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错配与出行障碍：一项针对特殊教育（SPED）学校学生的空间匹配案例对照研究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Spatial mismatch and mobility barriers: A spatially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of special education (SPED) school students

　　

摘要
在高密度城市结构中，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大城市里，集中的特殊教育资源与分散的居住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空间错配，对可达性构成了严峻的结构性限制。虽然交通可达性是融合教育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在此背景下影响残疾儿童排斥的机制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利用北京 491 名就读于特殊教育（SPED）学校的残疾儿童和 982 名空间匹配的同龄人的独特数据集，采用了多阶段空间倾向性评分匹配（S-PSM）和 Firth 惩罚多项逻辑回归（MNL）框架。我们识别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排斥机制。首先，不同学生群体的距离衰减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智力障碍学生在步行约 2 公里处经历明显的“移动性悬崖”，而听力障碍学生能够忍受更长的步行距离进行“生存性通勤”。第二，比较分析揭示了汽车使用的非线性“倒 U 型”模式，表明私人应对策略在高密度城市拥堵下将会崩溃。第三，“为教育租房”的家庭策略暴露了公共责任的私有化，家庭被迫将交通障碍转化为严重的住房负担。我们的发现表明，交通不可达性是社会排斥的核心机制，这表明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有效的干预必须解决根深蒂固的空间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交通需求。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涉及住房支持、专用学校交通和融合基础设施。

引言
日常流动和社会参与方面的障碍在残疾人群体中长期存在。在交通地理学领域，这些障碍越来越多地通过关于交通劣势、社会排斥和移动性正义的更广泛学术视角来理解，这些视角将可达性和参与机会与机会的空间分布、交通系统的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制度安排联系起来（Delbosc 和 Currie, 2011; Lucas, 2019; Lucas 和 Jones, 2012; Verlinghieri 和 Schwanen, 2020）。近期的聚焦残疾研究一致表明，交通障碍在不同背景和个体中体验不同，反映了可达性、支持以及交通系统对多样化流动需求响应方面的差异（Alimo 等，2024; Stafford 和 Tye, 2023; van Holstein 等，2022）。这些障碍对残疾儿童尤其具有深远影响，因为他们的教育参与深受日常上学旅程可达性的塑造（Mizunoya 等，2018; UNICEF, 2025）。然而，尽管全球估计有 2.4 亿残疾儿童（UNICEF, 2025），他们的上学通勤模式和出行方式选择行为仍知之甚少，且远未像典型发育儿童的上学旅行那样受到关注（Ross 和 Buliung, 2018）。当学校安置和交通安排无法满足这些儿童的需求时，家庭可能会面临更长的旅程和额外的交通相关责任，导致残疾儿童与其同龄人之间持续存在移动性差距（Buliung 等，2021; Ross 等，2020）。

这种移动性挑战在发展地区的主要城市中尤为严峻（Gwilliam, 2003; He 等，2022），北京就是一个关键案例。与通常拥有专用辅助交通系统和强制校车服务的发达城市不同（Fitzgerald 等，2000; Nakamura 和 Ooie, 2017; O'Neil 等，2018），发展地区的主要城市面临双重挑战：高密度城市结构以及专门社会福利资源分布不均。例如，在北京，全市仅有 19 所特殊教育（SPED）学校，造成了集中的教育资源与分散的居住区之间严重的空间错配。正如交通地理学文献中关于集中教育资源供给的研究所示，这种空间集聚会严重降低公共交通可达性，并加剧初始可达水平最低的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空间不平等（Moreno-Monroy 等，2018）。在缺乏充足设施支持的情况下，家庭往往被迫依赖私家车来解决移动困难。交通限制政策和严重拥堵使这些应对机制越来越不可持续（Zhang 等，2017）。

现有的上学旅行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儿童通勤行为决定因素的证据，如距离（Chica-Olmo 等，2018）、年龄（Dias 等，2022; Zhang 等，2017）、种族（Elias 和 Katoshevski-Cavari, 2014; McDonald, 2008）和家长参与（Ermagun 等，2015; McMillan, 2003），然而这些证据几乎完全来自典型发育人群。由于获取残疾儿童数据的挑战（Bilas, 2019），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有限。Ross 和 Buliung（2018）的系统综述发现，在 2900 多项关于主动上学旅行和 13,208 项关于儿童独立移动性的研究中，只有 3% 提到了残疾，且证据主要集中在北美和北欧。现有的有限研究大多基于高收入国家的小样本定性描述（Blaser 和 Ladner, 2020; Ross 等，2020），主要关注独立出行训练（Ross 和 Buliung, 2018）、上学旅行体验（Ross 等，2020）、移动性改善（Nakamura 和 Ooie, 2017）和可无障碍的学生交通服务（Buliung 等，2021）。此外，比较不同残疾相关支持背景下上学旅行行为的研究仍然稀缺，部分原因是交通模型往往将残疾表示为二元或同质类别（Comeau 等，2025; Park 等，2023）。残疾儿童与其典型发育同龄人之间的严格定量比较同样有限。因此，城市环境如何与儿童的多样化具身需求相互作用，产生差异化的旅行模式和移动性不平等，仍知之甚少。

