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年轻女性 Instagram 使用模式与饮食失调：潜在剖面分析

《Eating Behaviors》：Instagram use patterns and disordered eating among young Korean women: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摘要

年轻女性的进食障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虽然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外观相关的社会文化态度与进食障碍相关联，但这种影响因使用模式和内容消耗而有所不同。由于这些互动模式在个体中同时出现，本研究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探索不同外观相关Instagram活动特征与进食障碍的关系，并检验了外貌社会文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共有325名19至26岁的韩国女性完成了Instagram外观相关活动、外貌社会文化态度（SATAQ-4R）和进食障碍（EAT-26）的测量。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四种特征：高参与度的内容创作者（20.6%）、低参与度的被动用户（19.1%）、高时长用户（10.5%）和适度用户（49.8%）。剖面归属与临床进食障碍风险显著相关（χ2(3) = 23.21, p < .001）。在高参与度内容创作者中，32.8%达到进食障碍的临床临界值，相比在平台上花费大量时间的高时长用户，其达到临界值的几率高出五倍（OR = 5.05, p = .014）。社会文化态度部分中介了高参与度内容创作者归属与进食障碍之间的关系（占总效应的20.4%），而低参与度被动用户的显著负向间接效应则表明，该群体较低的社会文化态度认同度解释了其较低的进食障碍症状。这些发现表明，Instagram互动的类型与进食障碍风险的关联比使用时间更为密切，主动创建外观相关内容和反馈监测行为被识别为关键风险因素。

引言

进食障碍（DE）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在年轻成年女性中更为突出（Levinson等，2024）。进食障碍被认为是完全符合诊断标准的进食障碍的风险因素（Stice等，2009），并与各种医学和心理后果相关（Van Alsten & Duncan, 2020）。在全球范围内，19.7%的大学生（Alhaj等，2022）和22%的儿童青少年（López-Gil等，2023）报告存在进食障碍，其中女性和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比例更高。在韩国，14.4%的女大学生被归类为处于风险中（Choi & Kim, 2017），二十多岁的女性在寻求临床治疗的进食障碍患者中占比最高（19.6%）（国民健康保险公团，2022）。因此，识别与临床显著风险相关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亚临床症状变异——对于有效预防和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女性的青年期通常与脆弱性升高相关，这一发育期以身份认同形成、外观相关的社会压力加剧以及社交媒体的高强度互动为特征（Dane & Bhatia, 2023; Perloff, 2014），使得这一时期尤其适合研究社交媒体相关的风险路径。

外观理想的内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外貌压力是已确立的风险因素，具有时间上的先行性和预测性关联（Culbert等，2015）。三元社会文化模型（Thompson等，1999）提出，来自家庭、同辈和媒体的外观相关压力促进了对社会文化理想体型的内化，进而增加了进食障碍的易感性（Thompson & Stice, 2001）。在这一框架内，外观比较——即相对于他人评估自身外貌的倾向——被视为感知社会文化压力促进外观理想内化及后续进食病理的关键机制（Piccoli等，2022; Thompson等，1999）。针对青春期女孩的纵向研究支持了这一发展轨迹，即纤瘦理想的内化先于身体不满、饮食限制和临床进食病理（Stice & Van Ryzin, 2019）。在韩国样本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Jeon & Park, 2021; Lee & Oh, 2003）。

社交媒体已成为进食障碍的新型社会文化风险因素。荟萃分析表明，女性的社交媒体互动通过外观相关的社会文化态度与进食障碍相关（So & Kwon, 2022; Zhang等，2021），当平台内容以图片为主时，效应量更大（Holland & Tiggemann, 2016）。在年轻女性中，Instagram以图片为核心的架构与文字导向的平台相比，与更高的外观比较和身体不满相关联（Cohen等，2017; Engeln等，2020）。在青少年样本中，累计的社交媒体暴露（包括Instagram）通过纤瘦理想的内化与进食障碍症状学相关（Rodgers等，2020）。Instagram尤其具有相关性，因为其以图片为核心的信息流、算法化的外观内容筛选以及社会认可的公开指标（如点赞和评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强大外观相关的社会影响环境（Perloff, 2014）。这些关联在韩国尤为相关，因为大多数年轻群体报告Instagram是他们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Kim, 2024; Kim, 2025）。

