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员工工会化运动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Statista, 2025）。以星巴克为例（Troncoso et al., 2024）。2021年8月30日（星巴克历史上第一份工会选举请愿书的提交日期）至2025年11月20日之间，其员工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即执行美国劳动法的美国联邦机构——提交了989份工会选举请愿书。1星巴克在其2024年年度报告中承认了员工工会化所带来的压力。具体而言，该公司指出："我们对工会及合作伙伴工会化的立场可能会对我们的品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并可能对我们的业务（包括财务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些立场还可能使我们面临法律风险，导致我们承担为法律诉讼和监管行动进行辩护的成本、潜在罚款和限制以及声誉损害"（U.S. SEC, 2024, p. 18）。星巴克只是众多面临工会化的企业之一（例如 Fickenscher, 2025; Nelken-Zitser, 2025）。
与星巴克对日益增长的劳动相关成本的确认一致，商业学者指出，工会化既可能带来收益，也可能伴随着风险。一方面，退出—发声理论（Freeman and Medoff, 1984）认为，工会化可以改进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减少员工流失，并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工会化可能会扰乱企业的运营，导致工作流程调整放缓、人员配置灵活性降低，以及更大的谈判摩擦或工作中断风险（Chen et al., 2011; Hirsch, 2008; Mas, 2008）。这些工会特有的压力可能会削弱企业的财务能力（Kaufman, 2005; Kini et al., 2022），从而增加其支付违约的风险。直接受企业偿债不确定性增加影响的一个利益相关方是供应商，因为供应商允许企业现在接收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后进行付款（Astvansh & Jindal, 2022; Iglesias et al., 2007）。换句话说，供应商向企业提供了贸易信用，并成为其无担保债权人。他们对工会化客户企业是否——以及如果会的话，何时——偿还债务感到更大的不确定性（Yang & Birge, 2018）。因此，我们假设客户企业的员工工会化会增加供应商的偿债不确定性（我们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而减少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贸易信用。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些提供间接证据以支持我们理论化机制（即供应商的偿债不确定性）的假设。更具体地说，我们认为工会化企业的工会化前产品市场信号可能会改变供应商对企业维持销售和偿还债务能力的认知。与此推理一致，买方—供应商关系文献（Ganesan et al., 2009; Heide & John, 1990; Hofer et al., 2012; Joshi & Stump, 1999; Kozlenkova et al., 2015）和信号理论（Connelly et al., 2011）提出了三种信号，分别捕捉三个不同领域的不确定性：（1）组织不确定性、（2）环境不确定性和（3）绩效不确定性。首先，企业的产品市场范围传递的是源于其所运营产品市场的组织不确定性（Hoberg & Phillips, 2025）。它反映了企业的协调复杂性（Dutt & Lawrence, 2022），这可能限制企业对运营中断（如员工工会化所引发的中断）的敏捷反应能力。其次，企业的产品市场流动性传递的是环境不确定性。它捕捉的是"相对于企业产品而言，竞争对手企业产品的变化"（Hoberg et al., 2014, p. 293），反映了产品市场竞争以及可能需要快速适应——而工会化可能会限制这种适应性（Hoberg et al., 2014; Li et al., 2019; Shi & DesJardine, 2022）。第三，企业的先前销售增长率传递的是绩效不确定性，反映了企业维持客户需求和产生可靠未来现金流的能力（Zhou et al., 2024）。这三种信号可能帮助供应商评估客户企业的偿债不确定程度，从而调节他们对工会化的贸易信用反应。
我们使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在1977年至2021年间为909家美国公众企业举行的1,378次员工工会选举数据来检验我们的假设。遵循关于员工工会化的先前行研究（Astvansh et al., 2024; Bradley et al., 2017; Campello et al., 2018; Chen et al., 2021; Lee & Mas, 2012; Leung et al., 2020），我们采用回归不连续性（RD）设计来衡量工会化对客户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得的贸易信用的因果影响。结果表明，客户企业的员工工会化（与经验上可比的未工会化企业相比）导致其相对于采购成本所获得的贸易信用下降了4.2个百分点。对于样本中的平均客户企业而言，这一降幅约为2.204亿美元。重要的是，对于产品市场范围更大、产品市场流动性更高和先前销售增长率更低的客户企业，这一效应更为显著。一项补充分析报告称，客户企业的员工工会化与其将工会化企业列为重要客户的供应商数量呈负相关。
我们通过将研究关注点从客户侧事件的被动溢出后果转向供应商对客户企业内部变化的主动反应，为买方—供应商关系文献（Ganesan et al., 2009; Hofer et al., 2012; Kozlenkova et al., 2015）做出贡献——这体现在供应商减少贸易信用提供以及报告将工会化企业列为重要客户的客户数量减少两个方面。此外，我们证明供应商在形成对客户企业偿债不确定性的认知时，会解读其工会化前的信号，而这些信号系统性地影响着供应商对员工工会化的反应。因此，我们突出了一种机制，即通过企业的工会化前信号，将客户企业的劳动力市场事件与供应商的融资决策联系起来。最后，我们还通过表明劳动力市场事件可以影响产品市场结果，拓展了员工工会化文献（Atanassov & Kim, 2009; Kaufman, 2005; La Porta et al., 2000）。
我们的发现对多个非学术利益相关方具有价值。客户企业的高管和普通员工可能不会关注供应商对员工工会化的决策反应。我们的发现告知高管和员工一个关于供应商如何及为何会对员工工会化作出反应的新颖后果。与此相关，我们告知工会化企业的管理者，供应商可能会基于可观察的工会化前信号来评估偿债不确定性。因此，客户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主动管理供应商可获得的信息线索，而不是仅在工会选举之后做出反应。最后，政治家、律师以及"工作权法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借此加强他们的论据，说明企业为何从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