当前的交通模型通常基于时间和成本优化的理性选择假设。然而，对于残疾儿童的家庭来说，移动性很少是一个偏好问题，而是对结构性排斥的受限适应。在交通地理学中，这与“交通劣势”的基础概念相一致，该概念将移动性约束和不可无障碍的交通环境视为社会排斥生产中的主动机制，而非背景条件（Bocarejo S. 和 Oviedo H., 2012; Church 等，2000; Preston 和 Rajé, 2007; Verlinghieri 和 Schwanen, 2020）。这产生了一种复合障碍，其中土地使用配置、距离阈值和交通支持不足与多样化的具身需求相互作用，加剧了移动性劣势（Guzman 等，2017; Mindell 等，2024; Pyrialakou 等，2016）。除了空间配置之外，制度安排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劣势。交通和城市规划研究已确定，残疾人在获取公共交通和必要服务方面面临普遍的物理、态度和基础设施障碍（Hall, 2019; Levine, 2024）。特别是在学校交通方面，这些障碍因默认满足典型发育儿童需求的规划框架而得到强化（Comeau 等，2025）。关键是，这些障碍并不统一：视力障碍儿童在导航严重依赖视觉标志和提示的交通环境方面面临更大挑战（Jenks, 2005），而智力障碍儿童往往需要不同级别的监督和行为支持（Falkmer 等，2014）。这些障碍迫使家庭承担大量的可达性工作（Ross 和 Buliung, 2019），例如导航不充足的停车位和协调复杂的接送时间表，从而产生巨大的照护负担（Ejiri 和 Matsuzawa, 2019）。因此，了解这些异质性机制如何差异性影响具有不同支持需求的儿童，是将学校交通规划从需求管理转向公平可达性的先决条件。

在残疾研究和教育社会学中，残疾越来越多地被概念化为通过结构制度、标签、权力关系和排斥性空间在社会、历史和空间上构建的，而不仅仅是身体损伤（Artiles 等，2016; Barnes, 2019; Goering, 2015; Oliver 和 Barnes, 2012; Powell 和 Pfahl, 2019）。特别是，批判性空间视角强调权力与制度安置如何通过物理隔离或将学生自我包容在专门环境中来构成残疾（Gabel 等，2013）。这种区分对交通地理学至关重要：它将焦点从将移动性障碍视为个人医疗问题转移开，转而将其框定为由不可无障碍的交通网络和城市环境产生的空间劣势。反映这一视角，越来越多的交通研究考察残疾人的旅行体验如何从个体需求与周围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Liu 等，2023; Neven 和 Ectors, 2023; Ryan 等，2023; Schm?cker 等，2008; Stafford 和 Tye, 2023; van Holstein 等，2022; Verlinghieri 和 Schwanen, 2020）。类似的关系视角也应用于残疾儿童，他们的日常体验同时受到具身条件和所遇到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的塑造（Connors 和 Stalker, 2007; Curran 和 Runswick-Cole, 2014）。为了定量捕捉这些动态，研究者面临认识论张力：虽然残疾地理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拒绝医疗化、僵化的分类，但群体层面的统计建模需要操作化不同的子群体以揭示系统性不平等（Chennat, 2019; Powell 和 Pfahl, 2019）。遵循交通地理学文献中近期发表的定量和经验方法（例如 Alimo 等，2024），我们将残疾分析细分为不同的群组并非对医疗模型的本体论认可，而是为了量化特定的具身变异如何在城市交通网络中遭遇不同的建成和结构障碍的方法论必要性（Park 等，2023）。

