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天：未来时间参照与欺诈的普遍性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Speaking of tomorrow: Future time reference and the prevalence of fraud

　　

• 强FTR语言与国家已观察到的欺诈发生率更高相关。• 强FTR国家的职业欺诈率更高。• 处于强FTR环境中的企业记录了更多财务违规事件。• FTR与欺诈的关联延伸至更广泛的声誉和ESG风险敞口。

引言

金融和组织环境中的欺诈行为通常反映了风险与回报之间的根本权衡（Becker, 1968, Fligstein和Roehrkasse, 2013, Karpoff, 2021, Murphy和Dacin, 2011, Wexler, 2010）。实施欺诈涉及有意识的冒险行为，个人或非个人在欺骗的即时收益与声誉损失、法律制裁和财务处罚的延迟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尽管现有文献广泛记录了欺诈的经济后果，1但关于个体参与此类冒险行为的认知和文化决定因素知之甚少。理解这一权衡背后的驱动因素——例如，为何某些经济主体更倾向于跨越伦理边界——对于制定旨在遏制财务违规的机构、组织和政策干预措施至关重要（Klein和Leffler, 1981, Klimczak等, 2022, Piskorski等, 2015）。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个体的风险处理和对欺诈的倾向：未来时间参照（Future Time Reference, FTR），即管理语言表达未来事件的语法特征。利用国家和企业层面的综合数据集，我们考察了FTR变异与已观察到的欺诈行为之间的关系。

语言在语法、语义和语用规范等多个维度上存在差异，这些结构差异塑造了信息的传递和解释方式（Jakobson和Halle, 1971, Mavisakalyan等, 2018, Slobin, 1987, Sutter等, 2018, Wierzbicka, 2003）。一个关键维度是未来时间参照（FTR），即未来事件的语法编码。语言可按其FTR的"强度"分类：弱FTR语言（如中文、德语）允许使用现在时形式表达未来事件（如"明天会下雨"），而强FTR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则通过语法将未来与现在分开（如"明天将会下雨"）（Dahl, 2000, Thieroff, 2000）。

更重要的是，FTR被假设为引导注意力和塑造认知，并可能对行为产生影响（Herz等, 2021）：弱FTR语言的说话者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未来导向和时间连续性，而强FTR语言由于在语法上将未来与现在分开，往往将未来结果在心理上推得更远，从而鼓励更关注当下且可能更具冒险性的选择（Chen, 2013）。实证研究已记录到说弱FTR语言的个体倾向于进行更多长期规划（Chen, 2013, Jeong等, 2023, Pérez和Tavits, 2017）2，且弱FTR国家中的企业与企业更具未来导向的商业策略相关（Gomes和Pijourlet, 2025, Hashemi Joo等, 2025, Kim等, 2017, Na和Yan, 2022, Nishikawa等, 2023）。

基于这一推理，欺诈作为一种优先考虑即时收益而非未来后果的经济规划决策（Kemel和Paraschiv, 2023），也应与语言对未来事件的处理方式相关。如果强FTR语言的说话者由于现在和未来的语法分离而感知未来风险和处罚的显著性降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从事欺诈行为。例如，在强FTR语言中，以未来方式表述的合规成本（如"将被罚款""将面临制裁"）可能感觉更为遥远，而在弱FTR语言中，未来结果与当下行为联系更为紧密，使未来制裁作为威慑手段更为有效。

我们在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检验这一假说。在国家层面，我们考察了职业欺诈与国家主要语言FTR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美国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的《各国报告》（双年版本：2012、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获取职业欺诈统计数据，该报告将职业欺诈广泛定义为包括资产侵占、腐败和财务报表欺诈。3由于欺诈的形式和机会受到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监管和执法机构强度的影响（Ahmad等, 2021, Farzanegan和Witthuhn, 2017, Omidi等, 2017, Zhu, 2020），我们纳入了一组丰富的控制变量来反映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治理质量。为缓解共同文化特征和语言遗产的混淆效应，我们的模型设定纳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语言家族固定效应。

