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Border town heritage maintenance and memory politics: the case of Kirkenes at the Norway–Russia border
编辑推荐：
# 摘要专业翻译
本文通过挪威东北部边境城镇希尔克内斯（Kirkenes）考察挪威—俄罗斯的遗产建构与记忆实践。在方法论上，分析依托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地方历史协会年鉴中所表达的集体记忆、希尔克内斯的博物馆实践、围绕纪念红军（Red Army）的苏联解放纪念
# 摘要专业翻译
本文通过挪威东北部边境城镇希尔克内斯（Kirkenes）考察挪威—俄罗斯的遗产建构与记忆实践。在方法论上，分析依托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地方历史协会年鉴中所表达的集体记忆、希尔克内斯的博物馆实践、围绕纪念红军（Red Army）的苏联解放纪念碑（Soviet Liberation Monument）所开展的纪念仪式，以及挪威与苏联/俄罗斯之间与边界标定相关的双边记忆实践。这些领域共同将希尔克内斯概念化为一个政治化的记忆景观（politicised mnemonic landscape），其中地方、国家与国际行动者在此交汇。为分析这些动态，本文引入了一个社会空间图式（Social Space Diagram），该图式沿两条轴构建：跨文化（transcultural）与跨国（transnational）记忆实践，以及遗产外交（heritage diplomacy）与记忆外交（memory diplomacy）。分析识别出四种反复出现的模式。第一，跨文化记忆外交通常由地方行动者驱动，产生包容性叙事，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诠释。第二，跨国记忆外交经常被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工具化，用以推进地缘政治主张。第三，跨文化遗产外交作为一种软实力形式运作，其基础是通过联合纪念碑保护和博物馆倡议实现的共同管理。最后，跨国遗产外交更加正式化，体现于双边协议和区域框架之中。希尔克内斯的案例展示了边境城镇如何在有争议的记忆体制中调解历史完整性与政治效用之间的关系。
# 论文解读文章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边境地带研究长期涵盖务实与批判两种视角——既将边界视为行政与地缘政治结构，也将其视为塑造身份、记忆与归属的象征空间。近年来，随着记忆研究“第三次浪潮”的兴起，边境地带的纪念化与遗产建构研究显著扩展。边境城镇作为历史层累与纪念化的复杂场域，其遗产场所、公共纪念碑、地名与纪念实践往往反映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叙事，既是世界主义的交汇点，也是充满政治张力的记忆场域。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一个能够系统分析边境城镇中记忆与遗产多重时间性、政治尺度与竞争性声音交织复杂性的方法论框架。本文正是针对这一方法论与分析层面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如何充分分析边境地带和边境城镇的复杂性——在那里，记忆与遗产同时受到多重时间性、政治尺度与竞争性声音的塑造？
##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选取挪威东北部希尔克内斯（Kirkenes，1906年建镇）作为案例。该镇位于巴伦支海沿岸、芬兰马克郡南瓦朗厄尔市，地处挪威、芬兰与俄罗斯三国交界处，人口约3620人（2025年1月数据），其中约10%为俄裔。这座小镇在不同语言中拥有多个名称——北萨米语Girkonjárga、克文语/芬兰语Kirkkoniemi、俄语Киркенес，街道标识以挪威语、芬兰语和俄语三种语言（拉丁字母与西里尔字母并用）标注，体现了其多元文化与跨文化的历史积淀。希尔克内斯经历了19世纪活跃的波莫贸易（Pomor-trade）、1917年边界封锁、二战末期1944年10月25日被苏军解放、冷战对峙、1990年代巴伦支合作繁荣以及2014年后“新冷战”的完整历史轨迹，成为研究战后遗产与记忆政治演变的理想田野。
