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mate Risk Management》：Flood resilience through multi-actor coordination: Insights from the 1870 mega-flood i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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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被视为建设洪水韧性（flood resilience）的关键。然而，关于多主体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与互动及其对韧性的影响，实证研究仍不充分，尤其是在历史情境中。本研究以1870年长江上游特大洪水（M-flood）为分析窗口，将社会网络分
摘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被视为建设洪水韧性（flood resilience）的关键。然而，关于多主体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与互动及其对韧性的影响，实证研究仍不充分，尤其是在历史情境中。本研究以1870年长江上游特大洪水（M-flood）为分析窗口，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考察洪水韧性如何通过多主体的协调行动与互动得以体现。大量历史资料提供了数据来源，包括文献记录、洪水碑刻和档案访谈记录。研究结果显示，存在一个集中且层级化的治理网络，涉及多类主体。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主体运行于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的较高层级。个人与家庭主要关注自保，而家族、宗族与社区纽带在紧急情况下促进了相互救助。地方政府既是应对措施的决策者，也是执行者，并协调非政府主体（包括地方士绅与慈善组织）的贡献。省级政府设定战略方向并重新配置财政资源，而中央政府通过高度制度化的赈灾政策框架间接塑造应对行动。治理网络中的信息流支持了决策，并实现了物质资源的再分配。灾害经验还促进了社会学习，表现为风险认知提高、灾害记忆嵌入地方知识体系，以及有效做法被纳入常规风险管理。尽管存在这种制度化的治理结构，其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财政与行政能力，导致县域间表现不均衡。
研究背景与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韧性定义为相互关联的系统在应对危险事件、趋势或扰动时，保持基本功能、身份和结构的同时，仍具备适应、学习和转化能力的过程。洪水韧性已成为气候适应与灾害风险降低的核心概念，但多主体参与如何具体作用于韧性建设，尤其在历史情境中的运行机制，实证仍显不足。以往研究多关注应对策略及其时间演变，较少剖析整体治理结构与主体间互动。1870年长江上游特大洪水（M-flood）是该区域自1153年以来最大洪水，古洪水沉积显示其可能是过去2500年间最大流量，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洪水碑刻和访谈资料，为考察韧性实践提供了理想窗口。已有研究多聚焦其气候背景、降雨过程、洪水过程与损失，社会层面的应对与韧性未被充分关注。该研究发表于《Climate Risk Management》，旨在识别多主体洪水治理网络的结构，并追溯其资源动员、行动协调和灾后学习机制。
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与历史分析相结合，以地方志、官修史书、档案、洪水碑刻和档案访谈记录等历史资料为数据来源，以县为基本空间单元，对洪水过程、影响和应对行动进行编码。研究人员识别出124条物质流与109条信息流，构建有向社会网络，计算加权度中心性（weighted degree centrality）、网络密度和中心化，并划分上行、下行与水平流动方向。随后选取丰都（Fengdu, FD）与奉节（Fengjie, FJ）两个均达到最高淹没等级的县进行治理绩效比较。
研究结果
3. 1870年洪水及其影响：重建显示，洪水至少影响川东25个县，其中7个县达到全城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