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旁的一席之地：安大略基本收入试点项目中的食物与饮食实践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A Seat at the (Dinner) Table: Food and Eating Practices in the Ontario Basic Income Pilot

　　

摘要 有强有力的定量证据表明，当社会项目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用收入时，食物不安全的风险会下降。然而，关于贫困家庭收入突然增加如何改变其食物实践的定性研究却很少。本研究采用基于布尔迪厄（Bourdieu）的理论框架，并辅以近期关于尊严的文献，分析了研究人员对 prematurely cancelled Ontario Basic Income Pilot (OBIP)（安大略基本收入试点项目）受助者进行的79次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受访者描述了收入增加如何改善了他们购买充足且更高质量食物的能力，减少了他们参与不令人满意的生存策略，促进了与家人和朋友之间更强的联系，并提升了食物实践中的愉悦感。这些结果反映了一种与布尔迪厄所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截然不同的语境下的“实践逻辑”：在一个健康被视为“超级价值”且归属感通过消费获得的消费社会中。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而言，收入而非惯习（habitus），是食物实践逻辑的最重要贡献因素。研究结果反驳了关于贫困人群食物实践的流行迷思，并支持了建立足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保障的呼吁，以促进健康、家庭食物安全与尊严。

餐桌旁的一席之地：安大略基本收入试点项目中的食物与饮食实践——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收入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健康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健康与寿命在收入谱系上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梯度。低收入或贫困限制了对其他健康决定因素的获取，并对健康产生深远影响。食物不安全（food insecurity）是贫困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因经济限制而导致的食物获取不足或不安全。在加拿大，自2021年以来食物不安全率急剧上升。面对这一问题，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应对措施是食物慈善（尤其是食物银行），但这在许多方面存在问题。唯一被明确证明能有效缓解食物不安全的干预措施是收入补充。尽管有定性研究记录了食物不安全人群与食物相关的经历，但很少有研究探讨家庭月收入突然增加所带来的影响。安大略基本收入试点项目（OBIP）为此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背景。此前虽有研究提及OBIP受助者能够负担更健康的食物，但至今尚无对OBIP如何影响食物实践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79次对OBIP受助者的深度访谈，运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理论视角，并辅以关于尊严作为象征资本的近期学术成果，探讨家庭月收入突然增加对食物实践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West和Oldfather提出的合并案例比较方法（pooled case comparison method），将两个独立研究项目的数据合并进行分析。项目一由第一作者独立开展，作为其研究生论文的一部分，样本量为26人；项目二由第二和第四作者（与另一位已退休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样本量为53人。两个项目均聚焦于定性记录OBIP参与者的经历，采用半结构化个人访谈的方法，纳入标准均为试点治疗组成员，数据收集时间均在试点项目接近尾声时（2019年冬春及4月）。合并后，分析最终涵盖79次访谈，代表69位独特的试点参与者。参与者主要来自安大略省的三个试点地区：汉密尔顿（22人，32%）、林赛（33人，48%）和桑德贝（14人，20%）。其中女性占79%（46/58），男性占21%（12/58）。81%的参与者在加入OBIP前曾领取省级社会援助。研究人员采用归纳、反思性的主题分析方法（thematic analysis），由第一作者使用NVivo软件进行编码，并与第二作者协商确定最终编码方案。

三、研究结果

5.1 从匮乏逻辑到充裕的尊严

参与OBIP使受访者能够负担充足的食物，并减少或放弃使用食物银行等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生存策略。试点前，受访者普遍经历中度和重度食物不安全，表现为减少份量、跳过餐食或整天不进食。食物银行的使用被普遍认为缺乏选择、不健康、带有污名且不公正。加入OBIP后，食物安全状况得到显著且即时的改善，受访者归因于付款的充足性和可靠性。基本收入不仅带来了物质改善，还带来了心理上的益处，消除了与食物不安全相关的压力。

5.2 食物实践与健康饮食知识的对齐

一旦摆脱收入不足带来的严格必要性限制，受访者报告其饮食种类和质量显著改善，尽管他们仍生活在低收入水平。这并非布尔迪厄所预测的“必要性品味”（taste of necessity），而是与近期加拿大研究一致，表明低收入人群理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并在收入允许的情况下偏好健康食品。多位参与者将购买更有营养、更高质量食物的能力描述为接受基本收入的最重要影响。收入的增加带来了杂货店购物时更多的自主权，通常转化为餐桌上更多新鲜、有营养的食物，减少了对加工、盒装、罐装和冷冻食品的依赖。残疾和慢性病患者也将其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归因于试点期间能够获得的食物类型和质量。

5.3 培育社会资本

OBIP提供的相对财务安全促进了以食物为媒介的社交机会，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许多受访者描述了重新培养与生活中重要人物关系的能力，这归因于财务稳定带来的更放松和开放的情绪状态。基本收入消除了在满足社交需求与物质需求之间做出选择的困难。受访者能够与朋友外出喝咖啡、在餐厅用餐时自付费用，甚至能够招待他人，这带来了尊严和自由。相反，试点结束、失去基本收入后，这些社交参与再次变得困难。

5.4 自由与愉悦的品味

摆脱严格必要性后，受访者经常提到以玩乐和好奇的心态对待食物的新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尝试新食材和食谱，或仅仅因为味道好而购买物品。许多参与者发现食物不仅是严格必需品或压力来源，也是快乐和愉悦的贡献者。这种自发性对父母尤为重要，他们能够不再担心为孩子购买零食或冰淇淋。基本收入还使参与者能够进行基于创造力和好奇心的食物选择，打破了食物不安全家庭“严格必要性”食物选择的单调性。这些愉悦时刻被参与者视为对贫困人群施加的严苛社会期望的抵抗。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分析表明，对于生活在严重不足收入水平的受访者而言，经济资本的突然增加改变的不仅仅是购买更多同种食物的能力，而是使他们能够摆脱严格必要性的逻辑，更好地将其食物实践与主流健康饮食话语对齐，利用食物培育社会资本，并以自由、好奇和愉悦的态度对待食物。对于某些参与者而言，他们对食物的新取向也象征着对自身未来和与世界互动的新取向。研究分析有力地反驳了关于贫困人群的“有毒贫困叙事”和“恶性”刻板印象，表明贫困人群的食物实践并非源于“不良选择”或缺乏“个人责任”，而是受限于经济资本。

研究结论支持Sayer的观点，即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过于决定论，至少在21世纪的加拿大是如此。满足尊严、归属、尊重、友谊和爱等社群需求，对于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实践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在消费社会中，归属感依赖于消费，满足象征性和社群性需求对于被贫困边缘化的人群至关重要。OBIP作为一种无条件收入保障项目，没有社会援助项目的惩罚性或家长式特征，仅改变了参与者每月的收入。定性分析表明，充足收入对家庭食物安全和健康饮食具有根本重要性，支持了定量研究的结论。OBIP认可了受助者的人性，恢复了他们的尊严和归属感，并维护了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做出适当选择的自由。食物和饮食实践是这些积极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最终支持建立足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保障的呼吁，以促进健康、家庭食物安全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