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权到管理:知识共享框架下知识产权治理的重新构想——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溯因理论构建

《Cogent Social Sciences》:From ownership to stewardship: reimagi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Knowledge Commons Framework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4日 来源:Cogent Social Scienc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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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知识产权(IP)治理仍然深受排他性、控制与权利分配等所有权逻辑的塑造,尽管知识生产已日益呈现出协作化、累积化与数字化媒介化的特征。本研究探讨了知识共享框架(KCF)如何为知识产权治理的管理导向重新概念化提供理论依据。通过采用定性概念设计,结合系统文献综述与

  
当代知识产权(IP)治理仍然深受排他性、控制与权利分配等所有权逻辑的塑造,尽管知识生产已日益呈现出协作化、累积化与数字化媒介化的特征。本研究探讨了知识共享框架(KCF)如何为知识产权治理的管理导向重新概念化提供理论依据。通过采用定性概念设计,结合系统文献综述与溯因理论构建,分析整合了知识产权、共享治理、管理、知识治理、负责任创新与协作创新等领域的学术研究。研究发现识别了四个反复出现的治理赤字——获取、参与、协调与可持续性——这些是以权利为中心的方法未能充分解决的问题。为此,本研究开发了一个以包容性、责任、适应性与可持续性为核心的知识产权特定管理框架。该研究的贡献不在于将管理本身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而在于从理论上阐明既有的管理原则如何与知识共享框架整合,以将所有权权威与持续的治理责任相连接。该框架进一步通过对人工智能(AI)训练数据、开放科学与传统知识的应用,以及通过涉及制度设计、问责制与部门特定治理的政策路径得以操作化,同时保留了创新激励并认识到制度风险与权力不对称。
**论文解读:从所有权到管理——知识共享框架下知识产权治理的重新构想**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代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治理在知识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专利、版权、商标及相关保护形式一直作为社会调节知识生产、流通与占有的主要制度机制。支撑这些制度的主导逻辑是一种所有权逻辑(proprietary logic),即将知识与创新视为需要通过清晰界定的所有权、排他性与控制权来组织其生产性利用的资源。在这一传统中,知识产权权利不仅是法律上的权利资格,更被视为激励创造、刺激投资、促进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知识交换的治理工具。

然而,知识生产所处的制度条件已发生深刻变革。当代创新日益通过超越组织、学科与地理边界的分布式网络展开。开源软件社区、平台化创新生态系统、跨国科学合作、人工智能(AI)开发、公民科学倡议以及数字化知识共享网络,均依赖于集体参与的形式,这些形式使关于作者身份、发明与控制的传统假设趋于复杂化。创新日益呈现出累积性、迭代性与关系性的特征,通过多元行动者与既有知识资源之间的互动而涌现。治理挑战因此不再局限于为个体生产创造激励,它越来越多地包括对相互依赖的贡献者、制度、权利与知识资源进行协调。

这些变革暴露了既有知识产权制度内部的张力。当代创新频繁依赖于合作、互操作性、获取与累积性再利用,而知识产权法仍主要依赖于排他、授权、许可与所有权控制机制。由此产生的张力包括:协作创新的障碍、知识生产中的参与不平等、集体生成资源的治理困难、对社会有价值信息的获取受限,以及私人权利与更广泛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不在于知识产权权利已不再重要,而在于权利必须在知识生态系统(knowledge ecosystem)中运作,而在此类生态系统中有效治理还取决于协调、参与、问责、适应性与长期可持续性。

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核心研究问题是:知识共享框架(Knowledge Commons Framework, KCF,一种从共享治理传统中发展而来的系统分析共享知识资源治理的方法)如何为知识产权特定的管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将所有权权利与协作知识系统中的治理责任相连接?

**二、研究目标与重要意义**

本研究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识别在以权利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安排与日益协作化、相互依赖的知识生产形式相遇时所产生的治理赤字(governance deficits);第二,审视源自知识共享及相关治理研究的原理如何阐明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参与、责任、适应与可持续性问题;第三,构建一个管理导向的制度框架,阐明所有权权利如何与更广泛的治理责任共存而非被其取代。

