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澳大利亚女性对塑造女性健康与社会不平等的经济与商业系统的认知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Putting profit over people’: Australian women’s perceptions of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systems shaping women’s health and social inequ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3日 来源: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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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商业健康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DoH)是人口健康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其对女性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女性对经济与商业因素如何影响女性健康与福祉的看法,以及为应对

  
摘要:商业健康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DoH)是人口健康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其对女性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探讨了澳大利亚女性对经济与商业因素如何影响女性健康与福祉的看法,以及为应对这些影响和推进性别平等所需采取的行动。一项在线质性调查由506名18岁及以上的澳大利亚女性完成。研究人员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女性被试将健康和社会不平等描述为源于相互关联的经济、商业、政治和性别化系统。研究从数据中构建了四个主题。第一,女性描述了限制其获得基本商品、服务和医疗保健的经济障碍。第二,她们将工作场所实践(包括缺乏灵活性的工作安排、不稳定的就业和歧视)与较差的健康和福祉联系起来。第三,她们识别出被认为将利润置于健康之上的行业所带来的一系列性别化的、社会性和环境性危害。最后,参与者呼吁加强政府监管、提高企业问责制、改善工作场所保护,以及更公平地获得医疗保健和基本服务。研究结果强调,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需要处理塑造女性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更广泛的经济、商业和政治系统。承认女性是自己生活的专家,可以加强研究、政策和倡导,并支持优先考虑健康和福祉而非商业利益的策略。
论文解读:澳大利亚女性对塑造健康与社会不平等的经济与商业系统的感知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实现和维持良好健康方面并不拥有平等机会。健康不平等由权力系统产生并维持,这些系统造成女性在医疗保健、教育、稳定且有充分报酬的就业、经济资源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持续差距。商业行为者嵌入在这些系统之中,通过其政治、经济和市场力量,能够影响资源、风险和机会的分配,同时也能影响有关女性健康的讨论方式以及女性生活与健康决策的条件。商业健康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DoH)被定义为“商业行为者驱动健康与公平的系统、实践和路径”。尽管已有研究关注烟草、酒精、赌博等危害健康产业针对女性的性别化营销策略,以及商业行为者如何从女性经期、更年期等健康需求和生命阶段中获利,但关于女性自身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些经济与商业系统的研究仍然匮乏。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澳大利亚女性对影响其健康与福祉的经济和商业决定因素的看法,弥补这一研究缺口。研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澳大利亚女性如何看待公司、行业和商业实践对女性健康与福祉的影响?她们认为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应对这些决定因素并推进性别平等?

二、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在线质性面板调查方法,共招募506名18岁及以上、居住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女性参与者。样本通过Qualtrics及其合作小组供应商招募,并在年龄和地理区域上设置了软配额,以确保不同生命阶段和城市/区域/农村/偏远地区的观点得以呈现。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7月至8月。问卷包含社会人口学问题以及两个核心主题的开放性问题,即商业决定因素对女性健康和公平的影响,以及应对这些影响的建议。研究人员遵循布劳恩(Braun)和克拉克(Clarke)的反思性主题分析六阶段迭代方法,使用Microsoft Excel对大型质性数据集进行系统管理,并通过团队讨论增强解释的严谨性。

三、研究结果

研究构建了四个主题。

主题一:企业实践对基本商品和服务获取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参与者最常提及基本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不断上涨,认为可负担性是公司影响社区健康与福祉的关键途径,尤其对女性健康产生特殊影响并扩大了现有健康不平等。参与者描述超市、能源供应商和医疗保健服务推高价格,导致人们延迟或放弃就医、预防性健康筛查和药物使用。这些障碍对收入有限、有慢性健康需求、承担照护责任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女性尤为显著,并造成累积性的财务不安全感。

主题二:性别化的工作场所压力、恶劣条件与支持缺失。参与者认为追求生产力和利润往往以牺牲安全、公平和支持性的工作条件为代价。职场文化缺乏对育儿和照护责任的灵活安排,对月经、怀孕和养育等女性健康需求支持不足。高强度工作负荷、长时间工作、缺乏工作与生活平衡、就业不稳定和临时工化加剧了女性的压力。少数参与者还提及职场中存在的欺凌、歧视、性骚扰和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这些问题在退休的老年女性中反映尤为突出。

主题三:有害行业的性别化、社会与环境后果。参与者指出媒体、美容、健康养生、社交媒体和减肥行业塑造了有害的性别规范,宣扬不切实际的美丽标准,导致身体意象扭曲和自尊降低。社交平台放大这些压力并传播健康错误信息。部分居住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参与者提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碳排放对健康的危害。当被问及化石燃料、酒精和烟草等特定行业时,参与者描述了直接和间接伤害,包括成瘾、疾病以及因他人消费而遭受的暴力、财务不稳定和家庭动荡,赌博和酒精尤其被认为加剧了女性面临的经济虐待和家庭暴力风险。

主题四:问责与挑战企业权力。参与者要求企业承担有意义的后果,包括高额罚款、对社区进行补偿以及更严格的道德标准。她们呼吁建立独立机构监督企业行为,并强调政府应通过立法预防危害而非仅依赖事后处罚。参与者还指出,政府与企业的财务关系以及游说活动是加强监管的主要障碍,但多数人仍认为政府应将社区健康和福祉置于企业利润之上。少数参与者担心过度监管可能形成“保姆国家”,体现出集体保护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张力。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进一步证明CDoH应被理解为权力系统而非孤立的产物或企业实践。参与者对商业影响的描述嵌入于日常生活结构中,包括可负担商品、基本服务、医疗保健、不公平的工作场所,以及社会对女性角色和 unpaid(无酬)劳动的期望。这些发现与将健康不平等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均之结果的学术观点一致。其次,研究挑战了将女性赋权等同于个人责任和消费的商业叙事,指出这种叙事掩盖了塑造女性行动能力的经济和商业条件。第三,参与者对更强问责的呼吁表明,现有监管和治理安排不足以保护女性健康,需要采取基于性别视角的监管策略和“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框架。最后,研究强调将女性有意义的纳入CDoH研究和政策的必要性,承认女性作为自己生活专家的价值。研究结论为:本研究考察了澳大利亚女性如何理解经济与商业健康决定因素及其认为推进女性健康和性别平等所需采取的行动。研究结果有助于将CDoH概念化为权力系统的不断增长的研究体系,并证明了将女性生活经验纳入该领域的价值。承认女性是塑造其健康条件的专家,可以加强未来的研究、政策和倡导,同时支持以优先考虑健康和福祉而非商业利益的更公平方式来治理商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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