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际运动队旅行中的碳强度：联盟治理下的结构性旅行与自主性旅行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Carbon intensity in collegiate team travel: structural and discretionary travel under conference governance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摘要 研究问题：组织旅行是体育领域中规模可观但研究不足的Scope 3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本研究考察了联盟强制旅行与非联盟旅行之间的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 CI）差异，以及联盟治理如何塑造机构的旅行模式。 研究方法：本研究使用了2018–2019赛季单一NCAA Division I体育部门的完整档案旅行记录。旅行被分类为联盟强制（结构性）或非联盟（自主性）。碳强度采用两个指标量化，即每英里碳强度（CI per mile）和人均碳强度（CI per person），并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Wilcoxon rank-sum tests）进行组间比较。研究人员进行了空间分析以考察目的地的分散性与集中性。 研究结果与发现：赛季总旅行产生了约436,295 kg CO2e，总里程117,645英里，其中航空旅行占总排放量的99%。联盟旅行的每英里碳强度显著高于非联盟旅行，且联盟目的地在空间上更为集中。碳强度指标进一步揭示，小阵容体育项目的人均碳强度不成比例地更高，尽管其总排放量低于大阵容体育项目。 研究意义：这些发现表明，大学运动队旅行不仅受地理距离影响，更受联盟治理的塑造。通过区分联盟强制旅行与非联盟旅行，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旅行相关排放结构性嵌入于竞赛组织之中，而非仅由机构选择所决定。这些发现为将可持续性纳入赛程安排与旅行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关键词：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组织结构（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体育生态学（sport ecology）| 大学体育（collegiate sport）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大学体育部门在每个竞赛赛季中都会常规性地组织运动队前往联盟内外的比赛地点，这些活动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构成大学体育中Scope 3排放的重要来源。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reenhouse Gas Protocol），运动队旅行被归类为Scope 3商务旅行排放，因为这些排放源于机构活动，但所使用的交通系统并非体育部门所有或直接控制。尽管此类排放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但受到的关注远少于观众旅行或大型体育赛事相关排放。

现有体育旅行排放研究主要集中于观众和赛事型旅行，对运动队常规赛季旅行关注不足。少数涉及运动队旅行的研究，如McCarthy等人对FIFA世界杯和UEFA欧洲锦标赛的航空排放估算，主要聚焦于离散的国际锦标赛，而非贯穿整个赛季的日常组织旅行。大学体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并非所有旅行都以相同方式决定：联盟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手、目的地和旅行频率，体育部门对相当一部分旅行几乎没有自主决定权；而非联盟比赛则由各机构自行安排，反映更大的组织选择空间。然而，以往研究通常将赛季运动队旅行视为单一类别，难以区分结构性必需的排放与可通过机构赛程决策减少的排放。

此外，现有研究过度依赖总量排放指标。虽然总量排放能够识别哪些运动队或组织产生最大的碳足迹，但无法揭示不同阵容规模、旅行距离和交通模式的运动项目之间的旅行效率差异。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 CI）指标通过将排放相对于活动量进行标准化，弥补了这一局限，使得跨组织旅行情境的比较更有意义。基于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联盟与非联盟旅行在每英里碳强度和人均碳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第二，联盟与非联盟旅行的比例在不同竞赛形式之间如何变化；第三，联盟与非联盟旅行在目的地分散性和集中性方面是否表现出不同的地理足迹。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分析了美国一所Power Five NCAA Division I体育部门2018–2019赛季的完整档案旅行记录，该赛季是COVID-19疫情全面扰乱大学体育之前的最后一个完整运营赛季。数据集涵盖16个校队运动项目的161次团队旅行记录，每条记录包含队伍名称、目的地城市与州、酒店位置、交通方式、旅行日期以及运动员和辅助人员数量。经过排除足球项目7次主场比赛前的本地酒店住宿后，最终分析样本为154次客场旅行，其中73次为联盟旅行，81次为非联盟旅行。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其一，地理空间处理与距离计算，利用ArcGIS Pro的World Geocoding Service对出发地和目的地进行地理编码，以体育部门主运营大楼为标准化出发点，以团队酒店而非比赛场馆作为目的地，采用WGS84坐标系计算单程大圆（测地线）距离；其二，旅行分类方法，根据目的地是否对应SEC成员机构将旅行划分为联盟（结构性）与非联盟（自主性）两类，对于高尔夫、田径和越野等以邀请赛为主的运动项目默认归类为非联盟，仅SEC锦标赛例外；其三，排放估算采用美国环保署（EPA）推荐的Scope 3距离法，即排放量等于距离乘以交通方式特定排放因子再乘以乘客数，航空排放因子按短途、中途和长途三个距离段区分；其四，碳强度指标计算，包括人均碳强度（每次旅行的排放量除以乘客数）和每英里碳强度（每次旅行的排放量除以距离）；其五，统计检验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联盟与非联盟旅行的碳强度差异，空间分析使用标准距离和变异系数衡量地理分散性，以唯一目的地数量和每目的地平均运动项目数衡量集中性。

三、研究结果

总体旅行活动与各交通方式排放：2018–2019赛季，该体育部门运动队共旅行约117,645英里，产生约436,295 kg CO₂e排放。旅行距离从80.4英里到4,380.9英里不等，最短为马术队前往德克萨斯州韦科的非联盟比赛，最长为男子高尔夫队前往外州岛屿目的地的比赛。