实验研究表明，Instagram暴露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关联由外观相关的社会比较所中介（Brown & Tiggemann, 2016; Tiggemann & Zaccardo, 2015）。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基础框架，提出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尤其是在缺乏客观标准时。在Instagram上，这种比较尤其具有效力，因为比较的对象通常被感知为真实同辈而非专业模特（Tiggemann等，2018），却常常呈现经过数字化增强的外貌（Chua & Chang, 2016; Perloff, 2014）。质性研究也发现，女性报告在与她们关注的时尚博主之间进行基于外观的社会比较（Panjrath & Tiwari, 2021; Prichard等，2023）。在韩国，在Instagram上观看他人的照片通过身体比较和身体不满对自尊产生负面影响（Moon & Han, 2019），而接触引发向上社会比较的理想化外观内容增加了身体不满和进食障碍症状（Park & Oh, 2025; Pedalino & Camerini, 2022）。

与大众媒体不同，Instagram使用户不仅能够实时查看同辈的外观相关内容，还可以发布自己的图片并监测他人的反应，创造了一个可能加剧社会文化外貌标准内化的双向平台（Chua & Chang, 2016; Perloff, 2014; Tiggemann等，2018）。根据客体化理论（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Instagram上以自身外观为中心的活动可能强化自我客体化（Cohen等，2018），而监测自己帖子的反馈进一步巩固了对外部评价依赖的自我评价（Butkowski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查看反馈与外观相关的痛苦之间的关联强于仅仅发帖（Tiggemann & Barbato, 2018）。此外，Coelho等（2025）表明，照片编辑行为和针对点赞的情绪波动通过外观相关压力和内化影响身体形象，突出了自我关注和他人关注互动之间的联系。关键在于，这些外观相关的活动已被证明能够塑造用户的外貌社会文化态度。以外观为核心的照片活动（而非平台总使用时间）与纤瘦理想的内化和自我客体化相关（Meier & Gray, 2014），而浏览外观相关内容通过纤瘦理想的内化与进食障碍相关（Wu等，2022）。在这些发现置于三元影响模型框架中——社会文化压力及其内化导致进食病理——社会文化态度被定位为外观相关互动与进食障碍之间的中介机制。由于该过程背后的机制因互动类型而异，浏览和反应主要通过外观比较起作用，而自我专注的内容创建通过自我客体化起作用，这种中介路径的范围和性质可能因这些行为在个体中的组合方式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组合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被探索。不同的互动特征可能在进食障碍症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态度上存在差异。

Instagram使用通常被分为主动使用（即创建内容和互动）和被动使用（即浏览和消费；Verduyn等，2017）。对实验和纵向研究的综述提出，被动使用通过向上社会比较降低幸福感，而主动使用通过引发正面反馈和社会联结提高幸福感（Verduyn等，2017; 2020）。然而，实证发现并未始终一致地支持这一区分（Valkenburg, 2022）。这种不一致可能反映了以下事实：当涉及外观相关内容时，两种模式都可能有害。具体而言，被动浏览引发了外观比较（Brown & Tiggemann, 2016; Tiggemann & Zaccardo, 2015），而主动发帖加剧了自我客体化和反馈监测（Butkowski等，2019; Tiggemann & Barbato, 2018）。事实上，在两个美国大学生队列中，Sanzari等（2023）发现，所消费内容的类型是身体形象紊乱和进食障碍症状更强的相关因素，超过了使用时间和使用平台数量；在混合性别青年样本中，Markey等（2025）表明，外观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负面身体形象的关联强于沟通导向的使用。尽管出现了这些新证据，大多数既往研究主要通过使用频率和持续时间指标来界定社交媒体使用（Zhang等，2021），而近期一篇综述强调了社交媒体与进食障碍之间关联发现的显著异质性，部分归因于使用模式和内容暴露的变异（Athanasoula等，2025）。由于这些多样的互动模式在个体中同时出现，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可能不足以捕捉不同的使用组合如何与心理结果相关。以人为中心的方法特别适合本研究问题，因为它识别具有相似互动行为配置的自然发生个体亚组，而非孤立地考察每种行为（Howard & Hoffman, 2018）。这种方法使研究者能够确定特定的互动行为组合是否与进食病理存在差异性关联。例如，具有相似总使用时间的个体可能因其外观相关互动的性质和强度不同而在进食障碍易感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已被应用于社交媒体使用研究，但现有研究关注的是一般社交媒体使用模式，而非特定平台的外观相关活动。Jarman等（2023）根据总体使用时间、频率和平台数量识别了青少年社交媒体用户的亚组，发现高使用特征在使用一年后表现出更差的身体形象。类似地，Keum等（2023）基于美国新兴成人一般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目的识别了三种特征，包括主动用户、被动用户和平均用户，表明主动用户同时报告了更大的益處和更大的心理社会健康损害。然而，尚无研究将这种方法专门应用于新兴成年女性的外观相关Instagram活动。因此，本研究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来识别新兴成年女性中基于外观相关Instagram活动模式的独特特征。

