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ls》：The Human–Canine Partnership in Animal-Assisted Crisis Response: A Welfare-Centered Perspective
编辑推荐：
动物辅助危机响应（Animal-Assisted Crisis Response, AACR）是一种专门化的危机干预形式，其中经过训练的训导员和治疗犬在危机和灾难发生后提供情感支持。尽管以往研究已对AACR进行了探讨，但关于人犬伙伴关系（human–canin
动物辅助危机响应（Animal-Assisted Crisis Response, AACR）是一种专门化的危机干预形式，其中经过训练的训导员和治疗犬在危机和灾难发生后提供情感支持。尽管以往研究已对AACR进行了探讨，但关于人犬伙伴关系（human–canine partnership）的贡献知之甚少。本研究探讨了人犬伙伴关系及其在有效危机响应和犬类福利（canine welfare）中的感知作用。这项定性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人口学调查。21名危机响应者参与了研究，访谈数据采用Charmaz的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参与者认为训练有素的训导员、经过精心挑选的犬只以及二者伙伴关系的质量是有效AACR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犬类福利被视为人犬伙伴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参与者强调训导员在识别犬只应激线索、保障福利以及与犬只培养牢固伙伴关系方面的作用。尽管将犬只带到危机现场存在实际挑战，但参与者还描述了其对团队的益处以及与创伤幸存者互动改善的情况。这些发现支持将AACR概念化为一种以福利为中心的人犬伙伴关系，其中训导员专业知识、犬只适宜性和对福利的关注被视为有效且合乎伦理的危机响应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物辅助危机响应（Animal-Assisted Crisis Response, AACR）是一种专门化的危机干预形式，由经过训练的训导员（handler）和治疗犬在危机与灾难后提供情感支持。危机事件常具有突发性，可导致个体和社区应对资源超载，并可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焦虑、抑郁等心理后果。AACR作为危机干预的特殊形式，旨在促进情感稳定并减轻创伤幸存者的远期心理损害。已有文献分别考察了AACR犬只特征、训导员专业知识及犬类福利，然而对于“人犬伙伴关系”本身如何影响干预效果和犬类福利，目前认识尚不充分。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AACR团队中的人犬伙伴关系，并考察危机响应者如何感知其在AACR实践和犬类福利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对21名具有危机现场经验的响应者进行了定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人口学调查，基于Charmaz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参与者认为训练有素的训导员、经精心挑选的犬只以及二者的伙伴关系质量是有效AACR实践的重要组成；犬类福利是人犬伙伴关系的基础，训导员在识别犬只应激线索、保障其身心状态以及培养牢固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携带犬只进入危机现场存在实际挑战，参与者仍报告了团队获益及与创伤幸存者互动的改善。这些发现支持将AACR概念化为一种以福利为中心的人犬伙伴关系，对犬只筛选、训导员培训、福利方案及危机响应项目开发具有重要启示。该论文发表于《Animals》。
在技术方法上，本研究是对作者博士论文数据的聚焦二次分析，原始资料来自以色列的AACR调查，未收集新参与者数据。研究采用定性设计，通过目的抽样招募21名危机响应者（涵盖AACR、心理健康、监督及其他危机响应角色），数据收集于2021年11月。半结构化访谈持续约45至60分钟，通过面对面、视频或书面形式进行。分析采用Charmaz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借助ATLAS.ti软件（版本24.2.1）对原始编码进行复查和聚焦分析，运用持续比较法归纳范畴与主题，并通过研究日志增强反思性。
3.1 AACR犬只特征：通过访谈分析，参与者一致认为AACR犬只应具备冷静稳定的气质，能在危机现场保持镇定，不会因陌生人或创伤场景而焦虑。犬只还应享受被陌生人接近和拥抱，并能够识别处于痛苦中的个体，主动上前促进互动。参与者强调，犬只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和基于气质的精心挑选。
3.2 互惠的人犬伙伴关系：参与者描述了携带犬只到危机现场带来的挑战与益处。照顾犬只增加了训导员的额外责任，但犬只的陪伴也为训导员提供了平静与情感支持。训导员通过抚摸和照料犬只来调节自身情绪，并在离开现场后的照护中恢复控制感和胜任感。这种伙伴关系使训导员感到不是独自面对复杂局面。
3.3 以福利为中心的实践：参与者强调，危机现场中犬只的需求必须始终被优先考虑，不能因工作而忽视动物福利。训导员需要像对待自身安全一样保障犬只的安全，例如避开其他犬只或有毒烟雾，管理人群接触方式，限制工作时间，安排充分休息。频繁出勤可能使犬只过度暴露，因此需根据每只犬的个体差异制定福利协议。
3.4 提升动物辅助危机响应：参与者认为AACR是人与犬协同工作的产物，而非仅仅依靠治疗犬的存在。犬只的信任与理解促进了幸存者对训导员的信任。犬只能改变现场氛围、降低人们心理防线，并创造人类互动难以实现的交流机会。人们常主动接近犬只并开始交谈，这使训导员无需主动寻找服务对象，尤其有助于接触那些常规危机响应难以覆盖的幸存者。
讨论部分指出，有效AACR实践不仅依赖治疗犬的存在，更取决于以福利为中心的人犬二元组质量。这一发现与以往强调训导员-犬只伙伴关系和相互信任的文献一致，但本研究进一步表明，伙伴关系本身是参与者理解有效AACR实践的重要成分，且二元组内的相互支持有益于干预效果和团队韧性。犬只的适应性（冷静气质、接受抚摸、喜欢工作）和训练水平是其适合AACR的关键参数。训导员需具备创伤知情照护、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以及犬行为与福利知识，能够识别个体应激线索并做出临床判断。犬类福利不仅是伦理责任，也是维持犬只参与能力和支撑伙伴关系的重要条件。此外，犬只可能识别出训导员未必会接触到的痛苦个体，从而扩大危机响应的覆盖范围。研究还提醒，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受文化、宗教和历史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个体或社区都认为犬只是舒适或恰当的，因此AACR部署需考虑文化可接受性。
研究结论：本研究探索了AACR团队中的人犬伙伴关系及其在AACR实践中的感知作用。研究发现，参与者认为福利是人犬伙伴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与二元组的功能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支持将AACR概念化为一种以福利为中心的伙伴关系，即由一名训练有素的训导员与一只适合的犬只组成的团队，二者的综合专业知识和关系被认为是有效且合乎伦理的AACR实践的关键。将训导员-犬只伙伴关系视为AACR的操作单元，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强调需要精心选择犬只、全面培训训导员和制定以福利为中心的方案。通过将以福利为中心的人犬伙伴关系置于AACR的核心，本研究为动物辅助危机响应项目的持续发展、实施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