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经济的社会技术转型：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与治理启示

《Sustainable Futures》：A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Evidence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rom Chinese cities

　　

低空经济（Low-Altitude Economy, LAE）通常指在1000米以下空域内开展的经济活动。借鉴社会技术转型的相关理论，可将低空经济理解为一种挑战传统城市出行范式的新兴体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该课题尚未经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检验，尤其是在地方响应层面。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综合地方支持指数（Integrated Local Support Index, ILSI），该指数基于相关地方政策的数量以及以百度搜索指数（Baidu Search Index）衡量的公众关注度。私营部门的发展水平则以低空经济发展规模（Development Scale, DS）来衡量，该指标基于地方相关企业的注册资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排名前50的城市，开展了一项综合性实证研究，以探究2012年至2023年间DS、ILSI及其他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运用博弈论分析了主要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外资和人才）的动态互动。研究结果表明，ILSI、教育水平和外国投资与低空经济发展呈正相关，而风速则是一个制约因素。博弈论分析进一步揭示，政府、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协调互动能够促进稳定且高效的增长。展望未来，研究人员通过带随机效应的面板时间序列模型预测了2026年各地低空经济DS。本研究为将政策支持和公众关注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实证框架中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决策者在应对低空经济的社会技术转型过程中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治理策略。

**低空经济的社会技术转型：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及其治理启示——一项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的实证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低空经济（Low-Altitude Economy, LAE）作为依托于1000米以下空域（部分地区可延伸至3000米）开展的新兴经济形态，涵盖了无人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eVTOL）等多种飞行活动。随着其在基础设施巡检、应急救援、城市监控等公共服务领域展现出的重要价值，并向交通、旅游和农业等领域持续拓展，低空经济已被中国国家政策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尽管该领域增长迅速且前景广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可行性、运营应用、经济潜力与飞行安全等维度，尚缺乏基于城市层面的系统性实证分析，特别是关于地方政策支持与公众关注如何共同作用于低空经济发展的问题，此为该领域关键的研究空白。为回应这一空白，该研究提出了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地方政府的政策与公众兴趣如何影响低空经济的增长轨迹？基于实证证据，哪些监管和制度因素能够支持低空经济安全、包容且对社会负责的扩张？政府、投资与人才之间的互动对于实现安全、可规模化的低空经济部署有何治理启示？这些问题对理解并促进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战略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其发展成效取决于地方政策支持、公众兴趣、资本和人才等要素能否被有效协调。因此，开展此项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性的量化评估与理论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实证依据与治理策略。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该研究采用了一套多阶段、混合方法论的研究框架。首先，研究人员构建了包含中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资源聚集度前50名城市、时间跨度为2012年至2023年的城市级面板数据集。核心解释变量为综合地方支持指数（ILSI），该指标创造性地结合了政策支持与公众关注两个维度，分别以低空经济相关地方政策文件数量和百度搜索指数（Baidu Search Index）为衡量标准。被解释变量为低空经济发展规模（Development Scale, DS），以当地相关企业注册资本衡量。研究还引入了包括风灾指数（Wind Hazard Index, WHI）、教育水平（Education Level, EL）、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人均GDP（PGDP）、城市化率（UR）、气候风险指数（Climate Risk Indicator, CRI）和科技财政投入（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Investment, STFI）在内的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经济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城市统计年鉴。其次，在实证分析策略方面，研究人员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ILSI与DS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评估变量选取的适宜性；接着，通过滞后变量分析、剔除受COVID-19影响的2020年数据以及采用替代权重方案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并依据城市等级（一线与非一线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然后，研究人员引入博弈论，通过构建政府、资本和人才三方的收益函数，对主要利益相关者间的战略互动机制进行理论解释；最后，采用结合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ARIMA）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的混合预测框架，对城市未来的低空经济发展潜力进行预测。

**三、主要研究结果**

1. **综合地方支持对低空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准面板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ILSI的回归系数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0.073），表明综合地方支持与低空经济发展规模呈显著正相关。控制变量中，教育水平（EL）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系数分别在1%和0.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风灾指数（WHI）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揭示了低空经济的发展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政策支持、公众关注、人才资源、资本参与和自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ILSI的显著正效应表明地方支持为技术扩散创造了有利环境，而EL和FDI的正效应则反映了人才与资本对产业增长的关键作用；WHI的负效应则突出了环境条件对低空飞行的约束。

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通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将ILSI滞后一期、剔除2020年样本以及采用不同的政策支持与公众关注权重方案（25%/75%、50%/50%、75%/25%）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替代设定下，ILSI的系数依然保持正数且在0.1%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稳健的，未受模型设定、潜在反向因果或异常年份的重大影响。EL和FDI在各种检验中也表现出稳定且显著的正向效应。

3. **城市等级的异质性分析**
按城市等级将样本分为一线城市（含新一线）与非一线城市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一线城市组，ILSI与DS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69，p < 0.05）；而在非一线城市组，该效应不显著（系数为0.015，p > 0.1）。这表明一线城市由于具备更强的政策协调能力、更成熟的数字和交通基础设施、更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对新兴出行服务更高的需求，能够更有效地将政策支持和公众关注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发展成果；相比之下，非一线城市在基础设施、资本吸引、人才积累和政策执行等方面面临更大制约。

4. **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基于博弈论构建了政府、资本与人才三方的收益函数和决策树模型。效用函数分析表明，政府采取“支持”策略（ILSI从1增至21时，效用从约2.75增至4.5）、资本采取“投资”策略（FDI从4增至10时，收益从3.8增至5.2）、人才采取“留下”策略（EL从1增至14时，收益从6.8增至9.0）时，各方的效用均显著高于不采取相应积极策略的情景。决策树分析进一步显示，当三方均采取积极策略——政府支持、资本投资和人才留驻时，低空经济企业发展规模达到观察到的最高值（8.75），比无政府支持情景（7.60）提升了约15%。这表明三方策略之间存在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5. **未来绝对规模潜力预测**
通过结合ARIMA时间序列预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预测，对2024至2026年的城市低空经济发展潜力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一线城市中北京和广州在绝对发展潜力方面领先，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非一线城市中，海口和南宁展现出最强的发展势头。因子分析表明，经济基础（PGDP）在所有城市分组中均具有最高的加权系数，凸显其在低空经济发展早期的关键角色；而非一线城市给予财政支持（STFI和FDI）和人才吸引（EL）相对更高的权重，显示出其通过外部资源和人才政策补偿产业基础不足的策略。

**四、结论与治理启示**

该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50个主要城市低空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与治理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综合地方支持（ILSI）、教育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与低空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而风灾指数构成持续性制约因素；博弈论分析揭示了政府、资本和人才三方策略协同能够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最优均衡；预测模型指出北京、广州以及海口、南宁分别是不同等级城市中具有高潜力的代表。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了分级治理建议：对于北京、广州等高能力城市，应聚焦于大规模综合试点、协同空域管理和透明监管程序；对于海口、南宁等有潜力的区域枢纽城市，则需优先强化起降基础设施、共享信息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等先决条件。至关重要的是，可持续的低空经济发展需要适应性制度、包容性决策和透明的风险管理，以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合法性同步推进。该研究通过构建ILSI指标、提供多维驱动的实证证据，并将低空经济重新定义为依赖社会、制度与技术多重互动的社会技术转型过程，为领域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