础，重塑了企业获取资本、处理信息以及与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互动的方式（Palmieri and Geretto, 2023; Pham, 2026; Qi, 2025; Tang et al., 2024）。通过数字平台、数据分析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金融科技已成为企业治理、透明度和风险管理的核心驱动力（Liu et al., 2025; Xu et al., 2025）。随着数字金融日益嵌入商业运营，它不仅改变了金融中介的效率，还改变了企业决策背后的激励机制和运作机制。这些变革重新定义了私人企业与公共监督之间的边界，使税收成为理解数字创新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关键领域（Chen et al., 2024）。
金融科技的采用重塑了规范合规与战略性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架构。数字化提高了报告的精确度，扩大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并促进了实时监控，从而增强了透明度和问责制（Agostino et al., 2022）。与此同时，技术复杂性的提升使企业能够设计复杂的跨境和算法架构，从而模糊利润来源并降低税负（Agrawal and Wildasin, 2020; Huang et al., 2020）。因此，金融科技既是治理增强的工具，也是战略性避税的潜在推手。其净效应取决于技术能力、制度执行力和监管适应能力之间的平衡（Bauer, 2016; Liu et al., 2025）。理解这一平衡如何演变，对于评估金融科技在塑造财政纪律和金融诚信方面的更广泛作用至关重要。
关于这一关系的实证证据仍然相互矛盾。一些研究认为，金融科技通过提高效率、缓解融资摩擦和强化治理机制，促进了合规并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Ding et al., 2024; Liu et al., 2021; Najaf et al., 2024）。另一些研究则指出，技术创新可能促进监管套利和激进税务规划，尤其是在监管滞后于创新的司法管辖区（Lai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2）。这些分歧性发现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税务行为的影响既是条件性的，也依赖于具体情境。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假设其影响是线性和均质的，忽视了金融科技的影响如何随着数字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制度的适应能力而演变。基于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考察了2011年至2021年间19个欧洲经济体上市公司中，国家级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发展与企业避税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欧洲为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税务行为提供了一个分析上非常丰富的背景。该地区在金融创新、制度质量和技术应用方面存在显著的跨国异质性，同时拥有协调一致的监管和会计框架，确保在财务和税务报告方面具有可比性（Albu et al., 2020; Clò et al., 2022）。在过去十年中，欧洲金融市场经历了加速的技术扩散和金融科技投资的急剧上升（图1），使该行业从一个边缘性的初创细分领域转变为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今影响着资本配置、信息流和风险管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透明度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整合，而新冠疫情时期进一步加速了数字采用和监管试验，企业和监管机构随之适应远程金融运营。诸如修订版支付服务指令（PSD2）和欧洲数字金融战略等政策举措，通过将创新激励与治理和透明目标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转型。这种制度多样性、技术成熟度与监管协调性的结合，使欧洲成为捕捉金融科技在促进合规方面的纪律约束作用以及其促进复杂税务策略的机会主义潜力的理想实证场景。
本研究对数字金融与企业税收文献做出了三项贡献。第一，本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的税收后果是非线性的，且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成熟度。以往研究通常将数字金融视为增强合规的透明化技术，或视为便利税务规划的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展示国家级金融科技发展初期通过更高的透明度、报告自动化、信息交换和验证能力与较低的企业避税相关，但随着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成熟，这一关联发生逆转，从而调和了这两种观点。因此，该证据将国家级金融科技发展重新定义为金融环境中具有双重财政后果的税收相关特征，而非一种统一增强合规的金融创新形式。
第二，本研究识别了这一税收权衡背后的信息架构。在内部报告层面，金融科技发展与基于应计的报告自由裁量权呈凹形关联。通过该渠道的间接效应与较低的避税程度相关，这与在数字可追溯环境中对自由裁量报告加强审查相一致。在外部信息层面，更强的外部信息环境扩大了可用于融资协调和税收相关决策的信息输入范围。通过该渠道的间接效应与较高的避税程度相关，这与信息丰富环境中更强的税务规划能力相一致。这种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数字金融可能既增强财政透明度，又扩展企业进行复杂税务规划的能力。
第三，本研究表明金融科技与税收之间的权衡受到企业激励、企业能力和外部约束的影响。战略性风险承担加速了向避税驱动阶段的转变，而创新能力则通过延长合规增强阶段、在较高金融科技成熟度水平下支撑更复杂的税务规划，从而延迟了向避税方向的转变。这一权衡在数字化准备程度较低和制度质量较弱的国家中更为显著，并在竞争力较弱的行业中更精确地识别出来。这些结果将分析从平均效应推进到揭示金融科技的税收后果取决于技术成熟度、企业行为与制度和市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层面。
本文余下部分的组织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相关文献。第3节介绍数据和方法。第4节讨论实证结果。第5节总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