我们发现，与弱FTR国家相比，在同一语言家族内、经济表现和治理质量相似的情况下，强FTR国家每10万人的职业欺诈案例多约0.045起，约为样本平均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模式与我们的假说一致：在强FTR环境中，未来风险和制裁被更大幅度地折现，并被感知为更为遥远或抽象，因此即时收益占主导地位，鼓励了更大的冒险行为和更高的欺诈倾向。

我们的国家层面发现对多种替代模型设定是稳健的。当我们引入更严格的固定效应、控制地区、法律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构成时，FTR与职业欺诈之间的估计关联仍然为正且统计显著；使用语法性别等替代语言特征的安慰剂检验未发现类似的关联。当排除美国、英语国家或多语言国家时，结果依然成立；在执法可信度更高的环境中——如OECD成员国和腐败控制更强的国家——结果更为显著。我们还实施了工具变量法（2SLS），使用前1500年的作物产量潜力作为FTR的工具变量（Galor和?zak, 2016, Mavisakalyan等, 2018, Yin等, 2024），同样得出了一致的正相关关联。

在企业层面，我们研究企业暴露于强FTR语言与财务欺诈和违规行为之间的关联。?我们使用企业总部所在国的主要语言来代理企业的FTR暴露（Kim等, 2021, Liang等, 2018, Na和Yan, 2022）。我们使用了基于RepRisk和Refinitiv ESG数据构建的综合企业层面欺诈衡量指标，包括总欺诈、税务欺诈、会计欺诈和腐败欺诈，时间跨度为2007-2023年。为考虑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可观察到的差异，我们在基线协变量中纳入了反映企业绩效和财务稳定性的指标，以及国家层面的治理质量指标，并进一步纳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语言家族固定效应，以吸收时变行业冲击和语言家族之间持续存在的财务欺诈和风险事件差异。?

我们的结果表明，强FTR语言暴露与企业财务欺诈之间存在正相关且统计显著的关联。相对于处于弱FTR环境中的企业，处于强FTR环境中的企业平均每年每企多出0.086起总欺诈事件，约为样本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更具体地说，强FTR企业每企-年税务欺诈多0.043起、会计欺诈多0.006起、腐败相关事件多0.027起。

在进一步控制宏观经济条件、法律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构成后，强FTR暴露与欺诈之间的正相关关联依然持续；排除总部位于欧洲的企业以及排除英语国家或多语言国家后结果稳健；使用历史作物产量潜力的补充IV设定也得出了一致的正相关关联。这些稳健性检验表明，企业层面的模式不太可能仅由遗漏的文化或制度因素驱动。?

此外，当将财务欺诈视为一种组织行为时，它与企业的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密切相关。我们发现，强FTR环境与更高的整体声誉和ESG相关风险敞口相关。这一证据与假说一致：强FTR语言在语法上将未来与现在隔开，可能降低了延迟制裁和声誉成本的显著性。这种语言框架可能削弱威慑效果，助长组织环境中的短期主义，增加对违规行为和冒险行为的容忍度。

本文对现有研究做出了若干贡献。首先，我们贡献于语言与经济行为文献。越来越多的文献记录了FTR与各种行为之间的关联，包括储蓄、健康投资、对长期政策的支持、社会创业、环保行动、健康习惯和自杀行为（Chen, 2013, Hechavarría等, 2023, Jeong等, 2023, Lien和Zhang, 2020, Pérez和Tavits, 2017）。我们将这一研究扩展至欺诈和违规行为——一个此前未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同时研究的产出变量——并表明弱FTR环境与较低的观察到的欺诈率相关，这与未来处罚被更弱地折现一致。与我们最接近的是，Na和Yan（2022）表明强FTR环境中的企业从事更多的企业避税——即合法的最小化税负行为。我们研究的是直接观察到的违规行为，而非基于会计的避税衡量指标。?

