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ircular Economy Implementation: A Paradox–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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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面临相似可持续性压力的企业在循环经济实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对于制度压力如何在组织内部被解释并转化为组织行动所提供的见解有限。本研究借鉴制度理论、悖论理论与动态能力视角，构建并检验了一个多层次模型，以解释制度压力如何通过管理认知与组织能力塑造循环经济
为何面临相似可持续性压力的企业在循环经济实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对于制度压力如何在组织内部被解释并转化为组织行动所提供的见解有限。本研究借鉴制度理论、悖论理论与动态能力视角，构建并检验了一个多层次模型，以解释制度压力如何通过管理认知与组织能力塑造循环经济实施。基于对欧洲企业312名管理者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制度压力对悖论心态、动态能力及循环经济实施均具有正向影响。然而，悖论心态并不直接转化为实施行动；其效应通过动态能力间接发挥作用。这些发现表明，仅靠制度压力并不能解释企业间循环经济实施的差异。本研究推进了循环经济实施的微观基础与过程导向解释，并就企业如何强化将可持续性压力转化为运营变革所需的能力提供了见解。
**论文解读：制度压力下的循环经济实施——悖论心态与动态能力的链式传导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向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的转型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组织和社会应对环境退化、资源稀缺与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传统的“获取–制造–处置”线性生产模式产生了大量材料浪费与环境外部性，促使各界呼吁转向更具再生性的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循环经济作为促进资源效率、材料循环利用和闭环生产系统的框架应运而生（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3; Geissdoerfer et al., 2017; Kirchherr et al., 2017）。欧盟等政府与国际机构通过监管框架、政策倡议和行业标准积极推进循环经济战略，且这些倡议正从自愿性指南向具有约束力的监管预期延伸，迫使企业从象征性承诺转向可验证的运营变革（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尽管围绕循环经济原则的制度共识不断增强，组织在将这些压力转化为实施成效方面的表现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虽能解释企业为何采纳符合社会期望的实践以维持合法性（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Suchman, 1995），但对于外部压力如何被内部解释并转化为具体组织行动，现有文献的洞察仍相对有限（Berrone et al., 2013; Delmas and Toffel, 2008）。既有研究多关注可持续性政策或环境承诺的采纳，而对制度需求在企业内部被解读和操作化的过程关注不足（Castro-Lopez et al., 2023; Crilly et al., 2012）。同时，制度压力不仅产生合规激励，还会在组织内部引发张力与相互冲突的需求（Alosi et al., 2026）。可持续性转型常使管理者面临经济效率与环境责任、运营稳定与创新追求、短期财务绩效与长期生态目标之间的持续张力（Hahn et al., 2014; Smith and Lewis, 2011）。
悖论理论（Paradox Theory）将此类张力概念化为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存的要素，需要通过“兼容并蓄”而非“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管理（Smith and Lewis, 2011）。悖论心态（Paradox Mindset, PM）作为一种认知取向，使个体能够识别并建设性地应对相互竞争的需求（Miron-Spektor et al., 2018）。然而，仅有悖论性思维并不足以产生有意义的组织变革。循环经济实践的实施往往需要对生产流程、供应链配置和组织惯例进行重大调整，这些转型依赖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 DC）——即企业感知机会、通过战略行动把握机会并响应环境变化重构现有资源的能力（Teece, 2007; Teece et al., 2016）。尽管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日益受到关注（Felin et al., 2012），但关于管理认知取向如何塑造可持续性驱动型组织变革所需能力的发展，相关研究仍相对不足。
鉴于上述理论缺口，本研究整合制度理论、悖论理论与动态能力视角，构建并实证检验了一个连接制度压力、管理悖论心态与组织动态能力进而影响循环经济实践实施的多层次过程模型。研究旨在回答：为何面临相似制度压力的企业在循环经济实施方面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通过这一整合框架，研究考察了可持续性相关压力如何通过认知与能力机制转化为运营成果。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源于欧洲企业中参与可持续性与运营决策的中高层管理者。数据于2025年11月通过全球面板数据提供商在Qualtrics平台上收集，经过严格的资格筛选、注意力检查、缺失值删除及快速作答/直线作答排除后，最终保留312份有效问卷。样本覆盖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等8个欧洲国家，企业规模从1–9名员工到5000名以上员工不等。为检验非响应偏差，研究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早期与晚期应答者，未发现显著差异；通过全面共线性检验（VIF值均低于3.3）确认研究免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研究模型采用混合决定因素框架与层次组件模型（Hierarchical Component Model, HCM）。