本研究聚焦于就读于北京特殊教育（SPED）学校的儿童。在中国的教育政策框架内，这些学校旨在为制度上被归类为视力、听力或智力障碍的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支持和专门资源（Zhang 和 Miao, 2022）。这种制度结构确立了家庭在特大城市范围内协调日常上学旅行的空间和行政基准。相比之下，许多肢体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他们的参与通过无障碍便利设施而非单独的教育供给得到支持。因此，学生根据对教育支持需求的制度评估被分配到不同的教育环境中。对特教学校的聚焦不应被视为对隔离式教育供给的认可。它反映了专门教育与融合教育之间的更广泛张力：专门供给可以集中专业知识和支持，但它也通过分类评估和教育安置来组织，而融合教育寻求变革主流教育环境，使支持不依赖于单独安置（Artiles 和 Kozleski, 2016; Powell 和 Pfahl, 2019）。本研究不试图解决这一教育辩论，而是将特教学校视为当前组织专门支持的制度环境，并考察这种供给在空间上集中时，如何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产生不均衡的上学旅行负担。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第五次北京综合交通调查中稀有微观数据集，为发展中特大城市特教学生的上学旅行行为提供首批严格比较分析之一。我们采用双阶段分析框架：首先，Firth 惩罚多项逻辑回归（MNL）模型刻画特教安置类别内部出行方式选择的异质性，解决此类分析中固有的小样本偏差；其次，采用病例对照设计（Schulz 和 Grimes, 2002）与空间倾向性评分匹配（S-PSM），量化在可比空间条件下相对于典型发育同龄人的系统性移动性差距。超越北京的具体案例，本研究在两个方面为关于残疾儿童上学旅行的新兴文献做出贡献。在方法上，它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小样本子群体分析框架，同时缓解了选择失衡和小样本偏差（Park 等，2023）。在概念上，它揭示了集中的特殊教育资源与分散的居住地之间的空间错配，如何迫使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家庭转向“为教育租房”等应对策略，当无障碍上学交通供给有限或缺失时（Shen 等，2023）。

基于此研究框架，我们设定三个目标：（1）量化特教学生与典型发育同龄人之间的结构性移动性差距，确定在什么距离阈值下出行方式差异最为明显。（2）刻画特教安置类别内部的异质性，考察不同的残疾相关支持需求如何与结构条件相互作用，产生差异化的出行方式结果。（3）揭示残疾身份如何与距离和住房产权相互作用，迫使家庭采取“为教育租房”（Gao 等，2025）等应对策略，这是一种有效私有化公共责任的现象。这些目标对于更广泛的关于残疾儿童教育获取和交通公平的辩论具有相关性，特别是在专门教育资源和无障碍上学交通提供不均衡的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 2 节描述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集和变量。第 3 节详细说明研究方法。

第4节呈现了关于SPED（特殊教育）学生内部异质性的研究结果，以及对SPED学生与其典型发展同龄人的比较分析。第5节讨论了在发展中特大城市促进交通公平的政策含义。最后，第6节对研究进行了总结。

片段：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北京综合交通调查期间开展的出行调查。这一全市范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市的六个核心区域，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19所小学（其中包含7所特殊教育学校）。调查共获得307,717条学生出行原始记录构成的庞大数据库。样本学校的地理分布见图1。

片段：研究框架
本研究分析框架如图4所示。我们采用双重分析框架，结合对残疾儿童的组内探索，以及与典型发展儿童的组间比较。分析1仅针对就读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考虑到部分SPED安置组样本较为罕见，本研究采用Firth惩罚化MNL（多元Logit）模型，以考察出行方式选择中的异质性，同时缓解小样本偏差。

分析2

残疾人学生出行方式选择的决定因素
如表2所示，Firth惩罚化MNL模型展现出稳健的拟合效果（McFadden R2 = 0.454），识别出安置类型、出行距离、护送安排和住房性质为与出行方式选择相关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处理罕见事件数据中的分离问题（例如特定残疾亚组），我们采用了Firth惩罚化方法。因此，我们以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为首要依据，来判断影响的方向。

片段：移动性不平等的结构性机制
北京残疾儿童所面临的出行劣势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发挥作用：与残疾相关的空间门槛、非线性的汽车依赖，以及受限的居住适应。这些机制反映的不是儿童能做到或不能做到什么，而是特殊教育体系的集中化布局如何在空间上和不同家庭之间不平等地分配出行负担。以下将逐一考察各机制，并置于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定位。

片段：结论
本研究为发展中特大城市残疾儿童上学出行问题提供了首批严谨的量化分析之一，表明其出行负担并非仅源于残疾本身，而是源于残疾与特殊教育和交通设施空间组织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结合用于内部异质性分析的Firth惩罚化模型与用于组间比较的S-PSM（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分析框架，我们识别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

片段：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Wang Zijun：撰写——初稿、软件、方法论。Ma Lu：撰写——初稿、指导、概念化。Wu Dawei：撰写——初稿、数据整理。Hu Zijin：撰写——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Eboli Laura：撰写——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Mazzulla Gabriella：撰写——审阅与编辑、指导。Yan Xuedong：指导、项目管理、资金获取。

片段：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论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288101）支持。我们深深感谢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拨冗参与并通过此次调查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贡献是本研究的基础，对于推进健康公平至关重要。我们同时感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供第五次北京综合交通调查的数据。

Wang Zijun | Ma Lu | Wu Dawei | Hu Zijin | Eboli Laura | Mazzulla Gabriella | Yan Xuedong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中国北京 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