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女性HPV自我采样真实体验：一项横断面研究中的可接受性与未来筛查偏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Real-Life Experience with HPV Self-Sampling Among Turkish Women: Acceptability and Future Screening Preferences i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摘要 背景：人乳头瘤病毒（HPV）自我采样已成为宫颈癌筛查的一种潜在替代方法。然而，关于女性在实际自我采样后的体验及未来筛查偏好的证据仍然有限。 目的：评估土耳其女性对HPV自我采样的真实体验，并识别与具有实际自我采样经验的群体中未来筛查偏好相关的因素。 方法：这项横断面、访谈式研究于2025年7月至2026年5月在土耳其克勒谢希尔培训与研究医院妇产科门诊进行。研究向850名符合条件的30–65岁女性提供HPV自我采样服务，其中500人自愿接受并完成了自我采样及随后的面对面访谈（参与率58.8%）。体验和未来筛查偏好采用基于可接受性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cceptability, TFA）并经文化调适的问卷进行评估。采用基于向后似然比选择的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识别与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相关的因素。 结果：参与者对HPV自我采样报告了高度积极的体验：81.0%的人将体验评为良好或非常好，83.8%的人对正确完成检测感到中等或非常自信，80.2%的人认为操作中等或非常容易。然而，49.6%的参与者更倾向于未来宫颈癌筛查采用临床医生采样，46.2%偏好在家进行HPV自我采样，4.2%尚未决定。与小学教育程度相比，较高教育水平与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的可能性显著降低相关（高中：OR=0.355，95% CI：0.213–0.593；大学：OR=0.326，95% CI：0.190–0.558；均p<0.001），而年龄与筛查偏好无显著关联。最终模型解释力有限（Nagelkerke R2=0.093）。 结论：HPV自我采样在具有实际自我采样经验的女性中高度可接受；然而，积极体验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筛查中对自我采样的偏好。教育水平与筛查偏好相关，但模型解释力有限提示其他因素可能影响女性的选择。因此，HPV自我采样可能更适合被视为保留患者选择的补充性筛查选项，而非普遍替代临床医生采样筛查。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宫颈癌尽管已有有效的筛查项目和HPV疫苗的广泛使用，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原因。高危型HPV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病因学因素，基于HPV的筛查已成为早期发现和预防策略的基石。然而，宫颈癌筛查项目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率，许多国家的参与率仍不理想，相当比例的适龄女性未定期参加筛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提高组织性宫颈癌筛查的参与率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因此，识别可接受、可及且以患者为中心的筛查方法被认为是实现宫颈癌消除目标的关键。

参与宫颈癌筛查受到多种情绪性、实践性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尴尬、预期疼痛、恐惧和焦虑等情绪障碍，以及时间限制、医疗服务可及性有限和预约系统困难等实际障碍，一直被确定为主要的不参与原因。此外，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有限的教育程度与宫颈癌筛查参与率降低相关，导致持续的健康不平等。

HPV自我采样已成为一种有前景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策略，可克服许多这些障碍。除了提高筛查参与率外，自我采样还增强了女性的自主性、隐私性、便利性和控制感，同时在使用经过验证的基于PCR的HPV检测方法时保持较高的诊断准确性。在土耳其，宫颈癌筛查通过卫生部协调的全国性项目免费提供，建议30–65岁女性接受基于HPV-DNA的筛查。尽管这些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可用，但宫颈癌筛查的参与率仍低于理想水平，凸显了需要补充策略以提高筛查参与率和可及性。然而，HPV自我采样的成功实施不仅取决于其诊断性能，还取决于女性的体验、完成检测的信心以及在未来筛查轮次中使用自我采样的意愿。目前，HPV自我采样尚未作为土耳其国家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常规组成部分，其在该背景下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包括澳大利亚、荷兰和瑞典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将HPV自我采样纳入其国家宫颈癌筛查策略，证明了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仍存在重要的证据缺口。尽管大量研究证明了HPV自我采样的诊断准确性和高度假设性可接受性，但相对较少的研究评估了女性在实际自我采样后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影响未来的筛查偏好。新兴证据表明，高可接受性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筛查中对自我采样的偏好。据研究人员所知，此前尚无来自土耳其的研究评估女性在实际HPV自我采样后的真实体验及其随后的筛查偏好。理解这些行为决定因素对于在组织性宫颈癌筛查项目中成功实施HPV自我采样至关重要。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横断面、访谈式研究，于2025年7月至2026年5月在土耳其克勒谢希尔培训与研究医院妇产科门诊进行。研究向850名符合条件的30–65岁女性提供HPV自我采样，其中500人自愿接受并完成了自我采样和面对面访谈，参与率为58.8%。数据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问卷基于Marlow等人开发的可接受性理论框架，经翻译、回译和文化调适后用于土耳其人群。访谈在自我采样程序和临床检查完成后同一就诊期间立即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PSS 29.0版本，使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采用基于向后似然比（Backward LR）方法的逐步选择程序确定最终模型，并以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作为事件类别。敏感性分析采用扩展的多变量模型，额外调整了年龄、教育水平、关系状态、既往宫颈筛查史和既往阴道镜史。

