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旅游悖论：Z世代的应对策略及其对目的地管理的启示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Navigating travel paradoxes: Gen Z coping respon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stination management

　　

• 识别出Z世代学生旅行者感知到的四种持续性悖论式紧张关系。
• 区分整合型、优先型、回避型和外部归责型应对策略。
• 表明应对方式可能使持续性旅游紧张关系得到稳定、倾斜或转移。
• 将2022年旅游业复苏视为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条件，而非悖论的根源。
• 将旅行者的悖论管理问题与目的地治理及共同责任联系起来。

1. 引言

悖论在旅游研究中尤为相关，因为旅行通常将那些既令人向往又难以兼顾的目标与后果联系在一起（Sigala, 2020）。2022年旅游业的中断与重启使许多此类紧张关系显得尤为突出，但并非由此时所创造。环境责任、居民福祉、商业可行性、行动自由与出行克制，始终是超越新冠疫情危机之外的持久关切。因此，我们将旅游业复苏初期视为一种加剧了既有矛盾的外部条件，并提供了可揭示的实证情境，用以考察旅行者的悖论（Milano & Koens, 2022; Sigala, 2020）。

悖论比单纯的权衡取舍、两难困境、冲突或同时产生正负结果的情境更为具体。悖论理论将悖论定义为涉及相互矛盾却又彼此依存、持续存在且无法通过选择一方而永久消除的对立两极（M. W. Lewis, 2000; Schad & Bansal, 2018; W. Smith and Lewis, 2011）。权衡取舍通常可以通过接受更多的某一结果和较少的另一结果来实现优化；两难困境通常被描述为在多种替代方案中做出艰难选择；而冲突可能涉及对立关系，但未必具备悖论所要求的持久依存性。因此，经验问题的核心并非旅游业是否同时带来利益与损害，而是旅行者是否感知到对立两极之间存在相互关联、难以舍弃，并且在试图管理它们之后仍然反复出现。

当个体认识到此类持续紧张关系时，可能会采取认知或行为层面的应对方式（Luscher & Lewis, 2008; M. Lewis and Smith, 2022）。重要的是，应对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应对方式可能试图平衡两极、暂时优先考虑其中一极、回避或接受矛盾的存在，或将责任外部归责于其他行动者。这一区分在旅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往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对情境压力、服务失误、旅行恐惧或中断事件的应对，而非针对因两极依然相关而反复出现的悖论式紧张关系的应对（Jin et al., 2016; Li et al., 2021; Jordan & Prayay, 2022; Zheng et al., 2021; Zhu et al., 2020）。

第一个研究空白涉及分析层面：个体旅行者。悖论研究主要是在组织情境中发展起来的（Schad & Bansal, 2018; P. Smith and Beretta, 2021），而旅游研究则往往关注目的地层面或行业层面的矛盾，例如过度旅游与旅游不足（Milano & Koens, 2022）。然而，旅行者本人在追求个人满足感的同时意识到环境代价、在支持依赖旅游业社区的同时加剧拥挤、以及在欢迎商业复苏的同时感受到承载力压力时，也会面对持久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并非疫情所独有，2022年重新开放的情境使它们变得更加突出，因而更具可观察性。

第二个研究空白涉及应对的性质。旅游研究已考察了人们对服务失误、休闲旅行压力、出行延迟、黑暗旅游体验以及疫情相关恐惧等压力源的应对（Jordan & Prayay, 2022; Su et al., 2023; Zheng et al., 2021; Zhu et al., 2020）。但关于当根本问题无法被永久解决——因为对立两极依然相互依存——时，旅行者如何回应，目前所知甚少。因此，悖论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用以区分平衡紧张关系、暂时优先考虑某极、回避或转移责任的回应方式。

第三个研究空白涉及年轻成人Z世代旅行者如何感知与应对这些紧张关系。本研究聚焦于Z世代学生旅行者，并非假设悖论为该世代所独有，而是因为该群体提供了一个具有理论相关性的情境：其成员在疫情期间成年，经历了疫情干扰、环境与社会议题的激烈讨论以及高强度的数字互联（Mandal et al., 2024）。这些条件可能使围绕行动自由、责任、社区影响与消费的各种相互竞争的期待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在没有直接的代际比较的情况下，本研究识别的是Z世代学生旅行者中的悖论，而非确立所谓独特的Z世代悖论。