制度压力作为二阶构念，包含强制性市场压力（IP-CM）、强制性监管压力（IP-CR）、规范性压力（IP-NP）和模仿性压力（IP-MP）四个子构念，共18个测量条目（改编自Kauppi and Luzzini, 2022）。动态能力作为二阶构念，包含感知（DC-Sen）、把握（DC-Sei）和重构（DC-Rec）三个子构念，共14个测量条目（改编自Kump et al., 2019）。悖论心态（9个条目，改编自Miron-Spektor et al., 2018）与循环经济实践（CEP，9个条目，改编自Castro-Lopez et al., 2023; Khan et al., 2020b; Zeng et al., 2017）作为一阶构念。所有构念均采用七点Likert量表测量。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使用SmartPLS 4软件，遵循嵌入式两阶段方法（模式B），通过10,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检验结构模型。
**三、研究结果**
**3.1 测量模型评估**
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均得到良好支持。所有条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673至0.879之间，各构念的平均抽取方差（AVE）介于0.531至0.738之间，超过0.500的阈值标准，表明收敛效度成立。组合信度（CR）介于0.829至0.912之间，Cronbach's alpha介于0.825至0.911之间，均高于0.700的可接受水平。区分效度采用HTMT（Heterotrait-Monotrait）准则评估，所有HTMT值均低于外部构念的0.900阈值。二阶构念的权重t值均大于1.96，表明子构念对高阶构念的贡献显著。
**3.2 结构模型与假设检验**
结构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所有VIF值均在阈值范围内。内生构念CEP、DC和PM的R2值分别为0.526、0.553和0.381，表明模型具有中等到较强的预测能力；Q2值分别为0.368、0.468和0.442，表明预测相关性为中等至较大。模型拟合指标SRMR为0.025，NFI为0.972，满足模型拟合标准。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制度压力对循环经济实践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β=0.388, p<0.001），支持H1；制度压力对悖论心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17, p<0.001），支持H2；悖论心态对循环经济实践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71, p>0.1），H3未获支持；制度压力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06, p<0.001），支持H4；动态能力对循环经济实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8, p<0.01），支持H5；悖论心态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6, p<0.001），支持H6。
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变量间的传导机制：制度压力通过动态能力对循环经济实践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40, p<0.05），呈部分中介作用；悖论心态通过动态能力对循环经济实践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88, p<0.01），呈完全中介作用；制度压力通过悖论心态对动态能力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95, p<0.001），呈部分中介作用；最关键的是，制度压力通过悖论心态和动态能力的链式中介效应对循环经济实践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54, p<0.01），表明存在顺序中介机制。然而，制度压力通过悖论心态单独对循环经济实践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44, p>0.1），进一步印证悖论心态需经由动态能力方能影响实施成效。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揭示了循环经济实施的多层次传导机制：制度压力不仅直接驱动循环经济实践，还通过激发管理者的悖论心态进而促进动态能力发展，最终实现循环经济实施。悖论心态本身并不直接转化为实施行动，而是作为认知催化剂，通过赋能组织能力建设来间接发挥作用。这一发现澄清了悖论心态发挥效力的条件边界——在需要系统性组织转型的复杂情境下，认知层面的矛盾接纳必须转化为组织层面的资源重构能力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同时表明，制度压力可通过刺激适应性需求来促进能力发展，而非仅仅构成约束。动态能力与循环经济实践的强关联进一步印证了组织能力在可持续转型中的核心地位。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首先推进了制度理论，将传统的压力–响应逻辑延伸至包含内部认知与能力机制的更完整解释框架；其次，研究细化了悖论理论，表明悖论心态作为高阶认知能力通过间接路径塑造组织结果（Al Amosh, 2026）；第三，研究深化了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识别出悖论心态作为能力发展的认知前因（Helfat and Peteraf, 2015; Chen et al., 2023）。研究结论指出，从制度压力到循环经济实施的路径既非直接也非自动，而是受到管理者如何解读可持续性相关张力以及组织能否将这些解读转化为行动能力的共同塑造。对管理实践而言，企业应超越合规导向的可持续性举措，着力培养悖论性思维的组织氛围，同时投资于感知、把握与重构等动态能力的建设；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监管压力需辅之以支持组织学习、知识共享与能力发展的配套措施方能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