研究的理论贡献不在于引入管理(stewardship)这一概念本身——管理在组织管理理论、环境管理、数据管理和知识管理等领域已有深厚的学术传统——而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一个知识产权特定的关系,即所有权权威与持续治理责任之间的关系,并将知识产权研究、知识共享框架以及管理导向的传统三者加以整合。实践上,研究将这些维度转化为与AI训练数据治理、开放科学、传统知识、国家创新政策和国际知识产权治理相关的制度与政策机制。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定性概念设计,将结构化系统文献综述与溯因理论构建(abductive theory building,一种通过反复在文献与理论之间推演以发展解释框架的推理方法)相结合。文献检索覆盖Scopu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HeinOnline、ScienceDirect和Google Scholar五个数据库,检索窗口为2000年1月至2026年7月,同时通过后向参考文献检查和前向引文追踪补充获取2000年之前的奠基性著作。经过去重、标题与摘要筛选、全文评估以及补充检索,最终分析语料库包含120篇来源文献。分析采用结构化编码框架,包含四个分析维度:所有权逻辑、治理挑战、共享治理原则和管理主题,通过多轮分析性编码、跨学科概念比较以及溯因推理进行理论整合。框架的有效性通过来源三角验证、理论三角验证、编码-重编码程序、负面案例审查、概念审计追踪以及四项评估标准(概念连贯性、解释充分性、理论区分度与制度可行性)予以检验。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当代知识产权中日益显现的治理赤字**

分析揭示,当代知识产权治理日益呈现出研究人员所称的治理赤字:即以所有权权利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制度安排与协作知识生产的更广泛治理需求之间的错配。研究识别了四个反复出现的治理赤字。第一,获取赤字(access deficit):知识产权权利通过法律认可的授权与排他权来调节受保护资源的使用与流通,但这些机制也可能限制那些产生重大科学、教育、技术或公共健康价值的知识流通形式。第二,参与赤字(participation deficit):当代知识生产频繁涉及研究人员、企业、用户、社区、数字贡献者、公共机构与跨国网络,其贡献未必在正式权利结构中得到反映。第三,协调赤字(coordination deficit):知识产权法可以识别权利持有人并构建交易结构,但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往往需要在个体权利之外的多元行动者之间进行协调。第四,可持续性赤字(sustainability deficit):知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还取决于其制度是否能够长期维护知识生产所需的资源、基础设施、参与和条件。

**(二)知识共享与治理优先事项的重新定向**

研究进一步发现,知识共享框架为分析超越所有权分配的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视角。该框架包含五个与知识产权治理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资源(resources)、社区(communities)、规则(rules)、治理过程(governance processes)和结果(outcomes)。资源分析澄清了何时获取与累积性利用对持续的知识生产至关重要;社区分析揭示谁在治理中获得承认;制度规则分析识别协调竞争性主张的机制;过程分析强调适应性与问责;结果分析使长期可持续性成为可评估的关切。KCF因此提供了一种分析架构,使获取、参与、协调和可持续性能够在不将开放本身作为目的的情况下得到审视。

**(三)从既有管理传统到知识产权管理**

分析并不支持将管理本身视为全新的治理概念。管理在组织管理理论、环境管理、数据管理和知识管理等领域均具有实质性的学术谱系。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识别并理论化了一个特定的制度问题:当治理需要同时协调创新激励、参与、责任、适应与长期知识可持续性时,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知识产权权利应如何在协作知识系统中运作。研究人员将管理导向的知识产权治理界定为一种制度架构,在此架构中知识产权权利保留其承认主张、支持激励、促进投资、促成许可和提供法律确定性的功能,但其行使被置于同时构建责任、利益相关者参与、问责、制度适应与长期知识可持续性的治理安排之中。

**(四)所有权与管理作为治理逻辑的比较**

所有权中心的知识产权治理将知识视为需要通过清晰界定的排他与控制权来组织其生产性利用的所有权资源,治理有效性主要依据权利受保护的程度、激励得以维持的程度以及市场交易得以促进的程度来评估。管理则与此不同,它将知识视为一种社会嵌入型资源,其长期价值取决于能否在创新激励、参与、可获取性、可持续性与集体利益之间达成有效平衡的制度安排。管理并非寻求消除知识产权权利或将所有权制度替换为不受限制的开放,而是将知识产权权利重新置于一个关注知识资源长期管理的更广泛治理框架之中。

**(五)管理导向知识产权治理的制度框架**

基于前述分析,研究构建了以四个相互依存的治理维度为核心的管理导向框架。第一,包容性(inclusivity):承认多元行动者在知识创造与治理中的贡献,通过利益相关者代表、结构化咨询、参与式规则制定或社区代表等机制扩大治理参与。第二,责任(responsibility):将与治理权威相伴的义务扩展至法律所有权之外,涵盖问责、伦理资源管理、公平获取、集体利益与治理决策的长期后果。第三,适应性(adaptability):使治理安排能够回应技术、制度与社会变化,涉及持续学习、制度灵活性、利益相关者反馈以及在条件变化时修订治理规则的能力。第四,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将注意力引向维护生产性、韧性与社会有益的知识生态系统所需的长期条件。这四个维度构成一种关系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扩大参与与信息多样性,进而强化问责与责任分配;适当构建的责任改善制度学习与适应能力;适应性促成韧性与长期可持续性。