各交通方式排放：航空旅行虽未覆盖所有团队旅行，却贡献了总碳排放的99%，而地面交通方式（巴士、租赁车辆、团队面包车）虽占约五分之一（154次中的28次，占18.2%），但排放占比不足1%。这一模式反映了航空旅行主要用于长距离行程和较大旅行团队的出行，而巴士和公路旅行集中于本地区域内的短途行程。

各运动项目排放与碳强度：美式橄榄球赛季总排放最高（81,278 kg CO₂e），其次是田径（44,627 kg CO₂e）、女子篮球（44,574 kg CO₂e）、男子篮球（43,272 kg CO₂e）和足球（42,884 kg CO₂e），这五个项目占全部运动队旅行排放的一半以上。然而，碳强度指标揭示了总量排放无法呈现的模式：男子和女子高尔夫等小阵容项目的人均碳强度最高（171–217 kg CO₂e/人），反映长途飞行由较小阵容分担的高人均负担；美式橄榄球的人均碳强度（77.6 kg CO₂e）与棒球（78.1 kg CO₂e）和排球（88.6 kg CO₂e）等大阵容项目相当。

联盟与非联盟碳强度比较：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联盟旅行的每英里碳强度（均值4.49 kg CO₂e/英里）显著高于非联盟旅行（均值2.98 kg CO₂e/英里，p < .001, r = .42），尽管联盟旅行的平均距离更短（651英里对866英里）。人均碳强度方面，非联盟旅行（均值117.5 kg CO₂e/人）高于联盟旅行（均值83.6 kg CO₂e/人），但差异未达统计显著（p = .456, r = .07）。仅限航空旅行的稳健性检验确认了这一模式。进一步分析显示，短途航班（<300英里）的每英里碳强度均值高达22.77 kg CO₂e/英里，是中途航班（4.04 kg CO₂e/英里）的约五倍以上，是长途航班（3.10 kg CO₂e/英里）的约七倍，反映短途航空在起飞和爬升阶段固定燃料消耗导致的固有结构性低效。

运动治理形式与联盟旅行构成：联赛制和对抗制运动项目60%的旅行来自联盟比赛，而锦标赛和邀请赛制运动项目（高尔夫、田径、越野）仅3%来自联盟比赛，马术作为混合赛制项目居中（50%）。联赛制和对抗制运动项目的每英里碳强度均值（3.98 kg CO₂e/英里）高于锦标赛和邀请赛制项目（2.59 kg CO₂e/英里），但锦标赛和邀请赛制项目平均旅行距离更长（994英里对701英里）。

旅行与排放的空间分布：州级排放分布极不均匀，大部分排放集中于少数长途目的地，最深色区域代表赛季累计排放15,000–60,000 kg CO₂e。最长航线涉及前往远距离岛屿目的地的旅行，单次行程超过4,000英里，产生数据集中碳强度最高的路径。

联盟与非联盟目的地的地理分散性：非联盟旅行的地理足迹显著更大，标准距离为1,199 km，而联盟旅行仅为285 km；变异系数方面非联盟（1.07）是联盟（0.30）的三倍以上。目的地集中性方面，联盟旅行仅指向18个唯一目的地，每个目的地平均有3.94个运动项目造访；非联盟旅行则覆盖55个唯一目的地，每个目的地平均仅1.29个运动项目造访。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的核心发现是：联盟旅行虽然平均距离更短，但每英里碳强度显著更高，这源于联盟常规赛对频繁短途和中途航班的依赖，而短途航班因起飞和爬升阶段燃料消耗占比过高而具有更高的单位距离排放。竞赛形式作为治理机制进一步塑造了旅行模式：联赛制和对抗制项目更大比例的联盟旅行使其暴露于更多结构性必需旅行之中。地理分布上，联盟旅行集中于SEC成员网络内的共享目的地，非联盟旅行则高度分散，这意味着联盟层面比单一机构更有条件协调低碳旅行策略。

碳强度指标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总量排放无法呈现的结构性低效：总量排放主要反映旅行规模，而碳强度指标将排放相对于旅行活动标准化，使得不同阵容规模、旅行频率和距离的运动项目之间具有可比性。研究将制度理论与环境外部性理论相结合，解释碳密集型旅行持续存在的原因：制度理论说明治理结构如何产生重复性旅行需求，外部性理论则解释为何这些旅行的环境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外化于组织决策之外。研究还通过反事实情景分析表明，联盟扩张虽然使联盟目的地平均距离下降约12.5%，但新增必需目的地使联盟总体旅行负担增加6.9%，说明治理变革可能同时改善旅行效率却增加总旅行需求。

实践层面，由于航空旅行占排放的99.23%，仅替换少数短途航班或改善地面交通对整体碳足迹影响有限。非联盟旅行因机构拥有更大自主权而提供最直接的减排机会，包括在选择对手时考虑旅行距离和碳强度、在竞赛形式允许时将多个比赛合并为单次行程、优先选择具有可比竞技水平的地域性对手。联盟旅行的减排则更依赖联盟层面的协调行动，如地理协调的赛程安排和减少必需旅行频率的竞赛形式。

研究结论指出，通过区分联盟强制与机构自主性旅行，研究证明旅行相关排放不仅受机构旅行决策影响，还受组织竞赛的治理结构塑造。联盟强制旅行的每英里碳强度更高且地理上更为集中，凸显了治理在塑造环境结果中的重要性。随着联盟重组持续重塑大学体育格局，减少旅行相关排放需要在机构和联盟两个层面采取协调行动，将环境考量纳入未来的治理与赛程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