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作用：推进挪威可持续发展与减缓环境污染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The dual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dv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Norway

　　

在企业和监管机构对数字化转型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作用日益关注的背景下，本研究在宏观经济框架内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挪威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绩效。利用1986年至2022年的年度数据，并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方法，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特别是互联网使用和结构性数字化，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与可持续发展呈显著正相关。相比之下，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服务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呈现不显著的关系，这表明数字化的不同维度具有异质性效应，仅靠数字竞争力可能不足以推动可持续发展。此外，结果显示，ICT服务出口和结构性数字化转型随时间推移与较低的环境污染相关，而互联网使用尽管系数为负，但对环境污染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主要结果在估计技术和替代设定中总体稳健。这些发现为寻求将数字化转型进程与长期可持续目标相结合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重塑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发了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担忧。尽管数字技术有望提升效率并促进创新，但其环境外部性可能阻碍可持续发展（SD）。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的经济收益或环境代价，且常采用单一指标（如宽带普及率或互联网用户数），难以捕捉数字转型的多维特征。同时，直接检验数字化、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长期关系的宏观实证研究依然缺乏，关于挪威的关注更是不足。因此，研究人员利用挪威1986—202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在统一框架内考察数字转型对可持续发展（SAS）和二氧化碳（CO₂）排放的影响，以识别环境污染作为潜在传导渠道的作用。该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 》。

为刻画数字转型的多维本质，研究人员选取了三个互补代理变量：ICT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例，反映数字化竞争力）、个人互联网用户（占人口比例，反映数字技术的社会扩散）以及反映2000年后结构性数字化阶段的虚拟变量。可持续发展以调整后净储蓄（排除颗粒物损害，占GNI比例）度量，环境污染以总CO₂排放（不含LULUCF）度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分析方法上，采用适用于小样本和混合单整阶数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依次实施单位根检验、边界协整检验、短期与长期系数估计及误差修正项（ECT）分析，并借助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ully Modified Ordinary Least Squares, FMOLS）进行稳健性检验。所有变量均经对数处理以解释弹性。

**单位根检验**：采用ADF、PP和KPSS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均为I(0)或I(1)，无一为二阶单整，满足ARDL应用前提。

**长期协整关系**：基于ARDL边界检验，以可持续发展为因变量的F统计量为14.057，超过1%显著水平的上界值；以CO₂排放为因变量的F统计量为3.363，超过5%上界值。这表明各变量组合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数字化转型影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短期与长期结果**：估计显示，互联网用户数每上升1%，可持续发展短期提高0.082%、长期提高0.092%（均在1%水平显著）；而ICT服务出口的系数在短期与长期均不显著，说明数字竞争力本身不足以驱动整体可持续性。环境污染方面，ICT服务出口每上升1%，CO₂排放短期下降0.118%、长期下降0.175%（均显著）；互联网用户数虽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误差修正项系数（-0.890和-0.671）均显著为负，表明系统能以较高速度（89%和67%）回归均衡。

**数字化转型的替代衡量**：以虚拟变量（DIG）刻画结构性数字化时，结果显示其与可持续发展显著正相关（短期0.061，长期0.089），并与CO₂排放显著负相关（短期-0.037，长期-0.082）。这证实了结构性数字转型同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且长期效应更强。

**诊断检验**：各项模型通过Breusch-Pagan-Godfrey异方差检验、ARCH效应检验、Ramsey RESET设定检验及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CUSUM和CUSUMSQ图显示估计系数在样本期内稳定。

**稳健性检验**：FMOLS估计结果与ARDL基本一致，确认互联网使用和结构性数字化对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正效应，ICT服务出口和结构性数字化对降低环境污染物有显著负效应，增强了主要结论的可信度。

讨论部分指出，数字转型的各个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面向国内的互联网普及和结构性数字化更直接服务于可持续目标，而出口导向的ICT服务可能主要通过提升环境效率间接产生作用。挪威国内以数字化公共服务和绿色能源为特色，数字技术的扩散与低碳基础设施相结合，有助于缓解环境压力。政策启示包括强化农村地区的宽带和5G网络覆盖、鼓励低碳数据中心、将环境绩效纳入出口支持政策，以及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绿色数字创新上的协作。研究人员强调，数字化转型必须嵌入适当的政策框架，才能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综上所述，数字转型在挪威可视为一种“双重作用”机制——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减轻环境污染物排放。但这一机制并非自动实现，其效果依赖于数字化维度、国内采用程度及政策配套。本研究的发现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了将数字化转型纳入长期可持续议程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