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决定论：区块链应用消费者信任的多维框架与研究议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Beyo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consumer trust in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消费者信任仍然是区块链应用采用的关键障碍。关于区块链信任的知识在理论上呈现碎片化，且在情境上较为狭窄。本研究采用ADO-TCM框架进行系统综述，识别了现有研究的局限与机遇。研究提出了一个三维信任框架及推进理论发展的方向，倡导迈向对信任的全面社会技术理解。

区块链应用消费者信任研究：超越技术决定论的系统性审视与多维框架构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区块链技术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其分布式账本架构通过共识机制保障的不可篡改交易记录，被寄望于消除对传统中介机构的依赖。早期研究曾将区块链定性为天然"免信任"（trust-free）技术，然而来自人机交互、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系统领域的持续证据揭示了一个持久悖论：消费者仍需对支撑区块链应用的算法、协议和去中心化参与者建立信任。这一悖论——技术性信任消除与持续性人类信任需求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信息系统理论与实践的根基性挑战，也是本综述的核心动机所在。

信任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石，尤其对于以不确定性和风险为特征的新兴技术而言。研究人员将消费者界定为以个人身份自愿参与区块链应用的用户，区别于在制度性指令与保障下运作的员工或组织采纳者。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消费者通常缺乏在复杂系统中获得演绎确定性（deductive certainty）所需的知识，从而削弱了其信任区块链应用的能力。

尽管既有综述在描绘区块链研究版图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信任导向的综述识别出信任概念化与理论化的未决问题，而更广泛的综述则聚焦于区块链采纳、组织部署与技术特征。领域特定综述虽考察了消费者服务、人机交互与加密货币、供应链及可持续性等情境，却未能在这些情境间整合消费者信任的概念化方式。这一碎片化具有深远后果：去中心化环境将信任重新分配于技术、社会与制度机制之间，使得既有的技术信任假设在未经限定条件下难以迁移。因此，一个关键缺口依然存在：尚无任何综述在单一分析框架内，跨理论传统、区块链应用领域与方法论路径，系统审视消费者信任的概念化问题。

为填补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以ADO框架（antecedents, decisions, and outcomes，前因、决策与结果）与TCM框架（theory, context, and methods，理论、情境与方法）为指导的系统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合称ADO-TCM框架。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考察理论框架如何概念化区块链应用中的消费者信任；识别跨情境下消费者信任的关键前因、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结果；提出研究机遇以推进对区块链应用中分布式信任的更全面理解。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遵循PRISMA框架（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系统综述与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开展综述流程，涵盖识别、筛选、合格性评估与纳入四个阶段。文献检索通过Scopus、Emerald Plus和Web of Science三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8年1月至2024年12月，检索式结合"blockchain OR block chain OR Distributed Ledger"与"consumer* OR user"及"trust"等术语，初步获得13,259篇文献，去重后剩余5,616篇进入摘要筛选。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摘要阶段比例一致性达91%，全文筛选阶段为75%。研究仅纳入在SJR Q1或ABDC A/A*级别期刊发表的、涉及消费者/用户一手数据收集的实证研究，并排除MDPI期刊文献，最终纳入53篇论文进行数据提取与分析。数据提取采用Covidence软件，遵循标准化提取协议，分析采用演绎—归纳两阶段编码过程，以ADO-TCM六维度为初始编码框架，归纳阶段进一步识别各维度内的新兴类别。

三、研究结果

3.1 理论、情境与方法分析

3.1.1 理论

研究人员依据信任对象对消费者信任进行分类，识别出四种信任范式：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k=8），信任对象为人类行动者，基于能力、善意与正直的认知和情感评估；技术信任（technology trust，k=28），以区块链技术本身为受托方，评估功能性、可靠性与帮助性等系统属性，在区块链情境中可能延伸至演绎相关信任；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k=3），信任指向结构性监管环境，基于结构性保障、情境正常性与声誉信号；社会技术信任（sociotechnical trust，k=21），信任产生于技术可供性与社会/制度情境的交互作用，区块链在人类行动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理论化在不同应用领域间分布不均。金融与加密货币研究集中于技术导向信任视角，营销与广告研究呈现更强的社会技术取向，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在技术与制度信任视角间较为分散，旅游研究以技术导向为主。信任被整合于技术采纳理论中，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与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占金融与加密货币研究的39%，但在营销广告和可追溯性研究中完全缺席。

3.1.2 情境

53项研究中，9项采用国际样本，23项在亚太地区开展（其中中国12项），欧洲11项，北美5项，中东2项，非洲1项，南美洲无任何研究。这一地域集中性制约了当前发现的普适性。在制度信任较低或监管薄弱的环境中，消费者可能较少依赖制度信任转移，而更多依赖可见的技术保障、同行验证、平台声誉或可信中介；相反，更强的监管合法性可能通过传递问责性、追索权与治理可靠性来放大技术层面信任。

3.1.3 方法

定量方法占主导地位（n=40），其中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LS-SEM）16项，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CB-SEM）8项。定性研究仅6项，混合方法设计7项。SEM主导地位反映并强化了一种特定的理论化模式：对先验因果模型的假设演绎检验。加密货币研究中67%采用SEM，而营销广告领域更多采用实验设计与定性方法。定性研究赤字尤为关键：6项纯定性研究中有4项未操作化信任构念。

