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MV Hondius号邮轮暴发疫情中的安第斯病毒未表现出增强进入人体细胞的能力

《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Andes virus from the 2026 MV Hondius outbreak does not show enhanced entry into human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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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第斯正汉塔病毒（安第斯病毒，ANDV）在MV Hondius邮轮上暴发疫情，迄今已确认13例病例，包括3例死亡病例，并已迅速演变为一场国际健康危机。ANDV是一种人间传染的新世界汉塔病毒，其主要宿主为长尾负鼠，可导致人类出现严重的汉塔病毒心肺综合征（HCPS）^1,2。人类感染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分泌物或排泄物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尽管每年定期发生多起季节性暴发，主要发生在智利和阿根廷，但传播链通常较短，且有限的人与人传播^3,4。然而，此次暴发被认为涉及多达三代传播链。与参考毒株及此前暴发的分离株相比，从MV Hondius暴发中分离并经测序的病毒株在其基因组中携带多处非同义突变，但在2026年暴发簇内遗传分歧极小^5,6。这些非同义突变包括RdRp中的两处变化、N蛋白中的一处变化，以及影响糖蛋白复合物（GPC）的六处变化（补充表1）。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序列多态性是否增强了ANDV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

汉塔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过程由GPC介导，GPC编码于M节段。我们试图评估来自MV Hondius分离株（SWITZ/2026）的GPC介导进入人类细胞的能力，并将其进入效率与参考人源毒株（CHI-7913）以及2018年阿根廷人类暴发中分离的毒株（Epuyen/2018）进行比较（图1A）。与CHI-7913相比，Epuyen/2018和SWITZ/2026分离株各自的GPC中均携带六处非同义氨基酸替换，两者仅共享一处替换（I11?V，图1B）。为专注于病毒进入过程，我们构建了携带三种ANDV GPC的单轮次水疱性口炎病毒（VSV）假病毒。随后，我们在九个人类细胞系面板上比较了它们的感染性，这些细胞系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表达已知的ANDV受体^7,8（PCDH1：每百万比对读数的千碱基转录本片段数为0.1-13.3 FPKM，整合素αV亚基：0.9-6.2 FPKM，整合素β3亚基：0.0-1.5 FPKM），且我们此前已证明它们易感于其他新世界汉塔病毒的进入⁹。此外，我们纳入了人类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作为ANDV感染的相关原代内皮细胞模型。在所有九种细胞系中，病毒滴度跨越了两个数量级，其中Huh-7和ADR-RES细胞分别表现出最高和最低的易感性（图1C）。SWITZ/2026-GPC假病毒的滴度与CHI-7913和Epuyen/2018的滴度呈强正相关（两种情况中r?=?0.99）。简单线性回归得到的斜率分别为：CHI-7913为1.00?±?0.04（95%置信区间），Epuyen/2018为0.95?±?0.03，Y轴截距估计值分别为0.04?±?0.25（CHI-7913）和0.38?±?0.16（Epuyen/2018）。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SWITZ/2026假病毒的感染性与CHI-7913或Epuyen/2018假病毒的感染性无显著差异。Western blot分析确认三种GPC均以可比水平掺入VSV病毒颗粒中（图1D）。最后，为排除VSV骨架可能带来的混杂效应，我们构建了分别携带每种ANDV GPC的慢病毒假病毒，并以同样的方式在人类细胞系中进行滴度测定。SWITZ/2026慢病毒假病毒的滴度在所有受测细胞系中与CHI-7913或Epuyen/2018的滴度均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发现（图1E）。

图1. 与不同暴发相关的安第斯病毒表面糖蛋白表现出相似的人类细胞进入能力。（A）从人类中分离的安第斯病毒株M节段的系统发育分析。从Pathoplexus数据库中检索到60条核苷酸序列，这些序列对应于从人类样本中获得的ANDV分离株中超过90%完整的M节段，并使用MAFFT进行比对。系统发育重建采用TIM2?+?F?+?G4替代模型进行。各序列的登录号标注在分支末端。辛诺布雷病毒用作外群。标尺：每站点变化0.10。（B）CHI-7913、Epuyen/2018和SWITZ/2026分离株表面糖蛋白的示意图。与CHI-7913序列相比的非同义变化以黑色线条表示，具体氨基酸变化标注于下方。G_C胞外域以及G_N头部和基部结构域以彩色框表示。（C）在指定细胞系上进行VSV假病毒滴度测定。数据展示了SWITZ/2026毒株与CHI-7913（左）或Epuyen/2018（右）之间病毒滴度的相关性，单位为每体积单位的感染性单位（IU/mL）。每个点代表n?=?3次独立假病毒制备和滴度测定实验的平均值。误差线表示标准误（SEM）。同时展示了Pearson相关系数r以及简单线性回归的最佳拟合值±95%置信区间。（D）通过Western Blot检测ANDV表面糖蛋白在VSV颗粒中的掺入情况，并以GPC/VSV-M比值进行量化。（E）携带各ANDV糖蛋白的慢病毒颗粒在指定细胞系上进行滴度测定。柱状图表示均值。每个点代表一次独立的假病毒制备和滴度测定实验（n?=?3）。对对数转换后的滴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重复测量的双因素方差分析（2-way ANOVA），以每次独立的制备和感染批次作为匹配因子，并使用Tukey事后检验进行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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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的结果表明，从MV Hondius邮轮上分离的ANDV毒株的GPC介导进入人类细胞的效率与此前分离株相当，这表明增强的病毒进入并非此次暴发的主要决定因素。观察到的传播动态可能反映了邮轮上封闭、高接触的环境，类似于Epuyén暴发期间所报告的情况¹⁰。然而，不能排除M节段以外的病毒基因组节段中的遗传变异所做出的贡献，这些变异可能影响基因组复制或病毒生物学中的其他方面，如免疫逃逸、组织嗜性或病毒排出。

利益声明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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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研究由欧洲研究理事会高级项目资助（101019724 - EVADER）以及西班牙科学与创新部拨款资助（PID2020-118602RB-I00-ZooVir）支持，受资人为R.S.。M.C.-S. 获得西班牙科学与创新部、国家研究署及欧洲社会基金加（PRE2021-099824）提供的博士奖学金资助。R.A. 获得瓦伦西亚自治区创新、大学、科学与数字社会委员会提供的圣地亚哥·格里索利亚博士奖学金（CIGRIS/2023/199）资助。J.D. 获得西班牙科学与创新部提供的拉蒙·伊·卡哈爾合同资助（RYC2024-05033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