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Evaluation》：Raising the bar and setting a ceiling: the paradox of stimulating inter-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hrough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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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翻译
尽管研究资助方旨在通过资助政策激发跨学科与超学科研究（Inter-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ITDR），但关于资助话语和标准如何实际塑造ITDR的认识仍十分有限。因此，研究人员着手理解资助要求如何影响ITD
# 摘要翻译
尽管研究资助方旨在通过资助政策激发跨学科与超学科研究（Inter-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ITDR），但关于资助话语和标准如何实际塑造ITDR的认识仍十分有限。因此，研究人员着手理解资助要求如何影响ITDR实践。研究人员选取了荷兰研究委员会（Dutch Research Council，NWO）两项针对ITDR的资助工具，分析了征集信息，并对参与项目设计和执行的人员进行了访谈。研究人员发现，资助标准对ITDR实践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格标准鼓励申请者采用更偏向ITDR的方法。例如，申请者被推动与原本不会合作的学术伙伴和社会伙伴开展协作，并在其方法中优先考虑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观察到，这些相同的要求可能被视为阻碍ITDR实践，例如强加了一种线性的影响路径。此外，研究人员发现，质量标准对ITDR实践的影响更为分散，甚至可能抑制更深入的ITDR方法。因此，资助标准既能刺激也能限制ITDR方法的采纳，既提高了门槛，又设定了天花板。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固有悖论，旨在激发ITDR的资助方必须通过明确承诺其希望支持的ITDR实践范围，并界定相应的资助标准、话语和程序来应对这一悖论。
# 论文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当今时代，生物多样性丧失、人口老龄化等复杂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科学研究需要超越单一学科边界，整合多元行动者及其知识体系，才能产生更具相关性和可操作性的知识。跨学科与超学科研究（Inter- and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ITDR）正是应对此类复杂问题的研究路径。为此，各国资助机构纷纷制定并实施资助工具，以鼓励跨越学科边界以及与学术界以外行动者的协作。然而，已有文献报道，资助既可能激发也可能阻碍ITDR。资助不仅影响ITDR是否开展，还塑造其具体实施方式，但也有研究表明资助方案仅能“容纳”ITDR，真正赋予ITDR内涵的主要驱动力仍来自申请者个体。另有研究发现资助方逻辑对社会影响设计的影响相当有限，资助要求往往仅导致提案中的“风格性修饰”，而非推动研究实践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资助如何塑造ITDR的设计与执行，资助方与申请者之间的权力如何互动，这些核心问题仍待深入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
##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理解资助要求如何塑造ITDR项目的设计与执行。研究人员选取了荷兰研究委员会（Dutch Research Council，NWO）两项旨在支持ITDR的资助工具——知识与创新契约（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venant，KIC）和荷兰研究议程下的联合体路线研究（Research along Routes by Consortia within the Dutch Research Agenda，NWA-ORC），分析了征集文本和其他公开资助信息，以识别与ITDR相关的资格标准（eligibility criteria）和质量标准（quality criteria）。研究人员随后对通过这两类资助方案获得资助的八个项目展开研究，访谈了项目中的学术与非学术代表，并分析了项目申请书。此外，研究人员还访谈了具有丰富ITDR提案经验的研究支持人员，以获取补充视角。