这一个体旅行者视角对目的地管理同样重要。持续性紧张关系并非仅由旅行者自行管理：目的地机构、旅游企业、平台、居民和政府共同塑造了可供游客选择的空间，以及旅游利益的分配与成本的分摊。理解旅行者如何评估和回应悖论式紧张关系，有助于制定治理机制，使低影响行为变得可行，保护社区宜居性，管理旅游承载力，并更明确地分配责任。

2022年旅游业复苏初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实证情境。参与的年轻成人Z世代学生旅行者刚刚经历了严格的行动限制，又在需求迅速恢复期间出行。这一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情境可能加剧了他们对出行渴望、环境后果、社区对旅游的依赖、商业复苏和承载力约束的感知。本研究利用这一情境来揭示更为持久的旅行者悖论，而非声称这些悖论起源于新冠疫情或仅限于疫情之后。

据此，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RQ1. 年轻成人Z世代学生旅行者感知到哪些持续性旅游悖论式紧张关系？RQ2. 他们如何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管理和导航这些紧张关系？本研究采用两阶段质性研究设计，以在线开放式文本作答。研究A用于引出旅行者感知到的悖论式紧张关系，研究B则用于进一步阐述和跨情境检验与这些紧张关系相关的应对方式。数据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其中持续比较法作为分析过程中的迭代编码技术。

研究发现识别出四种旅行者感知到的悖论式紧张关系：个人旅行满足感与环境责任之间的张力，社区经济利益与社区宜居性之间的张力，商业复苏与服务承载力压力之间的张力，以及最大化出行与克制出行之间的张力。研究还揭示了跨越这些紧张关系的四种广泛应对类型：整合型或平衡型回应、优先型回应、回避或接受型回应，以及外部归责或转移型回应。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通过区分持续性相互依存紧张关系与一般权衡取舍或混合结果，细化了悖论理论在旅行者体验中的应用。第二，它表明应对方式未必能解决悖论，而可能暂时稳定它、偏向某一极、再现紧张关系或将责任转移。第三，它通过说明为何责任不能仅归咎于个别游客，将个体旅行者的悖论导航问题与目的地治理联系起来。Z世代学生样本为这些贡献提供了一个具有理论启示意义的情境，而潜在的分析框架也可能适用于其他旅行者群体以及激活类似紧张关系的其他外部变革。

2. 文献回顾

2.1 个体层面的悖论概述

悖论理论的核心是相互矛盾却又彼此依存、共存并持续存在的要素（M. W. Lewis, 2000; Schad & Bansal, 2018; W. Smith and Lewis, 2011）。持续性和相互依存性是关键的。并非因为某项活动同时产生了正面和负面后果就构成悖论。悖论的两极保持连接，双方均具有合法性，任何一方都无法在不破坏整体现象的情况下被完全放弃，且试图偏向一方的尝试往往会重新激活另一极。这将悖论区别于可通过优化实现的权衡取舍、可通过选择替代方案来解决的两难困境，以及未必涉及持久相互依存关系的冲突。在个体层面，认识到这种持续性可能带来紧张感，同时也促使个体努力导航而非消除矛盾（M. Lewis and Smith, 2022）。

中断时期可能使潜在的悖论尤为突出。在新冠疫情中，围绕经济活动与安全、隐私与透明、行动自由与出行克制等矛盾需求变得高度可见（Keller et al., 2021）。因此，我们将疫情及2022年重新开放阶段视为使某些紧张关系得以放大或强化的条件：它们放大了本在常规旅游情境下也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这一框架避免了将持久的环境、社区、商业和行动自由等紧张关系单纯归因于某一特定历史事件。

2.2 对悖论式紧张关系的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指管理高压情境的认知或行为方式（Luscher & Lewis, 2008; Shaw et al., 2013）。然而，在悖论情境中，应对不应等同于永久解决。由于两极依然相关，个体可能寻求整合性平衡、暂时优先考虑其中一极、回避或接受矛盾，或将责任转移给其他行动者。这些应对方式可能容纳或暂时稳定紧张关系，但也可能复制或转移紧张关系（M. Lewis and Smith, 2022; Mick & Fournier, 1998）。图1概述了悖论式紧张关系与应对方式之间的概念关系。

（图1：悖论式紧张关系与应对方式之间的概念关系。）

2.3 旅游研究中的悖论与应对方式

新冠疫情之前，旅游业中就已存在悖论式紧张关系，例如冒险旅游中的刺激与风险（Buckley, 2012）、资源利用与保护（Williams & Ponsford, 2009）、信息与通信技术投资（Sigala et al., 2004），以及游客安全感知中的风险与恐惧（Mawby, 2000）。这些例子表明，悖论并非疫情所特有的现象。

