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与不平等性检验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Carbon Footprint Tracing and Inequality Checking for Tobacco’s Life Cycle

　　

研究人员在省级尺度上对烟草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进行了核算，并开发了一种揭示受益者与区域间不平等的方法。研究识别出烟草烘烤（tobacco curing）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主要受益者获得的经济收益不均匀；研究结果支持采取差异化的减排责任和区域补偿措施。

烟草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与不平等性检验——论文解读

烟草使用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2023年其烟草种植面积和烟叶产量分别占全球的24.63%和27.61%。烟草的生产与消费链条（包括种植、烘烤、加工、卷烟制造、消费和废弃物处置）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已有碳排放研究多关注部门、时间和空间异质性，但对烟草相关碳排放的宏观省级尺度全生命周期评估仍然有限；多数研究聚焦微观尺度或特定阶段，如仅分析种植或烘烤，或基于企业个案调查。同时，烟草产业带来显著经济收益，2024年烟草税收占全国税收的8.83%，但碳排放负担与经济收益在不同省份和受益者之间的分布可能不均衡，而现有研究很少联合考察二者。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省级尺度框架，量化中国烟草生命周期主要阶段的碳排放，比较主要受益者的经济收益，并通过区域不平等指数（Regional Inequality Index, RII）揭示省际受益-负担差异，为差异化减排责任分配与区域补偿提供科学依据。该论文发表在《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上。

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数据来源方面，烟草种植面积、烟叶产量、卷烟产量、农业投入等来自《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省级吸烟率来自Zhang等（2019）基于2013—2014年中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调查（覆盖大陆31个省份）的数据；企业利润和税收数据分别取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碳排放核算采用排放因子法，覆盖五个阶段：种植阶段基于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灌溉的投入量与相应排放因子；烘烤阶段采用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数据库（CPCD）的国家统一系数（1.72 kg C kg^-1烟叶，复烤为0.12 kg C kg^-1）；卷烟生产阶段按单位产品平均能耗3.3 kgce每10⁴支折算标准煤，再乘以标准煤碳排放因子0.72 kg C kgce^-1；吸烟阶段基于每支烟平均释放0.28 g C；烟蒂处置按85%焚烧、15%填埋，分别采用0.0273和0.0300 g C/个的代理排放因子。经济收益核算分别计算烟农利润、烟草企业利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税收。最后，通过标准化各省碳排放和经济收益构建RII，评估省际相对受益-负担失衡程度。

研究结果如下。3.1烟草生产在主要生命周期阶段和省份间的分布：2020年烟草种植面积、烟叶产量和卷烟产量分别为101×10⁴ ha、213×10⁴ t和2.5×10⁸箱，省份间空间异质性明显。云南贡献了全国40.32%的种植面积、39.58%的烟叶产量和14.27%的卷烟产量。2000—2020年，全国种植面积和烟叶产量分别从143×10⁴ ha和254×10⁴ t降至101×10⁴ ha和213×10⁴ t，而卷烟产量增长6.17倍，且增长主要出现在烟草种植较少的省份，如宁夏、新疆、甘肃和天津。3.2烟草生产与消费的碳排放：总碳排放从2000年的478×10⁴ t C增至2020年的553×10⁴ t C，增幅为15.69%。烟草烘烤始终是最大排放源，其占比从80.5%降至62.8%；种植阶段占比从15.24%降至11.09%；吸烟和卷烟生产阶段占比均从约2%升至约12%；烟蒂处置排放占比虽小但有所增加。省级尺度上，云南是最大排放省份，2020年占全国烟草碳排放的32.74%，贵州、河南、湖南、山东、福建和四川也处于较高水平。3.3不平等检验：受益者不平等分析显示，总经济利润快速增长，2020年达6944×10⁸元，是2000年的7倍，增量主要来自卷烟制品业；烟农利润反而从53.06×10⁸元降至44.71×10⁸元，占总利润份额很小，且部分省份在2020年出现亏损。中央政府获得利润占2000年的61%和2020年的66%，份额最大；地方政府和本地烟草企业利润分别从185×10⁸元和143×10⁸元增至1167×10⁸元和1142×10⁸元。区域RII结果显示，上海在2000年和2020年均为最高（分别为108.08和26.33），黑龙江、辽宁、重庆、河北等省较低；云南的RII从1.06降至0.56，由略高于省均基准变为低于省均基准。

讨论部分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空间异质性成因：自然条件（如西南地区温暖湿润、雨热同期）与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了种植格局；东北地区因积温低、霜期短及粮食生产竞争导致烟草种植收缩；卷烟生产布局则受传统工业集群和国际贸易需求影响，如河南的中原工业集群、长江经济带制造轴线及广东的外向型生产。第二，时间趋势分化：2000—2020年种植面积和烟叶产量下降，而卷烟产量上升，主要归因于控烟政策（如“健康中国2030”）、耕地保护、种植成本上升、农业结构调整和吸烟率下降，同时烟叶原料利用效率提高和库存调配支撑了卷烟产量增长。第三，生命周期排放模式：烘烤阶段因以煤为主要能源而成为主导排放源，清洁能源替代是有效减排路径；与全球评估相比，中国烘烤阶段贡献尤为突出，但系统边界可能不同，直接数值比较需谨慎。第四，碳负担与经济效益的空间错配：部分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从烟草生产和销售中获得高收益，却承担较少的种植和烘烤排放；而一些主产省份排放负担较重但收益有限。政策上，应针对不同主体实施差异化责任：烟农应获得低碳生产补贴和技术支持，企业应承担清洁能源改造和能效提升责任，地方政府负责减排措施落实与监管，中央政府统筹财政支持和跨区域补偿。研究局限性包括：种植阶段未纳入土壤和生态系统碳库变化；烘烤排放因子未体现省级能源结构差异；未包含运输和包装材料的隐含排放；省级卷烟消费为估算值；经济核算排除了批发和零售环节。

翻译研究结论部分：本研究开发了一个省级尺度框架，对中国大陆烟草生产和消费的五个评估阶段中的碳排放负担和经济收益进行联合评估。通过整合阶段特异性碳核算与基于受益者的经济核算，本研究为烟草部门的环境负担和经济收益提供了一个更加协调的视角。提出的区域不平等指数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用于识别经济收益与碳负担不成比例分配的省份。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烟草相关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生产阶段，尤其是烟草烘烤，表明未来减排应优先考虑清洁能源替代和提高烘烤效率。第二，所核算的经济收益在受益者之间分配不均，政府和烟草企业获得的份额远大于烟农，尽管烟农直接参与种植和烘烤，且其减排能力普遍有限。第三，省份间的受益-负担关系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统一的减排和补偿政策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区域实际。因此，减排责任和支持措施应在烟农、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进行区分。承担相对较高碳负担但获得相对较低经济收益的省份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技术和清洁能源支持，而资金和技术能力较强的地区和主体可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这些结论应在既定的核算边界内进行解读，运输、包装材料隐含排放、批发零售利润以及省级特定的烘烤能源结构尚未完全涵盖。未来研究可纳入这些组成部分，并使用更广泛的不平等指标和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评估区域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