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体中可持续创业的商业兴趣决定因素

《Sustainability》：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Interest i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本研究探讨了阿尔巴尼亚商业社区如何感知和优先考虑环境可持续与社会责任型创业，并探究可能进一步支持其发展的因素。基于对200名企业代表的结构化调查（每位代表分别代表一家不同的阿尔巴尼亚公司），本研究考察了IT支持（信息技术支持）和可持续性导向如何影响可持续实践的被感知重要性及当前实施情况。这些实践包括环境实践（如废弃物和水资源管理）、经济方面（如负责任增长和利益相关者协作）以及与员工发展、包容性和社区参与相关的社会责任举措。研究还考察了被感知的报告局限性如何影响阿尔巴尼亚企业对经济机会和循环经济机会的感知。为检验这些维度的潜在结构，首先对样本的listwise-complete子集（n = 152）进行了主成分分析（PCA），随后在全样本（n = 200）上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分析识别出六个潜在因子，包括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IT对可持续性的支持，可持续性报告的局限性，循环经济活动与机会，以及可持续性报告的经济机会与效益（KMO = 0.903；Bartlett’s χ2(1378) = 6746.19，p < 0.001），内部一致性极佳（Cronbach’s α = 0.813–0.946）。SEM分析显示，IT对可持续性的支持（β = 0.42）和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导向（β = 0.47）共同解释了可持续性实施驱动因素被感知重要性方差的56%，而被感知的报告局限性与被感知的经济机会和循环经济活动均呈负相关。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阿尔巴尼亚企业日益意识到可持续创业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性报告的潜力。然而，实现这一潜力可能依赖于增强内部能力，尤其是IT支持和战略导向，同时改善制度环境，使可持续性成为主流理念。

转型经济体可持续创业研究：阿尔巴尼亚商业生态系统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

全球范围内环境退化、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剧，正在深刻改变创业者的角色定位，促使其重新调整能力结构与目标追求。可持续创业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同步创造，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现有实证证据在不同制度情境下的分布极不均衡。既有理论框架——包括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动态能力理论和制度理论——主要基于成熟的制度环境构建，对于报告框架尚在形成中的转型经济体，可持续性驱动因素如何传导至被感知的产出结果，相关证据仍然十分匮乏。

阿尔巴尼亚作为欧盟候选国，正处于构建与欧盟一体化要求相衔接的报告基础设施的阶段，为观察制度脆弱性条件下可持续创业的驱动与约束机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景。该国面临严重的环境灾害风险，废弃物管理、回收利用和森林砍伐等问题突出，同时企业普遍面临资本短缺、基础设施不足和制度支持薄弱等结构性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一手数据的实证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研究问题：阿尔巴尼亚企业如何理解和优先考虑生态、社会、经济和循环经济维度的可持续性；IT支持与可持续性导向的被感知重要性如何与可持续性活动的被感知重要性相关联；可持续性实施与报告局限性如何影响被感知的经济机会和循环经济活动。

该研究发表于《Sustainability》期刊，其理论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为转型经济体开发了一个初步的六因子可持续创业感知测量模型；二是揭示了在制度脆弱性条件下，报告框架的被感知局限性与经济和循环经济成果的实现之间存在直接的负向关联——这一机制在报告标准成熟的制度环境中较不明显。据研究人员所知，这是首项在西巴尔干地区开展的此类研究。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通过结构化调查问卷收集一手数据。问卷经三轮德尔菲法（Delphi process）专家论证后形成，涵盖11组基于五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题项。调查对象为阿尔巴尼亚各经济部门的企业代表，最终获得200份有效问卷，回复率约67%。样本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参照阿尔巴尼亚经济活动结构，其中86%为服务业企业，14%为商品生产企业。数据分析采用三阶段策略：首先对listwise-complete子集（n = 152）进行主成分分析（PCA）以探索因子结构，随后在全样本（n = 200）上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和全信息极大似然（FIML）处理缺失数据。

三、研究结果

5.1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结构

通过主成分分析，研究识别出六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的50.95%。抽样充分性检验显示KMO = 0.903，Bartlett球形检验χ²(1378) = 6746.19，p < 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六个因子分别为：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F1，14个题项，α = 0.941）、可持续性活动的驱动因素与实施（F2，9个题项，α = 0.946）、IT对可持续性的支持（F3，8个题项，α = 0.885）、可持续性报告的局限性（F4，8个题项，α = 0.889）、循环经济活动与机会（F5，9个题项，α = 0.872）以及可持续性报告的经济机会与效益（F6，5个题项，α = 0.865）。结果表明，阿尔巴尼亚企业将可持续性视为多维现象，与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视角高度一致。

5.2 测量模型（CFA）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可接受至良好：CFI = 0.92，TLI = 0.91，均超过0.90的推荐阈值；RMSEA = 0.063（90% CI [0.057, 0.069]），SRMR = 0.071，均低于0.08标准。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且超过0.50。组合信度（CR）介于0.857至0.950之间，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介于0.576至0.614之间，均满足收敛效度标准。判别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双重验证，所有因子对的HTMT值均低于0.85。

5.3 结构模型（SEM）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六个研究假设，全部获得支持。IT对可持续性的支持（β = 0.42，p < 0.001）和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导向（β = 0.47，p < 0.001）均与可持续性活动的驱动因素和实施呈显著正相关，共同解释其56%的方差（R² = 0.56），支持H1和H2。可持续性驱动因素与经济机会（β = 0.58，p < 0.001）和循环经济活动（β = 0.51，p < 0.001）呈正相关，分别解释48%和42%的方差，支持H3和H4。报告局限性与经济机会（β = ?0.29，p < 0.01）和循环经济活动（β = ?0.24，p < 0.05）均呈显著负相关，支持H5和H6。

5.4 企业规模的回归分析

以企业规模为分类预测变量的OLS回归分析显示，模型整体不显著（F(2, 122) = 1.36，p = 0.260，R² = 0.022），表明在本次样本中，企业规模不能显著预测可持续性报告的被感知局限性。这一发现与既有文献中关于企业规模影响可持续性参与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反映调查工具聚焦于可持续性的被感知重要性而非经核实的实施活动，也可能表明阿尔巴尼亚企业的可持续性意识正日益跨越组织规模界限而广泛分布。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IT支持与可持续性活动的被感知重要性呈正相关，这与数字技术作为透明度和流程优化关键使能因素的既有研究一致。可持续性导向与被感知的可持续性实践重要性之间的正相关，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的研究结果相呼应。尤为重要的是，被感知的报告局限性与经济和循环经济机会呈负相关，表明制度环境既可发挥赋能作用也可产生约束效应——外部压力和框架可能鼓励可持续性参与，但报告能力不足、复杂性及相关局限性可能限制企业识别或捕捉可持续性相关机会的能力。

研究结论指出，阿尔巴尼亚企业生态系统的商业主体对可持续性持有相对整体的理解，包括影响可持续商业实践采纳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障碍。研究结果为政策干预和商业战略指明了优先领域：阿尔巴尼亚需要加强制度支持、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并开展更广泛的意识提升举措。IT支持与可持续性驱动因素和实施的重要性之间的显著关联，表明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具有重要价值。报告局限性与经济机会和循环经济活动之间的负向关联则提示，简化报告框架、提高标准化程度并扩大能力建设项目，可能产生不成比例的可持续性收益。政策制定者应优先提供可获取、低负担的报告工具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如绿色信贷额度、共同投资基金和税收优惠——以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可持续性的实际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