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公共领导力与社会不平等：印度尼西亚的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Cogent Social Sciences》：Digital governance, publ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Indonesia: a mixed-methods study

　　

数字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公共治理改革的核心工具，这对那些无法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人群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研究在后人类治理框架内考察了数字化对公共领导效能的影响，强调了数字系统如何在异质性人群中调解治理结果。采用收敛并行混合方法设计，研究整合了来自100名公民的调查数据以及对公职人员、社区领袖和民间社会行动者的深度访谈。分析探讨了数字公共服务、领导效能、公众信任、服务满意度和数字包容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表明，数字化通过提高透明度、服务响应性和可及性，增强了感知到的公共领导效能，从而有助于提升制度信任和服务满意度。然而，人群层面的差异依然存在，因为数字素养、基础设施可用性和区域背景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公民从数字治理中获益的能力。定性证据表明，领导效能作为一种中介性的社会机制运作，能够促成或限制数字技术向包容性治理成果的转化。具备强大数字能力和适应能力的领导者更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并使技术创新与民众需求相一致。本研究对人口与社会研究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数字治理的结果是社会偶然的，而非技术决定论的。研究建议加强数字领导力发展，扩大基于人群的数字素养计划，并优先投资于公平的基础设施，以减少印度尼西亚的治理不平等。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数字化已成为公共治理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透明度和可及性。然而，新兴证据表明，数字治理的社会后果远非均质化。数字化并非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产生同等益处，而是往往与现有人口异质性、地区差异和社会不平等相互作用，导致不同人群面临差异化的治理结果。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技术采纳、服务效率和机构绩效，将数字化转型视为线性的、技术驱动的过程，这限制了对治理结果如何被社会调节并在异质性人群中不均等体验的理解。特别是，缺乏同时审视数字化、公共领导力和人群层面不平等的统一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数字化如何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公共领导效能，公共领导力如何中介数字化与治理结果（如服务质量、透明度和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层面的因素（如数字素养和区域基础设施）如何影响这些结果。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混合方法研究，以考察数字化对印度尼西亚公共领导效能和治理结果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数字化通过增强透明度、服务响应性和可及性来提升感知到的公共领导效能，进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制度信任和服务满意度。然而，由于数字素养、基础设施和区域背景的差异，不同人群从数字治理中获益的程度并不均等。定性证据进一步表明，领导效能是一个关键的中介社会机制，它决定了数字技术能否转化为包容性的治理成果。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数字治理的结果是社会条件依赖的，而非技术决定论的，强调了领导力在塑造包容性数字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1.
   收敛并行混合方法设计：同时收集定量和定性数据，独立分析后在解释阶段进行整合。
2. 2.
   定量调查：对来自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包括望加锡及周边地区）的100名具有数字公共服务使用经验的成年公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结合在线和线下分发问卷。
3. 3.
   定性深度访谈：采用基于标准的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法，招募了参与数字公共服务规划、实施或评估的公职人员、地方政府领导人、非政府组织代表、社区领袖和私营部门数字服务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直至达到主题饱和。
4. 4.
   数据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使用IBM SPSS 25.0软件，包括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逐步法）以及基于Baron和Kenny框架的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定性分析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法，并使用NVivo软件辅助编码和主题管理。

研究结果

量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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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趋势与服务满意度：量化分析显示，数字公共服务的比例从2021年的50%显著增长至2023年的75%，伴随而来的是公众满意度持续上升，2023年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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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与公众信任：82%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平台提升了政府透明度，公众对领导的信任度在2023年增至75%，表明信任随服务和透明度的持续改善而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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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效率与数字素养：运营效率从30%提升至40%，显示出数字化对流程优化的贡献，但提升幅度有限。然而，数字素养水平停滞在约40%，基础设施充足率也仅略有改善，这表明存在制约数字化普惠性的关键瓶颈。

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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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领导力：定性数据证实，战略愿景和数字能力是数字化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一位高级官员指出，数字化转型需要能将技术融入决策和机构管理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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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交付与效率：受访者报告称，数字系统简化了行政程序，缩短了服务处理时间，这与量化数据中运营效率的提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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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与信任：受访者强调，数字平台通过让公民更容易获取服务信息来增强开放性和问责制，从而强化了透明度与信任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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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素养与基础设施约束：社区领袖指出，许多公民因数字技能有限而在使用数字服务时遇到困难，这解释了为何数字化收益在不同人群中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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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者合作与伦理考量：受访者强调了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数据保护和包容性等伦理问题。

整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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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发现表明，数字领导效能是将数字化转化为有意义治理结果的关键因素。85%的受访者认为数字领导力至关重要，这与领导者强调适应性决策、战略眼光和持续学习的定性观点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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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交付的改进在两个数据维度上都得到了一致解释，即当数字系统嵌入到一致的组织流程并获得强有力的领导承诺支持时，其效率提升效果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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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和公众信任的提升并非仅由数字平台自动生成，而是透明的系统与响应迅速、善于沟通的领导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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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素养低（40%）和基础设施限制（65%）凸显了结构性约束，这些约束调节了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并通过定性洞察揭示了农村和偏远地区面临的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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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者合作被确认为关键推动因素，而高期望值的公平、数据保护和社会包容则突显了道德数字领导力在后人类治理背景下维持合法性和公众信心的关键作用。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将数字治理视为社会技术和情境依赖过程的文献。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扩展带来的改善并非技术采纳的自动结果，而是由公共领导效能所中介。领导力在数字治理中不仅需要行政能力，更需要数字素养、适应能力和管理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能力，这支持了将数字领导力视为公共部门效能核心维度的论点。研究还通过证明数字治理的收益在不同人群中分布不均，为数字不平等文献做出了贡献，指出有限的数字素养和基础设施差距限制了公民充分参与数字公共服务的能力。通过将后人类治理视角纳入分析，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贡献，实证展示了治理结果是人类行动者和数字系统共同生产的，而领导力在这种互动中扮演着稳定和中介的角色，尤其是在处理伦理关切、包容性和不平等获取方面。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数字化在提升印度尼西亚的公共领导效能和改善治理结果（特别是在服务可及性、透明度和公众信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证实，数字技术并非独立运作；相反，其影响受到领导力的中介，并受数字素养和基础设施可用性等结构性条件的塑造。尽管数字治理已促进了服务绩效和制度信任的提升，但其收益在不同人群中仍不均衡，反映了在获取和能力方面的持续不平等。尽管存在样本量较小、横截面设计和自我报告数据偏差等局限性，但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大的代表性样本和纵向设计，并探索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後人类治理背景下的作用。总体而言，推进包容和有效的数字治理需要将技术创新与领导力和社会公平考量持续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