3.2 前因、决策与结果分析

3.2.1 技术前因

研究人员识别出51个消费者信任前因，归为四类：技术、心理、社会与行为。技术前因居主导地位，反映技术接受模型在框架架构中将技术属性前置为预测变量的结构性偏向。研究综合揭示了三组基本权衡：安全性与透明性之间的权衡、信息质量与不可篡改性之间的权衡、去中心化与隐私之间的权衡。感知安全性（perceived security）在加密货币、旅游、金融科技、政府及媒体通信等情境中与信任相关联；透明性（transparency）在加密货币、环境信息披露、零售、食品可追溯性等情境中构成信任的重要前因。然而，一项加密货币研究发现安全性与信任之间缺乏相关性，表明二者关系比通常描述的更为复杂。信息质量在可追溯系统、发展中国家金融科技及区块链技术中显著影响信任；不可篡改性（immutability）在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及可追溯系统中与信任正相关，但不可篡改记录在原始信息质量不足时同时制造了重大风险。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虽增强透明性并减少单点故障，却通过信息的广泛分布产生隐私挑战。关键的是，这三组权衡并非孤立运作，去中心化同时放大透明性与隐私张力，不可篡改性加剧质量权衡，但尚无消费者导向研究同时考察三组张力或其交互效应。

3.2.2 心理前因

心理前因构成消费者解读技术属性的评估机制。感知隐私（perceived privacy）是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信任的关键前因，但在医疗与政府应用中研究不足。知识（knowledge）涵盖用户对技术的熟悉程度，在加密货币采纳与绿色能源共享中发挥作用，但自报知识因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而异。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在加密货币等领域显著塑造信任，多维风险概念化揭示出细微效应：一项加拿大研究发现感知安全欺诈风险并非加密货币信任的显著预测因子，而感知信息隐私风险则是信任前因。正直（integrity）与加密货币中的计算型信任及区块链技术的信任维度相关联。平台信任（trust in the platform）涵盖个体对区块链系统正直性与可靠性的信念，不受系统中其他行动者影响。

3.2.3 社会前因

监管支持（regulatory support）确立了技术层面信任形成的制度前提，消费者首先感知治理环境与保障措施，而后评估技术属性。一项关于中国区块链政府采纳的研究将信任概念化为涵盖对政府及大数据安全的信任，并发现其影响公众初始接受意愿。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仅在金融与加密货币情境中被考察，这一狭窄审视在营销广告、供应链管理与可追溯性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信任决策内在地涉及社会行动者的情境中尤为关键。

3.2.4 中介与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包括态度、对生产者/零售商信任、平台信任、感知质量与透明性。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被考察的中介在其他研究中作为前因出现，反映角色界定的模糊性。当采用横截面SEM设计时，前因与中介的区分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先验模型设定而非观测到的因果排序。调节变量研究严重不足：仅有限研究考察了人口统计学特征（n=5）、熟悉度（n=2）、地理位置（n=2）、信息质量或数量（n=2）、知识（n=2）及新卢德主义或游戏化（n=2）。SEM的架构性偏向于检验直接与中介路径而非条件效应，主导理论框架亦极少理论化边界条件，导致领域已确立信任影响采纳，却无法说明这些效应"对谁"或"在何种条件下"成立。

3.2.5 信任决策

53项研究中，50项报告信任与其结果之间存在正向关系，2项未获支持，1项条件性支持。技术信任决策主导文献（k=41），与技术信任范式的普遍性一致，除两项研究外均产生正向行为结果。社会技术信任决策（k=19）涵盖评估区块链中介结果而非孤立技术的构念，在营销广告、媒体通信与环境可持续性情境中最普遍。人际信任决策（k=5）测量指向人类行动者的信任，包括零售商与生产者。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信息系统学术作出三项理论贡献。第一，研究论证了技术决定论如何制约区块链信任研究——通过将技术能力与消费者信任混为一谈，并倡导纳入人类与情境维度的整合性信任模型。第二，研究批判了该领域对技术接受模型的依赖，这类模型遮蔽了区块链特有的信任现象，研究倡导以实证优先的方法推进概念创新。第三，研究揭示了现有研究狭窄的地理与领域范围如何制造自我强化的知识等级体系，边缘化了最可能产生新颖理论洞见的情境。

研究结论指出，区块链应用中的消费者信任研究正经历从金融与加密货币向营销广告、环境可持续性、供应链管理、旅游、医疗等多元领域的快速扩展。然而，技术信任范式的主导地位、SEM方法论的锁定效应、社会前因的考察不足、调节变量研究的匮乏，以及地理与领域覆盖的不均衡，共同构成了制约理论积累的结构性障碍。研究人员提出的三维信任框架——以信任对象为核心组织原则，区分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制度信任与社会技术信任——为弥合范式间不可通约性提供了分类学基础。研究倡导迈向对信任的全面社会技术理解，强调信任产生于技术可供性与社会/制度情境的交互作用，而非技术本身的孤立属性。这一转向对于区块链系统设计、政策制定与实施策略具有切实的实践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