然而，疫情及其后的重新开放确实创造了使旅游矛盾异常凸显的条件。已有研究记录了围绕旅游过度与克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疫情威胁下国内旅行的变化（Gyimóthy et al., 2022; Milano & Koens, 2022; Sigala, 2020）。在本研究中，这些文献用于为2022年复苏情境提供背景，而非暗示所有旅行者悖论都始于新冠疫情。

旅游研究中关于应对的探讨通常聚焦于对可识别压力源的回应，而非持续性悖论式紧张关系。相关例子包括应对旅游开发压力、旅行延迟或中断、黑暗旅游体验以及休闲旅行压力（Jordan, 2015; Jordan & Prayay, 2022; Li et al., 2021; Zhu et al., 2020）。这些研究确立了应对在旅游中的相关性，但对当紧张关系反复出现且两极无法简单去除时，旅行者如何回应，仍留有余地。

疫情期间的研究同样考察了人们对不确定性、旅行禁令、恐惧及创伤后体验的应对。幽默、自我保护、规划以及情绪或问题聚焦回应等方式帮助旅行者管理疫情相关压力（Lenggogeni et al., 2022; Zheng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3）。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危机应对很重要，但危机应对与导航一个悖论——其相互依存的两极在危机消退后依然存在——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更广泛地说，旅游应对研究涉及服务失误、行动自由、黑暗旅游和休闲旅行等领域（Jordan & Prayay, 2022; Kim et al., 2021; Su et al., 2023; Zhu et al., 2020）。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分析焦点从离散的压力源转向旅行者感知到的悖论式紧张关系。

这一转向也要求关注应对的结果。某种回应方式可能减少不适感，却并未消除矛盾本身。例如，一名旅行者可能选择低影响交通工具但继续出行，可能在意识到环境关切的同时优先考虑出行，可能接受矛盾不可避免，或可能主张政府和企业应承担更大责任。这些回应方式在理论上有所不同，即使它们都在个人层面减轻了即时紧张感。

据此，本研究考察了年轻成人Z世代学生旅行者在2022年复苏情境中如何感知持续性旅游悖论，以及他们如何尝试导航这些紧张关系。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旅行者是否永久解决了这些紧张关系，而在于他们如何平衡、优先、回避、外部归责或以其他方式容纳这些紧张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两阶段质性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质性研究设计，考察旅行者感知到的悖论式紧张关系及与之相关的应对方式。该设计属于解释性而非纵向性：研究A和研究B涉及不同参与者、不同国家背景和不同问题设置。因此，两个阶段并不提供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证据。研究A旨在引出悖论式紧张关系，研究B旨在阐述和跨情境检验与这些紧张关系相关的应对模式。

两个阶段均采用目的性抽样。参与者需筛选其是否在旅游业复苏初期出行。研究A于2022年8月完成，招募了98名挪威Z世代学生旅行者，其中95人提供了可用的完整回答。研究B于2022年10月完成，招募了48名来自美国和英国的Z世代学生旅行者，其中46人提供了可用的完整回答。研究A参与者平均年龄约为22岁，研究B参与者平均年龄约为23岁。研究A中女性占62%，研究B中女性占56%。

因此，这些样本最好被描述为年轻成人Z世代学生旅行者，而非Z世代整体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各阶段的研究起到了互补作用。研究A采用开放式问题，以获取参与者在2022年复苏期内旅行时感知和经历的持续性矛盾张力。研究B将研究A所归纳的类别作为敏感性提示，要求另一组参与者对这些张力进行反思，并描述旅行者可能如何应对、为何采用特定应对方式以及是否认为这些应对方式是有用的。因此，研究B被视为第二阶段的阐述与跨语境解释性验证，而非传统的成员检验，也并非时间或国家文化变化的证据。

