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物质使用急诊就诊:探索个体与情境风险因素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Substance Use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Among Young People: Exploring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Risk Factors

【字体: 时间:2026年09月14日 来源: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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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表明,个体和情境因素是在关键生命阶段(包括青年和年轻人)不良健康结果的关键预测因子。对于前所未有的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物质使用等健康结果,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和社区特征之间的差异,目前仍知之甚少。本分析旨在考察个体和社区情境如何相互作用

  
有证据表明,个体和情境因素是在关键生命阶段(包括青年和年轻人)不良健康结果的关键预测因子。对于前所未有的COVID-19疫情如何影响物质使用等健康结果,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和社区特征之间的差异,目前仍知之甚少。本分析旨在考察个体和社区情境如何相互作用来预测年轻人(24岁及以下)物质使用结果的风险,并额外考虑COVID-19疫情的影响。研究人员采用广义逻辑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ogistic Mixed Models, GLMM)来检验个体和社区情境在预测与物质使用相关的急诊(Emergency Department, ED)就诊中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研究人员评估了关键个体变量(年龄、种族、性别、收入——以保险作为代理)、社区变量(社区经济剥夺——源于主成分分析)以及COVID-19疫情对该关联的效应修饰。结果显示,与高收入同龄人相比,低收入青年与更高的物质使用风险相关(ORUninsured:1.82, CI:1.81–1.83)。社区情境调节了风险,特别是在低收入社区的儿童中(ORAlcohol:3.39, CI:1.94–5.93)。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疫情期间,低收入青年(ORPublicInsurance:1.09, CI:1.07–1.10)和低收入社区的青年(OR:1.03, CI:1.01–1.05)、18岁及以下者(ORAdolescents:1.25, CI:1.23–1.27)、以及黑人(OR:1.32, CI:1.30–1.33)、原住民(OR:1.17, CI:1.12–1.22)和西班牙裔青年(OR:1.13, CI:1.11–1.15)的物质使用ED就诊风险更高。结果强调,迫切需要针对低收入和中位收入社区的年轻人提供物质使用资源,特别是近年来物质使用显著增加的较年轻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
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中常见的风险行为,常与不良心理健康相关。酒精是21岁以下人群最常使用的物质,尽管法定饮酒年龄为21岁,且酒精是年轻人死亡的重要促成因素(如车祸、自杀、他杀)。阿片类药物使用近年来也急剧增加,2001至2016年间美国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增加了300%以上,占年轻人死亡的12%以上。个体因素(如低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社区因素(如经济剥夺、农村性)均与物质使用结果相关。然而,少有研究同时考察不同生命阶段(儿童、青少年、年轻成人)、人口亚组和社区类型中,个体和社区情境如何交互影响物质使用风险,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这一复合压力源背景下。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聚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探索个体和社区情境及疫情对24岁及以下年轻人物质使用急诊(ED)就诊风险的影响。

研究人员利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Sheps中心2011–2022年去标识化急诊就诊数据,纳入13,143,335例24岁及以下ED就诊记录。通过广义逻辑混合模型(GLMM)分析发现,低收入青年、低收入社区的儿童、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年、以及疫情期间的多个亚群体与更高的物质使用相关ED就诊风险相关。研究结果强调,需要针对低收入和中位收入社区,特别是较年轻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持续提供物质使用资源。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使用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2015–2019年5年估计的59个社区变量(种族、就业、中位收入、教育)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随后采用k-medoids聚类算法将全美ZCTA划分为8个社会经济集群,并按家庭中位收入归纳为高、中、低收入社区;北卡罗来纳州的ZCTA被子选择用于分析。健康结局以ICD-9/ICD-10代码定义物质使用(F10–F19)、酒精使用障碍(F10–F10.99)和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F11–F11.99)。统计模型采用含ZCTA随机效应的广义逻辑混合模型(GLMM),包括基线模型、社区×个体交互模型、COVID-19×个体交互模型,并以私人保险、女性、白人、年轻成人、高收入社区和疫情前为参照。另设亚分析,比较物质使用作为主要诊断与次要诊断的风险。

研究结果如下:

社会经济集群概况:通过PCA和聚类识别出三类社区。高收入社区富裕、教育程度高,集中在都市区;中收入社区以白人为主、农村比例高、失业率高;低收入社区以黑人和西班牙裔为主、教育程度低,中位收入42,500美元。物质使用结局在都市区最普遍,但西部山区和东部沿海平原也有高发生率。

人口统计学特征:低收入社区中物质使用ED就诊比例最高(10.0%),公共保险占比64.2%;黑人和原住民青年在低收入社区比例最高;18–24岁年轻成人在低收入社区就诊比例最高,13–17岁青少年在高收入社区比例最高。

GLMM基线模型结果显示,公共保险(ORPublic:1.34)和未保险/保险不足(ORUninsured/Underinsured:1.82)的青年物质使用风险高于私人保险者;男性风险高于女性(OR:1.8);与白人相比,所有少数族裔风险较低;青少年和儿童风险低于年轻成人;中低收入社区总体风险并未显著高于高收入社区。

社区与人口统计学交互分析显示,中收入社区的儿童(12岁及以下)物质使用风险显著升高(OR:1.15);低/中收入社区的黑人青年(ORLowIncome:1.53)和西班牙裔青年(ORLowIncome:1.48)酒精相关ED就诊风险显著升高。

COVID-19疫情与人口统计学交互分析显示,疫情期间整体物质使用风险略有下降(OR:0.96),但低收入社区(OR:1.03)、公共保险(OR:1.09)、未保险/保险不足(OR:1.06)、黑人(OR:1.32)、西班牙裔(OR:1.13)、原住民(OR:1.17)、青少年(OR:1.25)和儿童(OR:1.22)的风险均显著升高,尤其是酒精和阿片类药物相关结局。

物质使用作为主要ED诊断的亚分析显示,亚洲裔(OR:1.76)、西班牙裔(OR:1.24)、青少年(OR:2.34)和儿童(OR:1.94)更可能以物质使用为主要诊断;疫情期间主要诊断几率增加(OR:1.23)。在低收入社区,公共保险、未保险、原住民、西班牙裔和黑人青年、青少年和儿童的主要诊断风险也更高。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低收入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的物质使用风险较高,这符合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即结构性不平等会放大健康差距。低/中收入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风险增加,可能与社区经济剥夺带来的压力和社会隔离有关。疫情期间尽管总体物质使用下降,但疫情加剧了低收入社区、年轻人和有色人种青年的已有风险,特别是阿片类药物相关ED就诊。鉴于急诊是年轻人接触阿片类药物并发展为依赖的主要途径,需要针对这些高危群体开展文化契合的干预。研究还强调,低收入社区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年酒精使用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研究结论:本分析考察了个体和社区情境如何调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年轻人(24岁及以下)的物质使用ED就诊风险(即任何物质使用、阿片类药物、酒精),并额外考虑了COVID-19疫情与社区和个体情境中风险变化的关联。结果强调,物质使用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儿童、低收入青年和有色人种青年中,疫情与风险的放大和出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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