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背景：智能手机在当今的年轻人中已经普及。然而，许多年轻人表现出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行为或过度依赖手机的现象。这些人群常常存在睡眠障碍和情绪调节困难。目前，关于这三个变量之间联系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在针对护理专业人员的研究中存在空白。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年轻人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普遍程度，以及问题性手机使用、睡眠障碍和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系。同时，研究还将探讨睡眠障碍在这些问题关系中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 方法：数据通过自我管理的匿名网络调查从18岁及以上的参与者那里收集。调查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并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从不同地区的个体那里获取样本。为避免研究者偏见，数据收集过程未涉及任何特定机构的人员。通过功效分析确定了理想的样本量；167名参与者的数据结果超过了理想样本量的要求。研究使用了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SV）的简短版本、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衍生的睡眠障碍评分，以及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SF）的简短形式来收集数据。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方法，包括Cronbach’s alpha系数、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自助法中介分析（n = 5000次重采样）。整个研究过程遵循了CHERRIES指南。 结果：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1.6岁（标准差=4.6岁）。大多数参与者（n=117，70.1%）为女性。SAS-SV和DERS-SF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很高（SAS-SV α = 0.94；DERS-SF α = 0.88）。根据SAS-SV的性别特定阈值，共有63名参与者（37.7%）被判定存在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问题性手机使用与睡眠障碍（r = 0.41，p < 0.001）以及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情绪调节困难（r = 0.54，p < 0.001）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睡眠障碍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37，p < 0.001）。参与者每天平均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不同使用频率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2,164 = 6.26，p = 0.002），其中每天使用时间超过5小时的组别依赖性最高。这种关系在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问题性手机使用是情绪调节困难的显著预测因素（β = 0.47，p < 0.001）；在控制了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后，睡眠障碍同样也是情绪调节困难的显著预测因素（β = 0.18，p = 0.01）。在排除12名睡眠时间数据无法解释的参与者的完全案例分析中（n = 155），睡眠障碍对问题性手机使用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ab = 0.081，95%置信区间=0.015至0.174，调整了年龄和性别因素）；而早期将这些12例数据视为零的分析则得出了较小的、无意义的中介效应（ab = 0.060，95%置信区间=?0.014至0.140）。 结论：问题性手机使用在当今年轻人中较为普遍。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与睡眠障碍和情绪调节困难之间存在正相关。虽然在校正后的完全案例分析中，睡眠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介导了这种关系，但这种横断面关联不应被解释为因果关系，并且需要结合在校正缺失数据之前的较小、无意义的估计结果来综合考量。这些发现表明，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健康可能是护理驱动的数字健康干预的重点目标，不过在实施此类干预之前，还需要通过前瞻性研究来验证其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