本研究与Meenakshi等人（2024）的研究相关，两者均源于一项更广泛的、考察COVID-19疫情之后旅行的研究计划。Meenakshi等人（2024）的研究考察了旅行者的报复性旅游动机以及应对疫情相关困境的策略，通过2022年7月至8月开展的三个定性研究阶段（分别涉及50、47和39名参与者）进行。本研究则报告了不同的数据收集阶段：研究A涉及95名挪威Z世代学生旅行者，专门致力于获取旅行者感知的悖论性张力；而研究B涉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48名Z世代学生旅行者（46组有效回复），进一步阐述了旅行者应对这些张力的方式。因此，这些研究共享更广泛的旅游复苏语境、使用在线开放式论文的方法，以及在疫情后旅行体验和应对方面的一些一般探究领域。然而，它们的研究问题、实质重点、数据收集阶段和分析结果各不相同。Meenakshi等人（2024）将应对疫情相关困境的概念化为脱离、投入成长、寻求力量以及希望与谨慎乐观，而本研究则考察了持续的悖论性张力，并区分了整合性、优先级、回避性和外化性对这些张力的应对方式。本研究的研究B是基于研究A产生的悖论类别开发的，而非基于Meenakshi等人（2024）报告的编码结构。因此，尽管两项研究属于一个相关的更广泛研究计划，并不可避免地共享某些语境和方法特征，本手稿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贡献关注的是一个不同的研究问题：旅行者如何识别和应对旅游业中持久的悖论性张力。

### 3.2 定性数据中的参与者声音

定性研究可以通过访谈、焦点小组或远程书面方法收集参与者的叙述。我们使用在线开放式论文，因为这种方法允许参与者在自己的时间内回应，提供详细的叙述，并描述具体的旅行经历，而不受预定义响应量表的限制。书面格式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可以减少数据收集期间的人际压力。

为了鼓励详细的回复，提示词明确规定了所需信息，并要求参与者描述2022年复苏期内旅行经历中的具体事件。随后对回复进行筛选，以检查完整性和实质性细节。研究A招募的98名参与者中，95组回复被保留用于分析。研究B招募的48名参与者中，46组被保留。招募与参与分析之间的区别在整个手稿中始终得到保持。

样本充分性是通过材料的丰富性和重复性来评估的，而不仅仅是样本大小。随着分析的进展，后续的回复越来越多地重复既有的类别，同时仍提供了额外的例子和细微差别。因此，保留的回复为两个阶段的解释性目标提供了足够的主题覆盖。

在两个阶段中，数据均通过在线开放式论文收集，这也是相关定性旅行研究（Meenakshi等人，2024）中使用的方法。这种格式使参与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回答，并提供基于生活经验的叙述。由于研究B使用了不同的参与者群体，其作用不是作为传统成员检验来确认研究A的编码；相反，它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语境，以便对解释性类别和应对方式加以阐述和评估。

所收集的数据在允许从具体叙述归纳出更抽象类别的同时，保留了参与者的声音。同时，研究结果应被解释为抽样情境中年轻成人Z世代学生旅行者的叙述，而非关于所有Z世代成员或所有旅行者的主张。

定性研究中无法完全消除社会赞许性偏差，但采取了多项预防措施以降低其影响（Bergen & Labonté, 2020）。我们审查了每位参与者的回复是否内部一致，采用匿名在线书面回复而非面对面互动，并比较了两个独立参与者群体之间的模式。跨语境比较作为稳健性辅助手段使用；我们并未根据挪威、英国和美国样本之间的差异推断文化效应。

### 3.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过程如图2所示。我们采用主题分析作为总体分析方法。首先，研究人员熟悉书面回复，并进行逐行初始编码，使第一级编码贴近参与者语言（Al-Adwan & Sammour, 2021）。其次，将初始编码在不同问题和参与者之间进行比较，并归入第二级类别。第三，将相关类别组织为总体主题，代表持续性悖论性张力及宽泛的应对类型。持续比较（Coghlan & Filo, 2013; Glaser, 1965）作为主题分析中的一种迭代编码技术使用，而非独立的方法学路径。本文稿中始终一致地使用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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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据分析步骤。

多项程序支持分析的可信度。两位作者独立对材料进行编码，并讨论差异，直至达成共识；第三位作者对照原始回复核查所形成的类别（Al-Adwan & Sammour, 2021）。随后，研究B作为第二阶段的阐述与跨语境解释性验证发挥作用：未参与研究A的参与者对研究A的张力进行反思，并描述相应的应对方式。由于两个阶段的参与者不同，我们不将其描述为成员检验。最后，持续比较被迭代用于检验新兴类别在不同回复中是否保持一致，并将解释与相关的旅游和悖论文献联系起来（Coghlan & Filo, 2013; Strauss & Corbin, 1998）。

## 4. 发现

分析按顺序解决了两个研究问题。研究A识别出四种旅行者感知的悖论性张力，研究B则阐述了旅行者可能应对这些张力的方式。研究结果基于2022年旅游复苏期的经历，但这些悖论被解释为持续性张力，其相关性超越了该历史语境。