三、研究结果

参与者社会人口学和筛查相关特征：最大的年龄组为40–49岁女性（33.0%），其次为30–34岁（24.4%）和35–39岁（22.4%）。大多数参与者已婚（93.8%）。教育程度方面，31.4%为大学毕业生，28.8%完成高中教育。筛查史方面，41.8%的参与者报告是首次接受宫颈癌筛查，36.2%报告为第二次筛查。12.4%的参与者有既往阴道镜史。

女性对HPV自我采样的体验和感知可用性：女性普遍报告了高度积极的HPV自我采样体验。大多数参与者将操作评为良好或非常好（81.0%）。大多数女性报告与操作相关的不适（87.0%）、不满意（90.8%）、尴尬（86.6%）或焦虑（77.8%）很少或没有。此外，83.8%的参与者报告对正确完成检测感到中等或非常自信，80.2%认为操作中等或非常容易。

未来筛查偏好：尽管有这些积极体验，未来筛查偏好呈现更异质的分布。近一半参与者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的宫颈癌筛查（49.6%），而46.2%偏好在家进行HPV自我采样。少数参与者尚未决定（4.2%）。

与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相关的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与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无显著关联（OR=1.005，95% CI：0.981–1.029，p=0.714）。相比之下，教育水平与筛查偏好显著相关（Wald=28.606，p<0.001）。与小学教育程度相比，高中教育程度参与者显著更不可能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OR=0.355，95% CI：0.213–0.593，p<0.001），大学毕业生也显示出显著较低的偏好可能性（OR=0.326，95% CI：0.190–0.558，p<0.001）。最终模型具有统计学显著性（Omnibus检验：χ²=34.678，p<0.001），Nagelkerke R²=0.093，提示模型解释力有限。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模型拟合可接受（p=0.164）。

敏感性分析：在扩展的多变量模型中（n=479），调整年龄、关系状态、既往宫颈筛查史和既往阴道镜史后，教育水平与未来筛查偏好的关联仍然显著。高中教育（OR=0.376，95% CI：0.221–0.639，p<0.001）和大学教育（OR=0.321，95% CI：0.184–0.561，p<0.001）参与者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的几率低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既往宫颈筛查史也与筛查偏好独立相关（OR=0.489，95% CI：0.321–0.746，p=0.001），而年龄、关系状态和既往阴道镜史无统计学显著性。扩展模型的Nagelkerke R²约为0.130。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具有实际HPV自我采样经验的女性对操作报告了高度积极的感知。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自我采样易于操作，报告很少或没有不适、尴尬、不满意或焦虑，并对正确完成检测的能力表示自信。然而，这些积极体验并未转化为未来筛查中对自我采样的明确偏好：49.6%的参与者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而46.2%偏好在家HPV自我采样。教育水平与筛查偏好显著相关，而年龄无显著关联。这些发现强调了程序可接受性与未来筛查偏好之间的重要区别，提示仅凭自我采样的积极体验可能不足以将女性的偏好从临床医生采样筛查转移开来。

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可接受性和未来筛查偏好在女性实际完成HPV自我采样后进行评估，而非基于对操作的假设性描述。教育水平成为与未来筛查偏好相关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可能影响女性获取、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的方式，从而可能影响其独立执行筛查程序的意愿。然而，最终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有限，提示筛查偏好可能受到本分析中未捕获的其他因素影响，如健康素养、自采样本的感知准确性、对自我采样的信任、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带来的安心感以及其他心理社会或行为因素。

从实施角度看，这些发现对土耳其组织性宫颈癌筛查项目中潜在整合HPV自我采样具有重要启示。实际使用后的高可接受性支持将自我采样作为额外筛查选项提供的可行性；然而，近一半参与者持续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提示自我采样应补充而非必然替代临床医生采样方法。在初始实施阶段，采用基于选择的策略，即根据女性偏好提供自我采样或临床医生采样，可能更为合适。这种方法应辅以清晰的样本采集说明、关于经过验证的HPV自我采样方法可靠性的可及信息，以及需要时获得专业支持的途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确保信息和说明在不同教育水平下都能被理解。

研究结论：HPV自我采样在具有实际自我采样经验的女性中高度可接受且耐受良好。然而，积极体验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筛查中对自我采样的偏好，因为近一半参与者继续偏好临床医生采样筛查。教育水平与筛查偏好显著相关，而年龄无显著关联，尽管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有限提示其他心理社会和行为因素可能影响女性的偏好。这些发现支持HPV自我采样作为组织性宫颈癌筛查项目内潜在有价值的补充选项，而非普遍替代临床医生采样筛查。实施策略应保留患者选择，并提供关于样本采集和检测可靠性的清晰信息，以及需要时提供适当的专业支持。由于研究结果来自单一中心自愿接受并完成自我采样的女性，需要进一步的多中心和纵向研究来确定其普遍适用性，以及积极体验是否能转化为后续筛查轮次中对自我采样的持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