**(六)对知识产权研究的理论意义**

管理框架通过挑战所有权构成知识产权治理自然或必然基础这一长期假设,对既有理论做出贡献。所有权权利理论——包括Demsetz的产权理论、Kitch的前景理论、Landes和Posner的经济分析以及Merges的规范论证——为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解释。管理框架并不否定这些洞见,而是指出当代知识经济日益面临超越激励提供的挑战:创新现在发生于协作化、网络化与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治理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激励创造,还取决于协调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共享资源以及长期维持知识生态系统。

**(七)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治理的启示**

研究通过AI训练数据治理、开放科学与传统知识治理三个领域展示了管理框架的分析价值。在AI领域,管理导向的回应将分析焦点从所有权扩展至训练数据应如何负责任地管理、利益与风险应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问责如何在AI开发过程中得以维持,以及知识生态系统如何在大规模数据提取与再利用的情况下保持可持续。在开放科学领域,管理强调能够在创新激励与可获取性、协调、透明度和集体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的治理安排。在传统知识领域,管理导向的回应聚焦于确保知识持有社区的有意义参与、促进公平的利益分享、承认集体贡献、维护文化完整性以及长期维持知识资源。

**(八)政策与制度路径**

管理框架可通过多个治理层面加以操作化。在立法层面,政策制定者可借助分级机制——包括法定例外与限制、集体或许可安排、透明度与披露要求、利益分享条款、公共支持知识的获取条件以及定期法律审查——将排他性权利与更广泛的治理目标相协调。在制度层面,大学、研究机构、集体管理组织、数据存储库和技术转移办公室可成为管理导向治理的重要场所。在国际层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可作为探索管理原则的论坛,2024年WIPO《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条约》已展示了将专利管理与透明度及知识持有社区地位相连接的制度可行性。

**(九)边界条件、治理风险与制度失灵**

研究同时明确指出管理并非天然优于所有权治理。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设计、激励兼容性、有意义的代表、可执行的问责以及可管理的协调成本。扩展参与可能增加决策成本;广泛的获取或分享义务若忽视投资结构可能削弱创新激励;管理治理还要求能够识别利益相关者、管理参与、记录决策、监督合规与解决争议的制度能力。权力不对称与制度俘获构成特别重要的关切:多利益相关者治理可能在参与形式开放但实质上被拥有更多资源与专业能力的行动者主导时,复制既有的不平等。这些风险表明管理应被理解为一种有条件的治理架构,其适用性取决于治理安排在真实条件下的比较绩效。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知识共享框架如何为超越以所有权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治理重新概念化提供理论依据。分析表明,当代知识生产日益在协作化、累积性和制度上相互依赖的环境中进行,所有权权利虽然仍然重要,但其本身不足以解决参与、协调、问责、可获取性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核心挑战因此不在于知识产权权利应被保留还是放弃,而在于这些权利应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知识生态系统中运作。

研究识别了与强权利中心制度安排相关的四个治理赤字:获取、参与、协调与可持续性。知识产权继续在激励、投资、商业化、法律确定性和许可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但当代创新系统还需要能够协调多元贡献者、承认受影响利益相关者、回应技术变化并长期维护生产性知识环境的制度能力。

基于知识共享框架提供的分析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以包容性、责任、适应性与可持续性四个相互依存维度为核心的知识产权特定管理框架。该框架的贡献不在于将管理本身作为新概念提出——管理在环境、组织、数据、知识、共享与负责任创新研究中均有既有的学术传统——而在于将这些洞见与知识共享框架整合,以阐明所有权权威如何与持续的治理责任在制度上相连接。实践分析表明,这些原则可转化为可识别的治理机制:在AI训练数据治理中涉及来源追踪、许可、透明度与责任分配;在开放科学中涉及差异化获取、存储库治理与校准的商业化;在传统知识治理中涉及社区参与、利益分享与文化保护。

管理框架同时具有具体的政策意义,可为国家立法设计、制度改革、公共资助研究、国家创新政策、部门特定许可安排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合作提供信息。然而,管理并非天然优于所有权治理: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能力、激励兼容性、可执行的问责、有意义的代表、可管理的协调成本以及防范俘获与权力不对称的保障措施。未来研究应从概念构建转向实证与比较检验,包括跨法域比较、部门特定应用、管理导向治理结果的测量、激励与交易成本效应分析,以及韧性与可持续性的纵向评估。

文章最终指出,知识产权治理的未来不应被框定为所有权与开放之间的选择。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如何在协作知识系统中运作,既能维护创新,又能同时支持问责、合法的参与、制度适应与长期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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