### 4.1 旅行者感知的悖论性张力

四种张力符合悖论的概念标准，因为参与者描述了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难以放弃、且在管理尝试中反复出现的对立两极（图3）：个人旅行满足与环境保护责任；社区经济利益与社区宜居性；业务复苏与服务能力压力；以及旅行最大化与旅行克制。因此，我们将这些类别称为旅行者感知的悖论性张力，而非将每一个正负旅游结果都视为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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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旅行者感知的持续性悖论性张力。

### 4.1.1 个人旅行满足与环境保护责任

参与者描述了在经历长期限制后强烈的旅行渴望，同时认识到出行的环境影响。2022年复苏语境加剧了这一张力，因为旅行代表着重拾自由和弥补错过的机会，但增加的流动性也使环境成本更加突出。这一张力之所以是悖论性的，是因为个人满足与环境保护责任在同时期都是合理的：参与者不希望放弃旅行，但也不认为环境关切无关紧要。

#### 4.1.1.1 个人旅行满足

COVID-19早期阶段的限制造成了强烈的旅行渴望，一旦出行恢复，参与者渴望旅行。参与者将旅行描述为弥补错过经历、重新连接有价值活动以及补偿丧失机会的方式。在此情境下，旅行满足具有异常强烈的个人意义。

#### 4.1.1.2 环境保护责任

与此同时，参与者认识到增加的飞行和其他旅行活动可能产生环境损害。他们将封锁期间相对减少的旅行与随后出行恢复所带来的环境后果进行了对比。因此，即使参与者选择旅行，环境关切仍然活跃。

#### 4.1.1.3 持续相互依存

这一矛盾并非仅仅是旅行与保护之间的一次性选择。参与者将旅行视为重要的满足来源，同时将环境管理视为持续的责任。选择旅行并不能消除环境关切，而环境关切也不消除旅行渴望。因此，这一张力持续存在，并常常以负罪感、合理化、适度或减少影响的尝试重新出现。

因此，第一个类别是个人旅行满足与环境保护责任之间旅行者感知的悖论。复苏语境加剧了两极的显著性，但底层张力在旅行者同时重视流动性和环境保护时都可能重现。

### 4.1.2 社区经济利益与社区宜居性

参与者还感知到一种持续的张力，即支持旅游业依赖型社区与保护这些社区日常生活质量之间的矛盾。旅游消费可以维持生计和当地企业，而大量游客和无礼行为则会干扰居民生活。这两极相互依存，因为目的地往往需要旅游收入，同时也需要保持宜居性以维持使旅游成为可能的社区。

#### 4.1.2.1 社区经济利益

2022年复苏语境加剧了参与者对许多目的地社区因游客消费崩溃而遭受损失的认识。因此，参与者将旅行描述为支持当地收入、就业和依赖旅游的企业的方式。

#### 4.1.2.2 社区宜居性

参与者同时观察到热门目的地出现游客拥挤、醉酒行为、乱扔垃圾以及其他干扰。这些影响被描述为对居民安宁、日常作息和使用公共空间能力的威胁。

#### 4.1.2.3 持续相互依存

悖论在于两种需求的持续存在。旅游可以支持社区生计，但产生这些利益的游客活动在游客量或行为超出当地容量时会损害社区宜居性。消除旅游将牺牲经济利益，而无限制地追求游客量则会侵蚀居民福利和目的地本身的吸引力。因此，这一张力无法简化为简单的正负结果列表。

### 4.1.3 业务复苏与服务能力压力

第三种张力涉及旅游企业。参与者欢迎在疫情期间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需求复苏，但同样的需求激增对人员、基础设施、排队、价格和服务质量施加了压力。业务复苏和产能压力因此被视为相互依存的两极：企业需要客户以复苏，但快速的需求增长可能超过有效服务客户所需的运营能力。

#### 4.1.3.1 业务复苏

参与者将就业和收入的回归描述为旅游复苏的积极信号。他们注意到，在出行限制造成的中断后，酒店、航空公司和其他旅游企业再次服务客户并产生收入。

#### 4.1.3.2 服务能力压力

需求的回归也造成了拥挤、长队、员工压力、价格上涨和服务体验下降。因此，参与者认识到需求复苏可以既支持企业生存，又暴露能力不足。

#### 4.1.3.3 持续相互依存

这一张力持续存在，因为旅游企业需要需求以实现财务复苏，而可持续复苏也需要足够的人员、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优先考虑数量而忽视能力会损害客户满意度和员工状况，但过度限制需求又会削弱企业生存能力。因此，这一悖论最好被表述为业务复苏与服务能力压力，而非笼统的"收益与问题"。

