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ing in Critical Care》：The Heart of the Matter: Staff Insights Into Organ Donation Conver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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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重症监护室（ICU）中的器官捐献涉及在临终关怀期间与家属进行复杂而充满情感的对谈。虽然文献经常关注同意率、临床方案和家属体验，但从ICU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影响捐献讨论的因素却鲜为人知。
**目的**：了解新西兰ICU工作人员对
**摘要**
**背景**：重症监护室（ICU）中的器官捐献涉及在临终关怀期间与家属进行复杂而充满情感的对谈。虽然文献经常关注同意率、临床方案和家属体验，但从ICU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影响捐献讨论的因素却鲜为人知。
**目的**：了解新西兰ICU工作人员对影响器官捐献讨论和家属决策的因素的经验和看法。
**研究设计**：一项定性描述性研究，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TA）对来自三个三级ICU机构的11名ICU工作人员（医疗、护理和健康心理学）的焦点小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研究人员开发了三个关键主题：“良好”对话、承认情感和心理负重、以及具有坚持的意愿并感到有能力提供照护。参与者强调了与家属建立基于信任的沟通的重要性；根据家属个人需求量身定制的文化和情感响应性照护；以及调节捐献工作的情感需求。工作人员依赖定期的同事支持来维持情感韧性，并重视结构化教育、团队准备和可获得资源，这些都能增强其进行捐献对话的信心。参与者确定了促进积极单位器官捐献文化的实践和价值观，这有助于团队韧性和有意义的家属互动。
**结论**：本研究从工作人员的角度深入了解了新西兰ICU中器官捐献工作的人际、情感和实践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以优质沟通、团队准备、情感安全和充足资源为基础的支持性团队文化，能够促成与家属进行更有意义的捐献对话。这些见解突出了在捐献工作中加强实践、教育和单位文化的机会。
**与临床实践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支持需要定期的多学科教育、情感支持结构和清晰标准化团队流程，以加强捐献对话。改善系统性基础设施，例如健全的捐献者识别途径和面向公众的教育，可以进一步帮助工作人员和家属将捐献视为临终关怀的正常化组成部分来应对。
**论文解读：新西兰ICU工作人员视角下的器官捐献对话——质性研究深度解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器官捐献是重症监护室（ICU）临终关怀实践中一项极为复杂且情感负荷极重的医疗活动。当患者生命无法挽回时，ICU工作人员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同时完成告知死亡、维系生命支持、识别潜在捐献者以及与家属进行器官捐献沟通等多重任务。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严谨的临床判断，还交织着深刻的情感冲击、伦理困境和文化敏感性。尽管既有文献对器官捐献的同意率、临床操作规程以及家属的捐献决策体验已有较多探讨，但一个关键视角长期未获充分关注——即ICU工作人员自身如何看待和经历这些高难度对话，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形塑他们的实践方式与职业体验？尤其是在新西兰这一具有独特文化背景与卫生体系的语境下，相关研究更为缺乏。因此，深入理解ICU工作人员的真实经验，对于优化医患沟通、保障工作人员心理健康、提升捐献体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旨在从ICU工作人员的主观经验出发，深入探索影响新西兰ICU器官捐献讨论及其家庭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研究采用定性描述性设计，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期间，在新西兰两家医院下属的三个都市三级ICU中心开展。研究人员通过有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招募了11名具有直接参与器官捐献讨论经验的ICU工作人员，涵盖4名医生、5名护士和2名健康心理学家。资料收集采用焦点小组（共4组）和1次个别访谈（因一次临时取消而补充），并使用半结构化主题指南进行引导。所有访谈均通过Zoom进行，时长介于67至90分钟，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字。资料分析遵循反思性主题分析（RTA）方法，结合演绎与归纳编码策略，借助NVivo 15软件进行数据管理。