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M-B框架理解新加坡犬主人的照顾行为以促进犬只福利

《Animal Welfare》：Understanding Singaporean dog owners’ caregiving behaviour towards enhancing dog welfare using the COM-B framework

　　

照顾行为在伴侣动物福利中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人类行为改变（Human Behaviour Change, HBC）中的能力、机会、动机与行为（Capability, Opportunity, Motivation and Behaviour, COM-B）模型，探讨了能力（Capability）、机会（Opportunity）和动机（Motivation）对犬主人参与福利提升实践的影响。在一项在线调查中，240名自我选择的新加坡犬主人使用五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其20项照顾实践的参与程度进行评分，并针对其在犬只照顾方面的能力、机会和动机回应了31项陈述。对实践的回答汇总为每名受访者的相对福利得分（Welfare Score），得分越高表示参与程度越高。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提取代表受访者能力、机会和动机的第一主成分（PC₁）得分。为研究照顾实践参与与其行为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进行了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sed Linear Model, GLM）分析，以福利得分为响应变量，以能力、机会和动机的PC₁得分为预测变量。三个COM-B成分均成为福利得分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其中机会的效应量最大，其次为能力和动机。描述性分析表明，受访者的照顾实践参与程度中等，同时具有较高的能力、一般的机会和较强的动机。作为首个在新加坡将HBC应用于犬只福利的研究，本研究强调了能力、机会和动机在塑造照顾行为中的集体重要性，并提示基于行为改变轮（Behaviour Change Wheel）的干预措施和政策应针对所有三个成分，尤其是机会，以有效促进犬只福利。

动物福利不仅涵盖营养、环境、健康等基础条件，还包括动物的主观情感体验。五域模型（Five Domains model）指出，行为互动（第四域）对动物情感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而人类照顾行为是关键决定因素。新加坡养犬数量近年增长约30%，但城市高密度、有限空间和长时间工作等条件可能制约犬主人实施福利提升行为。目前新加坡关于犬福利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类健康收益，对照顾行为决定因素的探讨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引入人类行为改变（HBC）科学中的COM-B模型，以理解新加坡犬主人的照顾行为，为干预设计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招募了240名自我选择的新加坡犬主人。问卷包含20项照顾实践陈述和31项关于能力、机会和动机的陈述，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照顾实践回答经反向编码后加总为福利得分（Welfare Score），分数越高代表福利提升行为参与度越高。分别对能力、机会和动机陈述进行主成分分析（PCA），提取第一主成分（PC₁）分数作为各成分的综合指标。随后以福利得分为响应变量，三个PC₁分数为预测变量，拟合包含两两交互项的广义线性模型（GLM）。结果显示，能力、机会和动机均显著正向预测福利得分，其中机会的效应量最大（partial η²=0.040），其次为能力（0.024）和动机（0.028）。描述性分析表明，受访者照顾行为参与度中等，自我报告的能力较高、机会一般、动机很强。该研究是新加坡首个将HBC应用于犬福利的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行为改变轮（BCW）的干预和政策应同时针对三个成分，尤其应优先提升机会。论文发表于《Animal Welfare》。

本研究使用Microsoft Forms?创建在线问卷，通过Facebook上的七个养犬群组及滚雪球抽样招募新加坡犬主人，共获得240份有效回复。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照顾实践和COM-B自评三部分，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研究人员使用SPSS?计算Cronbach's alpha评估内部一致性；使用Minitab?对能力、机会和动机陈述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第一主成分；再使用Minitab?的回归功能拟合一般线性模型，并检查残差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样本以女性（77.1%）、高学历（78%）、居住在高楼公寓（80.8%）、养犬经验超过5年（60.9%）的人群为主。

结果部分：

- 人口统计学信息：通过频数和比例分析显示，受访者多集中于26-35岁（45%）和36-60岁（41.7%），女性占比高，女性和高学历者相对全国人口偏高。
- 福利得分：福利得分范围45-96（可能范围20-100），中位数71，第一、第三四分位数为66和77，显示中等程度的福利提升行为参与。
- 李克特量表反应：照顾实践评分中，最高分5占33%，其次4占27%；自报能力评分为4和5分别占43%和39%；机会评分以4和3为主（41%和22%）；动机评分5占52%。
- 信度分析：福利得分20项的Cronbach's α=0.70，处于边缘可接受水平；能力、机会、动机项集的α分别为0.77、0.71、0.72，显示内部一致性可接受。
- 主成分分析：能力、机会、动机PC₁的特征值分别为3.28、3.23、4.32，均大于1，方差解释率分别为36.5%、32.3%、36%，说明PC₁能较好代表各成分。
- 主要分析：GLM整体显著（F_6,233=19.62，调整R²=31.86%，P<0.001）。能力、机会、动机的系数分别为0.971、1.072、0.876，均显著；所有两两交互项均不显著。
- PC₁载荷：载荷分析显示，能力成分中5条陈述载荷超过0.30（2条心理能力、3条身体能力）；动机成分中4条陈述超过阈值（1条自动动机、3条反思性动机）；机会成分中，身体机会相关陈述对机会成分的贡献更为突出，提示物理资源对感知机会的主导作用。

本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如猫限制饲养和农民减少抗生素使用的研究均发现COM-B三成分共同预测福利导向行为。但一项印尼研究发现情感依恋不能显著预测宠物福利，可能因为其采用五自由框架评估福利，与本研究使用的第四域不同。研究人员认为，机会效应最大可能反映新加坡特有的环境约束，如工作时间长、居住空间小、牵绳法律规定等，这些因素限制了犬主人将能力和动机转化为实际福利行为。目前新加坡的犬福利促进工作以教育为主，但教育仅针对能力，不足以改变行为。建议结合环境重建、立法和激励等干预功能，并运用BCW系统设计干预方案，通过APEASE标准进行评估。

总之，本研究表明，新加坡犬主人的能力、机会和动机显著正向预测其参与犬福利提升行为。机会的效应量最大，这突显了其作为干预主要靶点的潜力，同时由于三个COM-B成分均显著，仍需采取综合干预路径。本研究还为新加坡犬主人的照顾行为提供了基线认识，其特征为福利提升实践参与中等、能力高、机会一般、动机强。作为HBC在新加坡促进犬福利的首次应用，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福利评估量表和深入探讨犬照顾行为决定因素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发现，未来研究可指导循证干预设计和政策制定，以在国家层面加强犬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