### 4.1.4 旅行最大化与旅行克制

第四种张力涉及在希望最大化旅行机会的同时认识到克制理由之间的矛盾。参与者描述了在限制解除后的感激之情、更强的活在当下愿望以及对新体验的渴望，但也认识到过度旅行可能导致拥堵、环境损害、成本增加和体验质量下降。

#### 4.1.4.1 旅行最大化

复苏期促使人们产生弥补失去时间的心理。参与者强调感激、活在当下，以及抓住机会体验新目的地和文化。对一些人而言，这产生了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旅行的强烈冲动。

#### 4.1.4.2 旅行克制

与此同时，参与者也承认需要适度旅行的理由，包括环境影响、拥堵、社区干扰、费用以及体验质量下降。因此，克制不仅仅是负面反应；它是一种竞争但合理的旅行价值观。

#### 4.1.4.3

持久相互依存

参与者捕捉到了这种矛盾：既想“兼得”，又需“放缓”。最大化体验的愿望并没有抹去对后果的认知，而对后果的认知也不一定能消除对广泛旅行的渴望。因此，即使参与者暂时选择了适度或继续旅行，这种张力仍然保持活跃状态。在这四个类别中，定义特征是持久性：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放弃而不牺牲参与者认为合理的东西。因此，研究 B 重点在于旅行者如何管理、适应、优先处理、避免或转移这些张力，而不是如何永久解决它们。

4.2. Z 世代学生旅行者的应对反应类型学

研究 B 揭示，对悖论张力的反应可以归纳为四种广泛类型，这些类型跨越了图 3 所示的实质领域：整合性或平衡反应、优先化反应、回避或顺从反应，以及外部化或委托反应（图 4）。这些类别描述了应对张力的方式；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旅行者细分市场，也不意味着永久解决。

图 4. 旅行者对持续悖论张力的反应类型学。

4.2.1. 整合性或平衡反应

整合性或平衡反应试图尊重张力的两极。在环境领域，参与者提出了低影响交通、减少旅行频率，并通过在其他方面的环境负责行为来补偿旅行带来的伤害。这些策略保留了旅行作为有价值活动，同时寻求减少其环境成本。

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平衡。参与者描述了在目的地社区表现尊重、为其他游客树立榜样、优化而非最大化旅行以及行使适度。对于业务相关张力，诸如更好的规划、劳动力管理和产能扩张等建议试图保留需求的好处，同时减少服务压力。

此类反应可以通过使两极在实际中更加兼容来暂时稳定悖论。它们并没有消除潜在的矛盾：低影响旅行仍有影响，适度旅行仍涉及消费和移动，而产能扩张本身也可能产生新成本。其理论意义在于适应而非最终解决。

4.2.2. 优先化反应

优先化反应暂时赋予了一极特权。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参与者将个人旅行需求置于环境关切之上时，特别是在经历长期限制之后。环境意识仍然存在，但个人满足或福祉被视为当前决策中更重要的因素。

因此，优先化不同于否认。旅行者可以承认竞争的一极，同时选择在此刻不采取行动。由于被从属的关切仍然合理，这种张力可能会在后续决策中重演，而不是消失。

这种模式也有助于解释旅行最大化张力：一些参与者明知故犯，偏向于广泛旅行而非克制。此类选择暂时解决了行动问题，但并未从概念上解决悖论。

4.2.3. 回避或顺从反应

回避或顺从反应减少了对张力本身的参与。一些参与者“放弃”了对环境的关切，因为他们认为旅行造成的损害不可避免，或者相信个人行为影响甚微。因此，这种反应并非两极的成功整合，而是接受矛盾将持续存在。

当参与者将不同的旅行偏好视为自然现象，或认为某些业务能力问题最终会解决的暂时性问题时，也出现了类似形式的顺从。这些立场降低了对立即行动的需求，同时保留了潜在的张力。

因此，回避和顺从可能会复制悖论张力。它们可能减少旅行者的即时不适感，但并不改变相互竞争需求的相互依存性。

4.2.4. 外部化或委托反应

外部化或委托反应将责任转移出个人旅行者之外。参与者将环境责任归咎于大型公司、政府或使用私人飞机的富裕旅行者；他们还支持对游客行为进行监管，并在企业被认为利用高需求或未能提供充分服务时支持政府干预。

委托并不一定等同于回避。某些张力确实需要超出个人旅行者能力的集体行动。因此，监管、基础设施、平台规则或目的地政策可以是共同责任的建设性形式。然而，外部化也可能转移张力，如果旅行者利用机构责任来避免考虑他们自己的贡献。