其次，我们的分析从组织角度对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欺诈的决定因素理解做出了贡献。虽然FTR是在国家或语言层面定义的语言特征，但它可能塑造组织内的个体认知和沟通，从而可能影响管理者的预期、关于风险的内部门槛讨论，以及企业决策中长期后果的显著性。随时间推移，这些微观层面的差异可能汇聚为不同语言环境下组织冒险行为和合规行为的系统性差异。我们的贡献涵盖了两个层面。先前的研究将欺诈与国家和制度层面的经济条件联系起来，并记录了弱FTR企业更具未来导向的行为；我们则表明FTR强度与国家间的欺诈发生率相关，并且弱FTR企业也面临更低的声誉风险和更少的财务违规事件。?

最后，我们的论文通过连接语言的时间感知与跨期伦理决策，为欺诈提供了一个行为学视角。强FTR结构可能通过将个体与未来结果在认知上隔离开来而降低未来后果的显著性（Ayres等, 2023, Di Pietro等, 2023, Thoma和Tytus, 2018），而更广泛的文化取向可能塑造个体是优先考虑伦理一致性还是地位驱动的短期收益（Lee等, 2019, Sharma等, 2020）。作为文化产物，语言既反映又与底层社会规范和价值共同演进（Roberts等, 2015）。因此，我们的发现表明，语言时间标记和文化取向可能共同与伦理行为和组织冒险相关。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提出机制和假说；第3节概述数据；第4节展示国家层面结果；第5节呈现企业层面结果；第6节得出结论。

各章节摘要

**框架与假说**

我们从三个视角构建财务欺诈行为：（1）风险与决策；（2）犯罪行为；（3）组织行为。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跨期欺诈条件开始。当即时私人收益超过未来处罚的预期折现值时，经济主体实施欺诈：

γ∫e?δ?dP(t) < V

其中V表示欺诈带来的即时收益，δ为折现率，P(t)捕捉与欺诈相关的累计处罚，如罚款、声誉……

**未来时间参照**

语言可按其未来时间参照（FTR）的"强度"分类，FTR是未来事件的语法编码。弱FTR语言（如中文和德语）不要求强制性未来标记，允许使用现在时形式表达未来事件。相比之下，强FTR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通过"will"或"going to"等显式未来标记在语法上将未来与现在分开。我们采用FTR分类……

**识别策略**

如第2节所述，如果FTR假说成立，强FTR国家的个体将被预期表现出更高的欺诈倾向，因为现在和未来的语法分离可能使未来风险和处罚感觉更为遥远。本节我们通过估计以下识别模型来探索国家主要语言FTR与职业欺诈案件数量在国家层面的关系：

Y?? = β? + β?StrongFTR? + ΘX?? + δ? + λ_f + e??

其中Y??是……

**识别**

基于我们国家层面的发现——即国家主要语言的未来时间参照（FTR）与职业欺诈相关——我们转向微观层面，考察企业财务欺诈和违规行为。如第2节讨论的，企业层面的财务欺诈是一种受风险感知、预期处罚与损失以及市场规制塑造的集体行为。我们考察企业的语言FTR与其涉及欺诈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

**结论**

从经济理论视角来看，欺诈源于对称信息失灵，即一方对合同义务进行虚假陈述。这损害消费者信任，破坏企业声誉，并导致次优的市场结果。

当欺诈活动被汇总时，它通过将资源从生产性用途转移到投机行为，可能会减缓经济增长。本文记录了一个稳健的关联：语法上的未来时间标记与欺诈普遍性之间存在关联，这表明……

作者贡献声明（CRediT）
Geraldine Guarin：验证、软件、数据整理。
Donald Lien：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概念化。
Shuo Zhang：写作——原始草稿、方法论、形式化分析。

未引用参考文献
Atwood et al. (2012), Hanlon and Heitzman (2010), Lisowsky et al. (2013), Slemrod and Yitzhaki (2002)

Geraldine Guarin|Donald Lien|Shuo 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