研究得出四点核心结论：（1）跨文化记忆外交通常由地方行动者和公民社会驱动，旨在构建超越国界的包容性历史叙事，抵抗国家行动者对记忆的垄断；（2）跨国记忆外交则经常被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工具化，用以推进地缘政治主张；（3）跨文化遗产外交以联合纪念碑维护、跨境出版和地方博物馆活动等形式运作，构成基于共同历史管理的地方层面软外交；（4）跨国遗产外交更趋正式化，通过双边协议或区域框架实现。研究强调，多重性、张力与不稳定性并非分析障碍，而是边境城镇记忆政治的内在构成特征。
## 三、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比较案例研究设计，围绕四个经验领域展开：（1）南瓦朗厄尔历史协会（S?r-Varanger Historielag）出版的年鉴（?rb?ker）中所表达的集体记忆；（2）希尔克内斯地方博物馆实践（包括边境博物馆Grenselandmuseet）；（3）围绕苏联解放纪念碑的纪念政治演变；（4）挪威与苏联/俄罗斯之间边界标定与维护的双边实践。在理论层面，研究引入社会空间图式（Social Space Diagram），以跨文化—跨国为纵轴、记忆外交—遗产外交为横轴，构建关系性与过程性的分析工具。
## 四、研究结果
**（一）地方历史年鉴语境下的记忆生产。** 通过对南瓦朗厄尔历史协会年鉴中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作者文本的分析，研究人员揭示了冷战时期（1945—1990）边界被描绘为同时“非戏剧性”但严格封闭的形象；后冷战时期（1990—2014）边界被塑造为“只存在于地图上”的开放空间，波莫贸易等历史联系被援引以合法化当代跨文化主义；而2014年后的“新冷战时期”，俄罗斯行动者从文本中大量消失，沉默取代了此前的共享历史叙事，但红军解放的描绘基本未变，持续强调感恩与团结。
**（二）博物馆语境下的遗产实践。** 南瓦朗厄尔博物馆（1964年创立）最初强调挪威殖民化与乡村日常生活，呈现出民族国家化的遗产框架。1997年边境博物馆建立标志着转折，边境地带历史被明确主题化——从1826年前的挪俄共管时期到战后多元文化现状。博物馆收藏的苏联伊尔-2（Ilyushin IL-2）攻击机修复项目（1987年启动）体现了遗产外交的典型运作：这一跨国合作涉及挪威与苏联双方文物工作者，修复后的飞机成为博物馆永久展陈核心。然而在当前对抗性气候下，该物品的意义从合作象征转变为记忆冲突场域，对乌克兰等冲突地区来访者可能构成 unsettling 甚至创伤性体验。
**（三）苏联解放纪念碑的纪念政治。** 纪念碑于1952年揭幕，其落成仪式刻意低调，反映了挪威将记忆外交与北约安全政策分离的意图。冷战期间，五年一度的联合纪念活动构成“舞台化的客气”（staged cordiality）与“镜像外交”。1994年50周年纪念是转折点，挪威国王、政府部长与俄罗斯外长共同出席。2014年70周年纪念上，挪威领导人在承认苏联历史作用的同时明确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此后纪念活动日益成为争议场域：2023年爆发“花圈之争”，2024年80周年纪念时挪威国家当局刻意缺席并将活动分散至多个场所，以避免纪念碑被俄罗斯方面挪用为政治宣传工具。地方层面的草根抗议（如乌克兰颜色涂装的反战车辆停放于纪念碑附近）表明国际记忆冲突通过地方、日常形式折射。
**（四）边界标志维护的记忆实践。** 挪威—俄罗斯边界自1826年划定以来，边界委员会的反复互动与共享界标的维护构成一种建立信任的实践——一种双边遗产外交形式。2009至2014年间，边界委员会对边界协议进行了现代化更新，以396根聚合物界标取代旧有木桩。2022年乌克兰战争后，挪威大幅加强边界基础设施，自2024年5月29日起拒绝俄罗斯公民以旅游等非必要目的入境。尽管关系紧张，2025年6月挪俄边境官员仍在希尔克内斯举行协议会议，显示某些外交渠道仍然活跃。2026年即将迎来边界划定200周年，但目前三国尚无双边纪念计划。
##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社会空间图式的映射揭示了从软实力向硬实力的显著转变。传统上作为软实力形式运作的遗产与记忆政治实践——使跨境承认、互惠和有限对话成为可能——正逐渐从属于与军事威慑、宣传和混合战争相关的安全化逻辑。地缘政治稳定期倾向于培育更具整合性的跨文化记忆实践，而紧张加剧期则将同一遗产场所重构为争议、选择性诠释和象征性划界的场域。研究结论强调，边境城镇应被视为记忆与遗产持续被动员和协商的社会文化记忆场域；社会空间图式作为关系性和过程性的分析工具，能够追踪场所和实践在变化的政治与历史条件下被反复定位的过程；遗产场所作为调解节点，使外交议程、制度授权与地方诠释相互交汇。边境城镇构成地缘政治变化的敏感指标，其外交氛围与安全认知的变化在早期阶段即可被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