这种区分部分取决于感知的责任和能力。相信他们可以影响两极的旅行者更有可能尝试平衡；那些优先个人目标的人可能会采取优先化反应；那些感知到效能力度低的人可能会顺从矛盾；而那些认为问题是结构性产生的则将责任委托给集体行动者。

总的来说，这四种反应类型表明为什么“应对机制”不应被视为等同于解决。旅行者的反应可以暂时平衡、优先处理、避免、外部化或以其他方式稳定持续张力，同一名旅行者可能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反应。

5.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旅游恢复环境如何能阐明更持久的旅行者悖论。2022 年重新开放期间放大了旅行欲望、对环境后果的认知、对旅游依赖社区的关切以及业务能力压力。然而，这里确定的四种张力并非内在的疫情后现象。它们产生于旅游内部持续的相互依存关系：旅行可以是个人有价值且具有环境后果的；社区可以依赖旅游并受其扰乱；企业可以需要需求并受其拖累；旅行者可以既重视广泛体验又重视克制。

因此，我们的第一项贡献是在识别旅行者感知到的悖论张力方面的概念精确性。这四个类别是个人旅行满足与环境责任、社区经济利益与社区宜居性、业务恢复与服务产能压力、旅行最大化与旅行克制。每一类都包含保持连接且合理的对立两极。任何一边都无法放弃而不牺牲旅行或目的地功能的有价值方面，且试图偏袒一极往往会重新激活另一极。

这种框架也有助于防止将每一个混合的旅游结果都标记为悖论。只有当参与者感知到两极是矛盾且相互依存且持续时，益处和危害才成为悖论。社区和业务张力就是例证：问题不仅仅是旅游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而是产生经济恢复的活动也可能创造威胁宜居性或业务容量的条件。

我们的第二项贡献是应对反应类型学。整合性或平衡反应寻求尊重两极；优先化反应暂时赋予一极特权；回避或顺从反应减少了对矛盾的参与；外部化或委托反应将责任转移给集体行动者。该类型学解释了为什么旅行者应对可以稳定、复制或转移悖论，而不是解决它。

研究结果还表明，责任感知和效能感知有助于解释这些反应类型之间的移动。当旅行者看到有意义且可采取的行动时，他们更能够平衡相互竞争的需求。当一个目标被视为紧迫时，他们可能会优先处理它。当个人效能似乎较低时，顺从或外部化变得更有可能。这些关系是从定性材料中得出的解释性模式，而不是正式测试的因果关系。

第三项贡献涉及目的地管理。旅行者层面的应对嵌入在更广泛的治理体系中。低影响移动、尊重的游客行为、产能管理和成本的公平分配取决于基础设施、公司实践、平台设计、目的地规则、居民参与和政府政策，以及个人意愿。因此，研究结果将管理问题从如何说服“好游客”转变为目的地如何使负责任的选择成为可能，并在各行动者之间分配责任。

对 Z 世代的关注也应谨慎解释。数据确定了这些悖论存在于年轻成年 Z 世代学生旅行者中，但该研究并未证明这些张力是该世代独有的。其他世代可能会经历类似的矛盾，在进行 Z 世代独特性或经验市场细分的声明之前，需要正式的代际比较。

最后，该框架可能延伸到 2022 年恢复背景之外。其他外部变革可以激活类似的悖论，包括气候压力、过度旅游、地缘政治动荡和技术中介旅行。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诸如安全与监控、便利与自主、个性化与隐私、技术援助与自助体验等张力。这些是框架的提议扩展，而非本研究的研究发现。

6. 研究启示

6.1. 理论启示

本研究做出了三项理论贡献。首先，它通过识别四种持续相互依存的张力，而不是默认将混合的旅游后果视为悖论，将悖论理论扩展到旅行者层面。其次，它发展了一种反应类型学，区分了平衡、优先化、回避或顺从、外部化或委托。第三，它将外部条件如 2022 年旅游恢复期定位为持久张力的激活者或强化者，并将旅行者反应与目的地治理中责任的分配联系起来。

反应类型学完善了应对在悖论理论中的作用。旅行者不一定“解决”或“解决”悖论。一些反应暂时适应两极，一些赋予一方特权，一些通过顺从复制矛盾，一些将责任转移给集体行动者。这种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旅行者已在特定情况下达到可行的决策，同样的潜在张力仍可能重演。

