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生利他：探究两个冲突后社会中青年和平建设、共情与批判意识之间的关联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Youth Peacebuilding, Empathy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wo Post-Conflict Societies

　　

摘要翻译：超过60%的武装冲突会再次发生，这凸显了打破暴力循环的必要性。研究人员挑战将青年视为施暴者或受害者的传统观点，研究了两个冲突后情境——北爱尔兰与哥伦比亚——中青年积极的和平建设。研究以“苦难生利他理论”（ABS）与发展性和平建设模型（DPM）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性的、与冲突相关的苦难如何在微观系统层面（亲社会行为）和中观系统层面（冲突特定公民参与）预测青年和平建设。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这些关联是否受到共情、批判反思和年龄的调节。研究人员在北爱尔兰（N = 186，M_age = 16.76，SD = 4.60）和哥伦比亚（N = 283，M_age = 18.13，SD = 3.23）对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进行了两个时间点的纵向问卷调查。两个情境在冲突后时间线（自和平协议签署以来相差一代人与半代人）以及冲突对手（族群-宗教群体与政治群体）方面存在差异。历史性苦难显著预测了中观系统层面的青年和平建设。在两个国家中，年龄增长均强化了历史性苦难与中观系统和平建设之间的关联，而批判反思仅在北爱尔兰调节了这一关联。这些发现表明，苦难可能激励青年参与更广泛的公民进程，而非直接的、针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范围内，冲突与暴力呈上升趋势。2024年，全球36个国家发生了61起武装冲突，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武装冲突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约2.5亿儿童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更严峻的是，超过60%的武装冲突会再度爆发，形成暴力的恶性循环。传统观点往往将青年视为冲突的施暴者或被动受害者，忽视了他们作为和平建设能动者的潜力。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第2250、2419和2535号决议等政策框架开始强调青年在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但学界对于青年如何在冲突后社会中通过具体行为参与和平建设、以及何种因素促使他们从苦难经历转向建设性行动，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探讨。基于此，研究人员整合“苦难生利他理论”（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BS）与发展性和平建设模型（Developmental Peacebuilding Model, DPM），在北爱尔兰与哥伦比亚两个冲突后情境中，考察历史性的、与冲突相关的苦难是否以及如何预测青年不同层面（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的和平建设，并检验共情、批判反思与年龄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两时间点纵向调查设计。样本包括北爱尔兰青少年和年轻成人186人（平均年龄16.63岁，标准差4.61，范围11–26岁）以及哥伦比亚青少年和年轻成人283人（平均年龄18.11岁，标准差3.23，范围14–24岁）。北爱尔兰参与者从贝尔法斯特、纽里、班布里奇和利斯本11所学校及大学招募；哥伦比亚参与者由调查公司在波哥大、麦德林、巴兰基亚和卡利四座主要城市招募。测量工具包括：改编自O'Reilly和Stevenson的历史性苦难量表（3个项目，ω=0.72）；Davis共情量表（观点采择3个项目，α=0.73；共情关切2个项目，α=0.5）；改编自Wray-Lake等的批判反思量表（3个项目，ω=0.78）；微观系统和平建设采用3个亲社会行为项目（ω=0.81）；中观系统和平建设采用改编自Pancer等的18个冲突特定公民参与项目。结构方程模型（SEM）用于检验假设，多组SEM比较国家差异。还将时间1的一般亲社会行为、性别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协变量。

三、研究结果

（一）历史性苦难与中观系统和平建设的正向关联

模型整体拟合良好（robust CFI=0.96, robust TLI=0.93, robust RMSEA=0.05, SRMR=0.02）。部分支持假设1：历史性冲突相关苦难显著正向预测中观系统和平建设（β=0.21, p<0.001），但与微观系统和平建设的关联不显著（β<0.01, p=0.968）。这说明苦难经历更可能促使青年参与冲突特定的公民参与活动（如签署请愿书、参加政治活动），而非直接表现针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

（二）共情与批判反思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假设2和假设3未获支持。共情（观点采择和共情关切）与批判反思均未显著调节历史性苦难与微观或中观系统和平建设之间的关联。然而，共情关切对两种和平建设均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微观系统：β=0.20, p=0.004；中观系统：β=0.13, p=0.035），提示共情本身可能直接促进和平建设行为。

（三）年龄的调节效应

支持假设4：年龄显著调节历史性苦难与中观系统和平建设之间的关系（β=0.11, p=0.024）。这一调节效应在两个国家中方向一致，即年龄较大的青年中，历史性苦难与中观系统和平建设的关联更强。

（四）国家间差异

多组SEM最终模型拟合良好（robust CFI=0.96, robust TLI=0.94, robust RMSEA=0.03, SRMR=0.03）。关于假设1–4的路径在北爱尔兰与哥伦比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存在国家特定的直接效应：在北爱尔兰，共情关切正向预测微观系统和平建设（β=0.44, p<0.001），但在哥伦比亚不显著（β=0.19, p=0.053）；北爱尔兰年龄正向预测微观系统和平建设（β=0.28, p=0.001），哥伦比亚无显著关联（β=?0.14, p=0.091）；北爱尔兰女性较男性参与更多中观系统和平建设（β=0.19, p=0.007），哥伦比亚则无性别差异（β=?0.01, p=0.888）。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历史性苦难与青年中观系统和平建设（冲突特定公民参与）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且这种关联随年龄增长而增强。这与ABS理论的基本观点部分一致——苦难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激发利他与亲社会动机，但研究同时强调，苦难更多指向结构性、社区层面的参与，而非直接的外群体亲社会行为。这表明青年可能将自身及群体的历史苦难体验转化为对更广泛社会公正和公民进程的投入。

年龄的调节效应可能反映发展性变化——随着认知能力、自主性和参与机会的增强，年长青年更有能力将苦难体验转化为有组织的社区行动；也可能反映世代或队列影响——冲突后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对苦难赋予的意义和所感知的参与规范存在差异。批判反思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整体处于青少年至年轻成人阶段，批判反思能力尚在发展过程中。

国家间差异显示，北爱尔兰青年中，共情和年龄对微观系统和平建设的预测作用更为明显，这可能与北爱尔兰冲突具有清晰的族群-宗教外群体界限有关，使得针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更具指向性；而哥伦比亚冲突的各方界限复杂，不存在单一明确的内外群体区分，因此共情更多与一般化亲社会倾向而非特定的外群体指向行为相关联。女性在北爱尔兰中观系统和平建设中的更高参与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角色期待。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样本流失减少了纵向分析的效能，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存在社会赞许偏差，且两个国家均处于冲突后协议阶段，结论向持续暴力情境的推广需谨慎。总体而言，该研究将ABS理论拓展到两个冲突后社会、两个发展时期，并整合了批判反思与年龄因素，为理解青年和平建设的多层次机制提供了跨文化证据。研究呼吁政策与实践提供符合发展阶段的、对冲突情境敏感的参与机会，通过包容性教育和面向和平的公民参与，强化青年作为和平建设能动者的角色，助力可持续和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