数据收集于2023年1月至3月间进行，共完成20次一对一访谈，包括8位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3位学术合作申请人、4位非学术合作伙伴和5位大学支持人员。资助文件分析涵盖KIC与NWA-ORC的网页文本、征集文本、常见问题解答及关于影响计划和知识利用的相关文件。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以NWO的两项ITDR资助工具为案例进行单案例研究设计，采用三角验证方法（triangulated approach）综合分析资助文件、项目申请书和访谈数据；（2）对52项NWA-ORC（2019、2020、2021年征集）和30项KIC（2018/2019、2019/2020年征集）的获资助项目的主要申请者进行抽样，并通过滚雪球策略（snowball sampling strategy）纳入学术合作申请人和非学术合作伙伴；（3）对资助文件进行归纳性分析（inductive analysis），提取资格标准和质量标准作为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4）对项目申请书和访谈总结进行主题分析，在资助信息与访谈数据之间循环互动，形成最终的分析框架。所有受访者均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
## 三、研究结果
### 4.1 影响导向
NWO在阐述ITDR必要性时反复强调ITDR与社会问题及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NWA-ORC信息基于社会议题的复杂性阐释了对ITDR方法的需求，而KIC方案更侧重技术创新，强调知识利用（knowledge utilization）作为实现社会影响的途径。NWO区分了三种影响路径：影响展望（Impact Outlook）、影响计划（Impact Plan）和影响聚焦（Impact Focus），KIC项目必须采用影响计划路径，NWA-ORC申请者可选择影响计划或影响展望路径，但均须与社会影响明确关联。NWO要求所有提案必须包含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ToC），该理论遵循“产出→成果→影响”的因果逻辑。
在获资助项目中，所有项目均以社会挑战为出发点，全部NWA-ORC项目选择了影响计划路径。但项目影响的雄心范围差异显著：部分项目明确致力于系统性转型，另一些则聚焦于开发特定技术。对多数PI而言，制定ToC是新体验，部分人表示这改变了其项目规划方式，使其从期望的社会影响出发定义项目；但也有人认为ToC模板过于线性，不适合迭代性、开放性、不确定性强的项目。可见，ToC有助于加强ITDR的相关性质量（relevance quality），但也可能固化线性可预测的逻辑，与复杂性导向的ITDR存在张力。
### 4.2 联合体构成
KIC对学科多样性有明确的资格要求，规定必须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研究者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Social Sciences or Humanities，SSH）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且自然科学必须始终纳入。NWA-ORC则更为开放，仅要求所有相关学科得到代表，未设置硬性规定。在获资助联合体中，KIC项目的学术成员主要来自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系，SSH学者数量较少；NWA-ORC的学科多样性则差异更大。
研究人员发现，资助标准促使申请者组建了比原本更广泛的学科联合体，尤其在KIC要求纳入SSH学者的情况下。但部分自然科学家认为加入SSH研究者的要求僵硬且人为，甚至质疑其适当性，导致“打勾式”参与，SSH学者可能仅为满足标准被邀请，却在项目设计中缺乏实质性发言权。
在非学术代表方面，NWO强调整个“知识链”（knowledge chain）的协作。KIC明确侧重产业合作伙伴，NWA-ORC则明确提及公民作为相关行动者。获资助项目中涉及的非学术合作伙伴包括非政府组织（NGO）、产业界、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产业伙伴在KIC项目中更为普遍。共同资助（co-funding）标准对联合体构成影响显著：NWA-ORC要求非学术共同资助占项目总预算至少10%（最多49%），KIC通常要求至少30%且至少部分来自私人方、至少一半为现金。这限制了可参与合作的伙伴类型，小型公司、NGO、艺术家集体和某些政府机构因资源有限难以提供共同资助，多位受访者表示许多项目构想因共同资助要求而失败。