图 5 将这些见解综合为一个简约的过程模型。外部条件可以激活或强化持续张力；旅行者随后识别并评估悖论；责任感和效能感塑造反应；反应可能平衡、优先处理、避免或外部化张力。产生的结果是暂时的：悖论可能仍然存在、重演或转移。该模型是从定性发现中理论推导出来的，旨在作为组织框架，而不是正式测试的因果模型。

图 5. 理论推导的旅行者悖论应对过程模型。

6.2. 实践启示

实践启示集中在目的地治理上，而不是将 Z 世代视为正式细分的市场。研究结果表明，持续的旅行者张力最好通过塑造选择环境和明确如何在游客、企业、平台、目的地组织、居民和政府之间共享责任来管理。

首先，目的地可以使低影响选择实际上可及，而不仅仅依赖旅行者内疚感。频繁可靠的公共交通、可步行的连接、关于低影响替代方案的清晰信息、经过验证的可持续性声明以及针对非高峰或低影响选择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旅行者在减少环境成本的同时追求有价值的体验。

其次，目的地管理者可以使责任更加明确和分散。游客可以被期望遵守当地规范并减少可避免的影响，而企业和平台可以管理产能并传达现实条件，目的地组织可以协调游客流量，政府可以提供基础设施和监管标准。这种共同责任方法在个人旅行者感知到低效能时尤为重要。

第三，社区期望可以传达而不将问题简化为“好”和“坏”游客。共同设计的游客指南、居民信息的行为准则、当地诠释和社区主导的体验可以解释为什么特定行为很重要，同时保留相互尊重。目的地还应监测旅游利益是否惠及居民，以及游客行为或数量是否正在破坏社区宜居性。

第四，游客管理系统可以解决拥挤和产能限制问题，同时保持公平准入。定时入场、预约系统、需求分散、实时人群信息、非高峰激励措施和产能规划可以减少对居民、工人和游客的压力。由于限制性或基于价格的措施本身可能产生不平等，目的地应评估谁承担准入门槛的成本。

第五，目的地应评估表面上的应对反应是否仅仅将成本转移到了其他地方。选择不同的社区、目的地、交通模式或监管解决方案可能减少一种张力，同时将环境、劳动、居民或业务成本转移给另一个行动者或地点。业务恢复同样需要不止是需求增长：需要劳动力条件、队列管理、现实定价和服务产能投资，以确保恢复不依赖于将压力转移给员工或客户。

总体而言，目的地政策可以帮助旅行者应对悖论，而无需在不受限制的消费和完全退出之间做虚假选择。实证发现来自年轻成年 Z 世代学生旅行者，但治理原则涉及更广泛的目的地系统，在进行世代独特性的声明之前，应与其他旅行者群体进行测试。

7.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

几个局限定义了这些发现的边界。首先，两阶段设计不是纵向的：研究 A 和研究 B 使用了不同的参与者、国家和问题集，因此阶段之间的差异不能解释为时间变化、文化效应或应对能力随时间的发展。其次，研究 B 提供了第二阶段阐述和跨情境解释性验证，而不是传统的成员检验。

第三，两组样本均由年轻成年 Z 世代学生组成；因此，本研究虽然识别了该群体中存在的悖论，但无法确定这些悖论是 Z 世代独有的，也无法将其推广至所有旅行者。第四，这四个悖论和四种应对类型属于定性类别，而非经过正式验证的量表或市场细分。未来研究可开发测量指标，定量检验变量间关系，比较不同世代及利益相关者群体，并考察责任意识和感知效能如何影响个体在应对类型之间的转变。图 5 中的过程模型同样基于理论推导，而非经过因果检验。最后，未来研究应考察其他外部变革——气候压力、过度旅游、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技术介导的旅游——是否也会引发类似的悖论，包括安全与监视、便利与自主、个性化与隐私、以及技术辅助与自我导向体验之间的对立。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仍提供了关于持续性旅游悖论的以旅行者为中心的阐释，以及旅行者应对这些悖论的多样化方式。通过区分悖论与普通权衡，辨别四种应对类型，并将旅行者反应与目的地治理联系起来，该框架为考察旅游系统如何容纳持久的张力提供了基础，而不是假定这些张力可以被永久解决。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N. Meenakshi：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方法论，调查研究，形式分析，概念构思。Amandeep Dhir：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监督，方法论，调查研究，资金获取，概念构思。Juan Luis Nicolau：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监督，调查研究。Puneet Kaur：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监督，方法论，调查研究。N. Meenakshi|Amandeep Dhir|Juan Luis Nicolau|Puneet Ka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