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itary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military-to-civilian transition: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ex-serving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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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向平民过渡（Military-to-civilian transition）是一个关键的生命阶段，可能使退伍军人面临更高的心理困扰、社会困难和幸福感降低的风险。尽管心理社会因素是成功再融入的核心，但人们对澳大利亚国防军（ADF）退役军人中不同的需求模式知之
军事向平民过渡（Military-to-civilian transition）是一个关键的生命阶段，可能使退伍军人面临更高的心理困扰、社会困难和幸福感降低的风险。尽管心理社会因素是成功再融入的核心，但人们对澳大利亚国防军（ADF）退役军人中不同的需求模式知之甚少。研究人员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在725名ADF退役军人样本中，基于军事-平民调整与再融入量表（M-CARM）的五个领域识别心理社会需求剖面。最优三分类解识别出：低调整需求（LAN）组（20.7%），报告极少再融入挑战；文化调整需求（CAN）组（42.9%），以文化适应困难为特征，尤其是对平民的信念和军事化；文化与心理需求（CPN）组（36.4%），在对平民的信念、目标与连接、军事化以及怨恨与遗憾方面表现出更广泛的挑战。CAN组更可能是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无作战部署经历。CPN组同样以男性为主、教育程度较低，并额外以海军服役、失业或不在劳动力队伍中以及医疗退役为特征。与LAN组相比，CAN和CPN组均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和噩梦困扰，以及更差的生活质量和更严重的功能障碍。这些发现突显了退伍军人中持续存在的再融入挑战，并支持分层支持模型的必要性，从心理教育到强化多学科护理，以更好地满足ADF退役军人的多样化心理社会需求。
**论文解读：澳大利亚退伍军人军事向平民过渡的心理社会适应**
军事向平民过渡（military-to-civilian transition）是退伍军人生命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常伴随心理困扰、社会困难和幸福感下降。既往国际研究显示，加拿大退伍军人中25%至38%报告适应困难，美国退伍军人中约25%至56%在多个生活领域面临挑战。然而，多数研究为定性小样本，且澳大利亚背景的证据匮乏。澳大利亚“过渡与健康研究项目”发现，退役人员精神障碍风险升高，且心理社会和身体健康因素与心理困扰密切相关。尽管已有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但对退伍军人心理社会需求模式的认识仍不充分，难以为分层干预提供依据。为此，研究人员基于Schlossberg过渡理论，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考察澳大利亚国防军（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DF）退役军人心理社会需求的不同组合模式，并比较不同亚组的健康与功能结局。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对全国数据集的二次分析，该数据集原始用于开发和验证军事-平民调整与再融入量表（Military-Civilian Adjustment and Reintegration Measure, M-CARM）。样本包括725名ADF退役军人，平均年龄44.6岁（SD=9.9），78.6%为男性，93.4%为白人，57.8%曾在陆军服役，64.4%有作战部署经历，平均服役15.6年，平均退役8年。数据通过在线调查收集，包含M-CARM五个子量表（目标与连接、求助、对平民的信念、怨恨与遗憾、军事化），以及抑郁、焦虑、应激、创伤后应激障碍、噩梦困扰、生活质量和功能障碍等指标。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LPA拟合1至5类模型，依据Akaike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熵、调整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aLRT）及理论可解释性确定最佳分类；采用三步法中的R3STEP方法检验社会人口学和军事服务变量对剖面归属的预测作用，使用BCH方法比较各剖面在远端结局上的差异；为检验稳健性，还基于M-CARM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数估计平行LPA，并以Cohen's kappa评估剖面成员一致性（κ=0.889）。所有分析使用可得数据，未进行插补，显著性水平设为p<.05（双尾）。
研究结果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潜在剖面模型的确定。通过模型比较，三分类解被认为最优；四分类模型虽在统计上有改善，但两个类别轨迹近乎平行，缺乏理论意义。最终确定三个亚组：低调整需求（Low Adjustment Need, LAN）组（20.7%，n=150），所有M-CARM子量表得分均高于阈值（3），代表适应良好；文化调整需求（Cultural Adjustment Need, CAN）组（42.9%，n=311），在“对平民的信念”和“军事化”两个维度存在困难；文化与心理需求（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 CPN）组（36.4%，n=264），在“对平民的信念”“目标与连接”“军事化”和“怨恨与遗憾”四个维度均存在困难。三组成员在“求助”维度上的需求均较低。基于因子分数的敏感性分析与主分析得出相同的剖面结构和高度一致的成员归属，表明分类结果稳健。第二，剖面的社会人口学与军事服务特征。多项逻辑回归（以LAN为参照）显示，男性与CAN（OR=2.5）和CPN（OR=3.9）归属可能性增加相关；大学教育与两者负相关（OR分别为0.5和0.3）；失业（OR=7.7）和不在劳动力队伍（OR=8.0）仅与CPN显著相关；海军服役（OR=2.4）和医疗退役（OR=4.0）亦仅与CPN相关；作战部署经历与CAN归属可能性降低相关（OR=0.5）。年龄、婚姻状况、服役年限和退役年数无显著关联。总体而言，LAN组社会经济和服役特征更有利，CPN组劣势更明显，CAN组居中。第三，远端结局的比较。BCH分析显示，三个剖面在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功能指标上呈现显著梯度（均p<.001）。CPN组在抑郁、焦虑、应激、创伤后应激症状、噩梦困扰和功能障碍方面最严重，生活质量各维度最差；CAN组介于中间；LAN组结局最佳。
讨论部分指出，三个剖面反映的是需求领域的不同组合，而非单纯严重程度差异。LAN代表有效适应；CAN代表特定文化调整困难但无明显心理困扰；CPN则代表文化与心理困难共存。这一区分提示，干预策略应根据剖面匹配：LAN组可依托现有过渡项目并辅以心理教育；CAN组需要文化适应支持，如将M-CARM嵌入临床护理、同伴支持及面对面或数字化心理教育；CPN组需要强化多学科综合干预，整合心理治疗、社会支持和个案管理。分层模型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求助污名，并增加退伍军人对服务的参与度，例如澳大利亚网络心理教育项目“Go Beyond”即可融入该体系。研究局限性包括：二次分析受原始数据约束，缺乏个人收入等变量；所有测量均为自我报告，且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LPA分类为概率性而非确定性；样本可能更倾向求助意愿较高的退伍军人。未来需纵向设计、临床评估和更广泛人群的重复验证。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该项研究识别出军事向平民过渡中三种不同的心理社会需求剖面。超过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被归类为CPN，表现出显著的文化与心理适应困难、较差的心理健康、较低的生活质量和更大的功能障碍，该群体可能需要全面的临床干预以支持心理恢复和文化再融入。CAN组虽无急性临床困扰，但已出现文化适应问题、生活质量下降和早期心理健康症状，可从预防性和技能培养项目中获益。LAN组则显示最少的再融入挑战和显著更佳的整体幸福感。对适应困难高风险的退伍军人，特别是男性、海军、低教育水平、失业或不在劳动力队伍、以及医疗退役者，早期识别和持续监测至关重要。研究结果强调，同时关注文化再融入和心理健康的定制化干预对于改善退伍军人结局和支持其成功过渡至平民生活至关重要；M-CARM作为循证测量工具，可在临床和过渡服务中用于系统评估需求、指导干预计划并监测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