### 4.3 协作实践
NWO强调跨学科整合（integration）的重要性，但未提供整合的精确定义和操作化标准。获资助项目普遍将学科视角聚类于工作包（Work Package，WP）中，这与独立博士项目的开发密切相关，而这一结构又由资助结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即ECR是资助研究活动的主要方式）驱动。不同项目采取了不同强度的整合措施，从每季度一次WP负责人会议到所有ECR每周会议、跨学科联合指导博士候选人等。更广泛的整合结构被多位PI认为劳动密集，且对资深研究人员缺乏报酬补偿。
在非学术协作方面，NWO以“生产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s）为核心概念，强调所有合作方应在互动和相互学习中共同创造新知识（cocreation）。获资助项目中非学术合作者参与项目设计的方式差异显著：部分PI举办利益相关者研讨会共同制定ToC，其他PI则在项目提案基本完成后才邀请合作伙伴加入，侧重于在截止日期前获得共同资助承诺。研究人员指出，真正的共同设计（codesign）劳动强度极高，但这些发生在申请前的活动无法通过资助方案获得经费支持，PI需自行投入时间或寻求其他资金来源，面临资助不确定性的风险。在项目执行阶段，非学术人员主要通过提供研究场地或对象、提供建议或实践经验、开发技术等方式参与，合作形式多样。同样，密集型合作在项目执行中也面临劳动强度高和资金支持不足的困难。
### 4.4 双重关系：提高门槛与设定天花板
综合而言，资格标准作为ITDR项目设计的有效驱动力，促使原本较少接触ITDR的研究者拓展合作网络、思考社会影响，从而提高了ITDR设计的门槛。然而，对于已有ITDR实践的研究者，这些相同要求可能感觉受到限制，导致跨学科“橱窗装饰”（window-dressing）或“打勾”现象。共同资助要求虽促进了非学术伙伴参与，但也将资源有限的伙伴排除在外。ToC格式被复杂性导向的研究者认为过于线性。因此，同样这些要求又为ITDR设定了天花板，限制了可能的ITDR方法范围。
此外，资助标准主要通过资格标准推动ITDR，质量标准的影响则较为模糊。NWA-ORC信息中突出的复杂性话语并未转化为仅资助复杂性导向项目的结果。申请者表示，超过严格必要水平的ITDR投入并不会提高获得资助的成功率，且这些努力需要大量投资却大多无法从项目预算中列支，因而甚至可能抑制超越最低要求的ITDR设计。
##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资助标准对ITDR实践的双重效应——既提高门槛，又设定天花板。资格标准直接影响联合体的“谁”和“什么”（学科代表与主题），而协作的“如何”主要受话语权力（discursive power）和质量标准影响，其效果更为间接和分散。这与Fritz和Binder关于资助方主要通过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影响ITDR的理论框架一致，也呼应了Lauronen关于资助话语中的影响与协作逻辑可能仅停留在话语层面的发现。
在ITDR过程质量方面，虽然过程因素（如信任、深度交流、反思性过程和社会学习）对ITDR成功的影响强于代表因素，但如何将这些过程特征纳入资格标准恰恰最具挑战性。STS学科分布不均的问题也值得关注，SSH学者在联合体中人数偏少，且可能被狭隘地工具化使用。
在ITDR不同形式方面，研究发现当前资助话语和评估实践可能并未积极青睐、甚至可能不利于更具复杂性导向和变革性的ITDR形式，即使复杂性在相关资助话语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与Kropp关于德国真实世界实验室资助倾向于刺激渐进式而非变革性创新的发现一致。
对于资助实践策略，研究人员提出若干建议：在资格标准中纳入过程导向要求（如治理结构或资源用于整合与反思活动）；在评估方面推动多样化评估程序（如中期评估、反思性监测、引入非学术评审和整合专家）；在项目规划方面提供小型探索性资助工具、资助ITDR早期阶段、通过多样化工具支持不同形式的ITDR。最重要的是，资助方需明确决定希望支持何种形式的ITDR，并据此连贯地界定相应的话语、资格标准、质量标准和评估程序，这是固有规范性活动，需要明确所认可的愿景和期望。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研究人员在考察以激发ITDR为目标的资助标准如何塑造项目设计与执行时发现，这些标准对ITDR实践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资助标准推动申请者采取更ITDR导向的方法，激励其与原本不会合作的学术和非学术伙伴协作并关注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相同要求也可能被视为对ITDR实践的限制，例如强加线性的影响路径。因此，资助标准可同时刺激和限制更深入ITDR方法的采纳，既提高门槛又设定天花板。研究人员认为，这暗示着一种固有悖论，旨在激发ITDR的资助方必须通过明确承诺其希望支持的ITDR实践范围，并审慎界定相应的资助标准、话语和评估程序来应对这一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