研究严格遵守伦理规范，获得了奥克兰健康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拥有“良好”的对话**：该主题包含两个次主题——**建立信任基础**与**适应家属所处的境况**。研究发现，工作人员普遍认为，早期在ICU入院阶段就开始与家属建立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定期的家庭会议、创造私密且包容的交流空间、采用“我们将以您为导向”等沟通策略，均有助于促进信任。一次成功的捐献对话并不以家属最终同意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家属能否在信息充分、情感受支持的状态下，做出与其家庭价值观及患者意愿相一致的持久决定为圭臬。相反，若家属内部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分歧而未获得充分探讨，则可能导致沟通提前终结，造成错失知情决策的遗憾。此外，工作人员强调需敏锐评估家属对死亡的心理接受程度及情感状态，灵活调整对话节奏与信息量。文化因素被宽泛地理解为不仅限于种族，还包括沟通偏好与个体存在方式。必要时引入文化顾问、尊重宗教仪式均是重要的调适策略。临床医生的连续性照护有助于减少碎片化沟通。若在家属消化死亡讯息前强行提出捐献问题，往往会产生“具有伤害性”的负面体验。
**（二）承认情感与心理负重并拥有坚持下去的意愿**：该主题包含**工作人员理解所承载的情感与心理负重**及**管理与调节情感和心理负荷的重要性**两个次主题。工作人员普遍承受着职业责任与组织压力带来的心理挑战，例如，若不向家属提出捐献话题则需要书面记录理由，这种行政要求增加了额外压力。目睹家属剧烈悲痛、处理移植相关并发症甚至死亡、自身经历丧亲之痛，都会给工作人员留下持久的情感印记。部分工作人员还面临个人宗教信仰与临床事实相冲突的两难境地——例如与家属同样信仰上帝并理解其对奇迹的期盼，但明知死亡不可避免。这种“双重性”要求工作人员不断在职业角色与个人角色间进行切换和调和。为应对沉重的情感负荷，工作人员发展出一套调节策略：将情感表达正常化被视为抵御职业倦怠的关键。资深员工会明确教导年轻员工，在职业边界内表露情感不仅是允许的，更是必要的，但核心原则是——绝不能让家属反过来安慰工作人员。自然接触、家庭时光、社交联系均是有益的情绪疏散渠道，然而，同事间的非正式查问、导师指导与共同反思则被视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支撑资源，它们能促进团结协作，帮助团队共同承受压力并保持韧性。
**（三）感到有能力提供照护**：该主题包含**学会敏感地引导艰难对话**与**拥有合适的空间**两个次主题。首先，针对性的培训（如模拟工作坊）与多学科团队准备被认为是增强工作人员信心的基石。然而，研究发现严重的问题是，此类培训往往只强制执行一次，缺乏系统性的复训机制，导致不同年代、不同专业背景的医生之间在知识储备与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未接受近期培训的同事往往对捐献持更为消极的态度，或将其视为额外的工作负担。与此相对，接受过最新教育的工作者则展现出更积极、更专业的实践取向。同时，与器官捐献新西兰（ODNZ）协调员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在讨论前组织包含床边护士、文化顾问（如毛利长老kaumātua）、牧师等的预简报会议，能够极大地统一团队认知、减轻个体负担并提高沟通中的文化安全性。尽管此类实践被视为重要，但在不同机构间的实施情况并不均衡。其次，支持捐献讨论所需的“合适空间”远不止于个人技能，更依赖于组织层面的结构性保障。在资源受限的ICU环境中，器官捐献工作常被视为“可酌情处理的事项”而优先被搁置。医院与ODNZ之间的沟通碎片化、捐献协调员在各ICU的嵌入程度不一，均削弱了协调效率与团队信心。此外，供体识别的常规化系统（如交接班提示）尚不健全，导致尤其是组织捐献的机会流失。工作人员还对当前新西兰基于驾照勾选框的捐献意向登记制度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不是一个知情同意过程，呼吁建立国家级捐献登记系统并开展大规模公众教育。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深刻揭示了新西兰ICU工作人员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丰富经验，明确指出一种积极的单位文化是高品质实践的核心基石。工作人员并未将成功定义为“获得同意”，而是强调有意义、包容、基于信任且能满足家庭独特需求的对话。持续践行这一理念，离不开团队内部的同事支持、工作人员的情感韧性以及切实可得的物质与教育资源。研究结果一方面确认了当前实践中诸多有效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为系统性改进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建立常态化的多学科教育与模拟演练机制，规范结构化的预简报与事后汇报流程，建设健全的捐献者识别系统与国家级捐献登记平台，并加大面向公众的器官捐献教育力度。通过上述举措，方能更好地支持工作人员与家属在ICU这一特殊场域中，以更加从容、有准备的状态面对器官捐献这项临终关怀中艰难但意义重大的决策。该论文发表于《Nursing in Critical Care》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