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脓性肝脓肿患者血流感染：预测因素、微生物学特征及住院结局

《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Public Health》：Bloodstream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pyogenic liver abscess: predictors,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hospital outcomes

　　

目的：探讨化脓性肝脓肿（PLA）患者发生血流感染（BSI）的预测因素、微生物学特征及住院结局。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单中心队列研究，纳入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住院期间接受血培养检测的PLA患者。研究人员比较了BSI组与非BSI组患者的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微生物学、治疗及住院结局数据，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BSI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应用校正模型检验BSI与住院结局之间的关联。 结果：共纳入347例PLA患者，其中47例（13.5%）发生BSI。与非BSI患者相比，BSI患者入院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发生率更高（48.9%对24.4%），降钙素原（PCT）水平更高（23.46对5.69 ng/mL），白蛋白（ALB）水平更低（27.53对31.20 g/L），产气性脓肿比例更高（27.7%对10.3%）。多变量分析显示，黄疸（OR 8.17，95% CI：1.90-35.06）和较高PCT水平（OR 1.02，95% CI：1.00-1.05）与BSI独立相关。肺炎克雷伯菌是血培养和脓液培养中的主要病原体。BSI与更大的治疗负担和更差的住院资源利用相关，包括使用≥3种抗生素的比例更高（40.4%对18.3%）、住院时间更长（19.34对14.74天）以及住院费用更高（5399.21对3888.42美元）。进一步按血培养与脓液培养联合结果分层显示，血培养阳性/脓液培养阳性（Blood+/Pus+）亚组的炎症负担、治疗强度及住院负担最高。 结论：PLA患者的BSI与更高的炎症负担、更强的治疗强度及更差的住院资源利用相关。血培养与脓液培养结果的联合解读可能有助于识别临床负担更重的患者，并支持PLA的早期风险分层、更密切的住院监测及抗菌治疗的及时重新评估。

化脓性肝脓肿合并血流感染的临床特征与住院负担——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化脓性肝脓肿（pyogenic liver abscess, PLA）是一种严重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尽管影像诊断、感染源控制和抗菌治疗不断进步，仍具有较高的致残率。既往研究已报道多种与重症和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恶性肿瘤、胆道疾病、低白蛋白血症、血小板减少、产气性脓肿、感染性休克及器官功能障碍等。在亚洲多个地区，肺炎克雷伯菌已成为PLA最主要的致病病原体，其侵袭性感染能力日益受到关注，约20%的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患者可发生肝外转移性感染，最常累及肺、眼和中枢神经系统。

在PLA患者中，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的存在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因其可能提示更严重的全身性感染和更高的肝外播散风险。然而，既往针对PLA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脓毒症、器官功能障碍及整体微生物学发现，对BSI本身的关注相对不足。尽管血培养和脓液培养在临床实践中常规开展，但两种标本结果的整合解读及其与临床严重程度、抗菌治疗管理和住院结局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旨在探讨PLA患者发生BSI的预测因素、微生物学特征及住院结局，并进一步评估血培养与脓液培养的一致性及其联合分层价值。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为陕西省人民医院开展的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1年1月至2023年12月住院期间接受血培养检测的成年PLA患者共347例。PLA诊断基于临床特征、实验室感染证据及典型影像学表现。研究将患者分为BSI组（47例）和非BSI组（300例），系统收集人口学、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微生物学、治疗及结局数据。主要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BSI的独立预测因素，并采用校正模型评估BSI与住院结局的关联。微生物鉴定采用MALDI Biotyper?，药敏试验采用VITEK? 2 Compact系统（2018年7月前）和BD Phoenix? M50系统（此后）。研究进一步将患者按血培养与脓液培养联合结果分为四组：Blood+/Pus+、Blood+/Pus?、Blood?/Pus+和Blood?/Pus?，进行亚组比较。

三、主要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与临床比较： 347例PLA患者中，47例（13.5%）发生BSI。BSI组入院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发生率显著高于非BSI组（48.9%对24.4%，P<0.001），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更高（11.59对8.40，P=0.047），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水平显著升高（23.46对5.69 ng/mL，P=0.021），白蛋白（albumin, ALB）水平显著降低（27.53对31.20 g/L，P<0.001）。影像学方面，产气性脓肿在BSI组更为常见（27.7%对10.3%，P=0.001）。

微生物学特征： 肺炎克雷伯菌是血培养和脓液培养中的主要病原体，分别占血培养分离株的51.1%和脓液培养的31.1%，大肠埃希菌位居第二。BSI组脓液培养阳性率显著高于非BSI组（70.2%对48.0%，P=0.005），多微生物脓液感染（12.8%对5.0%，P=0.049）及脓液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19.2%对7.3%，P=0.023）亦显著增高。33例（9.5%）患者血培养与脓液培养均为阳性，其中22例（6.3%）分离株一致。

BSI的独立预测因素：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黄疸（OR 8.172，95% CI：1.904-35.062，P=0.005）和较高PCT水平（OR 1.024，95% CI：1.000-1.049，P=0.048）是BSI的独立预测因素。入院时SIRS、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ALB、产气性脓肿等变量在校正后未显示独立关联。

治疗负担与住院结局： BSI组抗生素使用数量显著更多（2.43对1.73，P<0.001），≥3种抗生素使用率（40.4%对18.3%，P<0.001）和联合抗生素治疗率（78.7%对53.3%，P=0.001）均显著升高。BSI组住院时间显著延长（19.34对14.74天，P<0.001），住院费用显著增加（5399.21对3888.42美元，P=0.001）。校正模型中，BSI仍与住院时间延长（OR 2.030，95% CI：1.020-4.038）和高住院费用（OR 4.002，95% CI：1.797-8.912）显著相关。

血培养与脓液培养联合分层： Blood+/Pus+组表现出最高的炎症负担（PCT 24.62 ng/mL、NLR 12.75、ALB 27.86 g/L）、最大的脓肿直径（7.53 cm）、最高的产气性脓肿比例（27.3%）、最强的治疗强度（联合抗生素治疗率87.9%、≥3种抗生素使用率42.4%）以及最大的住院负担（住院时间19.76天、高住院费用率81.8%）。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PLA患者合并BSI提示更高的炎症负担和更复杂的临床管理需求。黄疸和PCT是BSI的独立预测因素，提示胆道受累和全身炎症反应强度在血流播散中的重要作用。肺炎克雷伯菌的主导地位与亚洲地区PLA的微生物学特征一致。血培养与脓液培养的联合解读提供了超越单纯BSI分层的额外风险信息，Blood+/Pus+组临床负担最高。研究结论指出，对于合并黄疸或PCT升高的PLA患者，早期血培养检测尤为重要；血培养与脓液培养结果的联合解读有助于识别临床负担更重的患者，支持早期风险分层、密切住院监测和抗菌治疗的及时调整。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Public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