我们假设基于外观相关Instagram活动模式的不同特征将会出现。正如Howard和Hoffman（2018）所指出的，潜在剖面分析本质上是探索性的；因此，我们没有指定关于预期特征数量或构成的先验假设。与先前以人为中心的发现——即较高的社交媒体互动特征与较差的身体形象结果相关（Jarman等，2023; Keum等，2023）——一致，以更高参与度为特征的特征预计将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文化外貌态度和进食障碍症状。基于社会文化态度作为外观相关互动与进食病理之间中介机制的理论角色，我们进一步假设社会文化态度将中介特征归属与进食障碍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外观相关参与度更高的特征。除了考察连续症状水平的差异外，识别哪些使用模式与临床显著风险相关对预防具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额外通过考察各特征中达到进食障碍临床阈值个体的比例，探索了特征归属的临床意义。

参与者与程序

本研究获得了[为审稿保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本研究是更广泛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考察新兴成年女性的进食障碍症状学。参与者为343名19至26岁的韩国女性，于2023年4月通过在线调查平台（dataSpring）招募。纳入标准要求为会说韩语的19至26岁女性，至少拥有一个Instagram账户，并且每月至少登录一次Instagram。在收到

描述性统计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见表3。SATAQ与进食症状的相关性最强（r = 0.56）。相关模式的详细解释见补充材料（S6）。

潜在剖面分析

一至六个剖面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4。基于较低的信息标准、可接受的熵值（0.750）、显著的BLRT以及理论可解释性，选择了四剖面模型。剖面

讨论

本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了韩国年轻女性中四种不同的外观相关Instagram活动特征，并考察了它们与进食障碍的关联。

这四类用户画像——高参与度内容创作者、低参与度被动用户、重度时间使用者和中度使用者——在外貌及饮食失调相关的社会文化态度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模式为理解Instagram参与的性质（而非使用时长）如何影响饮食失调症状提供了重要见解。

结论

总之，与外貌相关的Instagram参与类型与饮食失调症状的关联更为密切，而非使用时长。这些发现表明，预防工作可能更应从针对特定参与行为入手，尤其是外貌相关的内容创作和反馈监控，而非仅仅聚焦于减少屏幕使用时间。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Jungjin Ha：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形式化分析，概念构思。Joon Hee Lee：项目管理，调查研究，数据管理。Jihyun Lee：撰写——审阅与编辑，概念构思。Inha Kim：撰写——审阅与编辑，形式化分析。Soo Hyun Park：撰写——审阅与编辑，指导监督，基金获取。

生成式AI及AI辅助技术在写作过程中的使用声明

在本研究的撰写过程中，作者使用了Claude（Anthropic）以支持学术英文翻译、语言编辑以及APA第7版格式规范的检查。作者已对所有AI辅助内容进行审阅和编辑，并对所发表文章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资助信息

本研究得到延世大学特色研究集群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1-22-0005）。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已知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Jungjin Ha | Joon Hee Lee | Jihyun Lee | Inha Kim | Soo Hyun Park
延世大学心理学系，韩国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