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Out-of-pocket expenditure and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associated with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Rural Bankura district, West 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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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评估印度西孟加拉邦班库拉县非传染性疾病（NCDs）对家庭造成的自付医疗支出（OOPE）及其灾难性影响。调查覆盖465名45岁及以上人群。研究显示，超过69%的受访者患有多种共病，而超过23%的受访者患有单一疾病。在至少有一
本文基于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评估印度西孟加拉邦班库拉县非传染性疾病（NCDs）对家庭造成的自付医疗支出（OOPE）及其灾难性影响。调查覆盖465名45岁及以上人群。研究显示，超过69%的受访者患有多种共病，而超过23%的受访者患有单一疾病。在至少有一名60岁及以上且患有一种或多种NCDs成员的家庭中，OOPE负担较高。每位老年人的平均每月医疗费用在最贫困和最富裕家庭中最高。上层种姓家庭的OOPE显著高于下层种姓家庭。预测概率表明，与45–54岁人群相比，75岁及以上人群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CHE）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强调需要实施预防策略，以减轻NCDs的经济负担。
全球人口老龄化使健康与灾难性卫生支出（CHE）问题日益突出。非传染性疾病（NCDs）在印度造成63.7%的死亡，并占住院治疗的40%和门诊服务的35%。老年慢性病治疗的自付医疗支出（OOPE）在家庭缺乏金融保护机制时，容易形成灾难性支出，迫使家庭借贷或变卖资产，甚至陷入贫困。已有研究多聚焦国家层面，地区性证据不足。班库拉县医疗设施有限、慢性病负担较高，因此研究人员基于该县农村地区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旨在评估45岁及以上人群NCD患病（单一患病与多重共病）的流行情况及其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并测算家庭OOPE和CHE。研究发现，NCD给老年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且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并不均等，提示需要实施预防策略以减少NCD经济负担。该研究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
在方法上，样本来自2023年5—9月印度西孟加拉邦班库拉县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最终纳入465名45岁及以上居民。研究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NCD患病、自付医疗支出和家庭消费信息，现场测量血压；使用主成分分析（PCA）构建家庭财富指数；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单一患病和多重共病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估计CHE的预测概率；按WHO方法，家庭自付医疗支出超过家庭消费支出10%即定义为CHE。
结果方面，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显示，约93%的受访者至少患一种NCD；多重共病（69%）远高于单一患病（24%）。男性任意患病和多重共病比例高于女性，女性单一患病比例较高；75岁及以上者全部报告至少一种患病，65–74岁人群多重共病比例最高；丧偶者多重共病比例最高；较高教育程度者多重共病比例最高；其他落后阶层多重共病比例最高，在册种姓单一患病比例最高。
家庭层面OOPE分析显示，私立医疗机构的人均家庭OOPE显著高于公立机构；私立机构的非医疗支出尤其高，公立机构虽免服务费，但医疗支出仍然可观。OOPE随家庭财富指数上升而增加；按财富五分位，最贫困与最富裕家庭的月均医疗费用均较高；按年龄分层，55–64岁和65–74岁组的月均支出最高。
按WHO方法测算CHE后发现，公立机构住院导致27.69%的NCD家庭发生CHE，非NCD家庭为14.63%；私立机构分别升至70.26%和51.26%。女性老年人在私立医院因NCD住院的CHE负担更高；私立机构中，普通种姓、小学教育程度和最贫困财富五分位的NCD家庭CHE发生率较高。
多项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是NCD患病的重要预测因素；65–74岁和75岁及以上人群发生单一及多重共病的相对风险显著高于45–54岁人群。女性相对风险高于男性（RR=1.24，95%CI 1.19–1.39）；丧偶、离婚或分居者及较高教育程度者患病风险较高；在册部落风险最低。边际效应进一步表明，随年龄增长，患病状态从单一患病向多重共病转变。
二元logistic回归预测概率显示，75岁及以上人群发生CHE的概率为0.189，高于45–54岁人群的0.121；女性为0.156，高于男性的0.142；最贫困人群为0.241，最富裕人群为0.081；已婚者（0.155）高于丧偶者（0.128）和离婚或分居者（0.129）。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CHE风险在不同人口亚组间并不均匀，受年龄、财富、教育、种姓和地区等因素影响。医疗支出是OOPE的最大组成部分，其次为非医疗和交通费用。贫困家庭应对医疗费用能力更弱；贫困人群较低的OOPE可能反映其因经济约束而延迟就医或放弃医疗，而非真实负担较低。富裕人群自报患病率较高可能源于更好的医疗可及性和更多诊断机会。癌症、卒中和心脏病对医疗支出增加的贡献最大。CHE具有“致贫”效应，不同block之间的CHE差异提示医疗服务可及性、价格及管理水平的地区差异，因此需要制定区域特异性政策，并调整卫生预算优先序。
研究结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班库拉县老年家庭所面临疾病经济负担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显著证据。私立医疗机构的自付医疗支出高于公立机构；尽管使用公共卫生服务比私人服务自付费用更低，但住院、医疗、药物和交通费用仍然可观。因此，患多种慢性病的老年家庭因“收入减少”而陷入贫困，同时面临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