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Purity, dirt and danger: symbolic dimensions of anti-doping in elit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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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批判性视角探讨精英运动员对反兴奋剂政策与实践的叙述，以及纯净（purity）、污秽（dirt）和危险（danger）观念如何塑造他们在其中的体验与行动。在理论上，研究借鉴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于纯净与危险的 influenti
本文以批判性视角探讨精英运动员对反兴奋剂政策与实践的叙述，以及纯净（purity）、污秽（dirt）和危险（danger）观念如何塑造他们在其中的体验与行动。在理论上，研究借鉴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于纯净与危险的 influential 思想。这些思想认为，将污秽与洁净加以区分，是系统性地创建并维持象征性、社会性及文化性秩序的一种方式。研究者对来自三大运动项目、分布于五大洲的13名精英运动员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结果显示出一种严格的信念，即区分纯净与不纯净至关重要。该分析呈现为确保（assurance）、规制（regulation）和羞辱（shaming）的实践与体验。运动员通过采取精确措施来避免“污染”（pollution），以应对跨越纯净边界的感知危险，并将其自身身体定位为构建和捍卫这些边界的场所。本文通过展示反兴奋剂实践如何强化道德等级制度、进而污名化某些运动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见解。研究人员认为，理解反兴奋剂工作中纯净的象征维度，对于制定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体育治理至关重要。
## 论文解读
### 研究背景与问题
体育中存在着对象征性洁净的长期热切关注，不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肮脏”行为历来被视为不公平，尽管也有人视其为成功的必要手段。当代体育中洁净与污秽最突出的交锋场域，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主导的全球反兴奋剂政策与实践。大量运动项目和地区的运动队冠以“curl clean”“pure as ice”“cool and cool”等名称，显示出将体育与纯净、洁净相联系的强烈意愿。反兴奋剂政策话语已从强调威慑、检测和惩罚的权威模式，转向突出对“洁净者”的支持与保护。然而，这种关注道德价值的转变也隐含着危险的文化分离。将被识别为“干净”或“肮脏”的标签，可能强化刻板印象、偏见甚至种族主义。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道德决策或制度效率，但个体与系统之间的象征维度在反兴奋剂研究中仍未得到充分关注。本研究旨在运用道格拉斯（Douglas）的纯净、污秽与危险理论框架，分析精英运动员如何叙述反兴奋剂系统，探讨这些观念如何塑造他们的经验与实践，并揭示政策层面的非预期后果。
###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是对已发表定性资料的二次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原始数据来自一项以全球精英运动员为对象的访谈研究。研究者从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滑雪联合会和国际篮球联合会的注册检测库中招募了13名精英运动员，其中男性7名、女性6名，分别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运动项目涵盖田径（7人）、滑雪（5人）和篮球（1人）。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通过视频通话（10次）和面对面（3次）进行，平均时长约一小时，全部数字录音并逐字转录。本研究使用了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RTA）方法，并在道格拉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演绎式编码。研究通过伦理审查，沿用原始研究的伦理批准，并对数据进行了去标识化处理。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丢弃了母研究中的编码，重新生成新编码和共享意义模式，最终发展出三个主题：1）表现洁净并远离污秽很重要；2）污秽是危险的，因而外部规制对运动员有益；3）无论污秽来源如何，都会令人感到羞耻。
### 主要研究结果
#### 确保（Assurance）
这一主题对应分析主题“表现洁净并远离污秽很重要”。运动员倾向于确认自身作为个体运动员的洁净性，并强调体育追求高于赢得奖牌的目标。例如，运动员贾马尔（Jamal）提到曾与对手互相鼓励“让我们干净奔跑”“让我们纯净参赛”，强调利用天赋与纯净相关联。运动员罗伯特（Robert）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反兴奋剂努力，即使这意味着个人生活受到侵扰，因为“我100%清白，没什么可隐瞒的”。他还表示如果有更严格的检测能让体育更洁净、更诚实的努力，就应当去做。运动员还通过区分自己参与的运动与其他“肮脏”的运动来确立象征秩序，例如罗伯特表示不会参加他认为“相当脏”的自行车运动。此外，有的运动员还主动参与反兴奋剂教育活动，帮助恢复其运动项目的纯洁性，如卡塔琳娜（Katarina）在兴奋剂丑闻后为年轻人安排反兴奋剂教育项目。这些行为既是确保自身纯净，也是在维护体育整体的纯粹性。
#### 规制（Regulation）
这一主题对应“污秽是危险的，因而外部规制对运动员有益”。运动员普遍将兴奋剂视为与危险密切相关的事物，并认同外部规制系统的重要价值。例如，运动员拉斐尔（Rafael）为规避风险，甚至放弃了正常用药，只用草药替代。运动员马克（Mark）认为兴奋剂不仅限于提高成绩的物质，也包括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因此大麻等消遣性药物被列入禁用清单是合理的。雨果（Hugo）认为禁药清单中纳入消遣性药物很“自然”，因为这类物质会使运动员面临更大危险。运动员高度支持对违规者实施严厉制裁，如雨果支持四年禁赛期，因为“这会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萨利姆（Salim）认为给违规者第二次机会没有必要，因为运动员明知故犯。多名运动员呼吁增加检测频率和加强处罚力度，卡捷琳娜（Katerina）认为应当“让药物使用者生活更艰难”，马克主张对兴奋剂违规者实行终身禁止参加重大赛事。
#### 羞辱（Shaming）
这一主题对应“无论污秽来源如何，都会令人感到羞耻”。研究显示，羞耻感是维持纯净与污秽区别的一种强大力量。运动员的羞耻感主要与潜在的可能事件相关，并以强烈的情感性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卡捷琳娜因忘记更新行踪信息而错过检测后感到“内疚”和“糟糕”，主动打电话道歉。安东尼娅（Antonia）在忘记更新行踪时“恐慌”，担心会被怀疑故意逃避赛外检测。运动员对首次接受兴奋剂检测感到不安，卡米拉（Kamila）和索菲亚（Sophia）均表示最初面对检查人员时存在恐惧和疑虑。检测过程本身也令运动员感到尴尬，例如在陌生人面前排尿令卡塔琳娜感到恐惧。研究还发现污秽具有传染性，其他运动员的不当行为会波及自身，正如埃里克森等人（Erickson et al.）所称的“涟漪效应”。一旦越界，羞耻行为将掩盖未来的实践，洗清污秽几乎不可能。
###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精英运动员在确保、规制和羞辱三种实践/体验中，展现了维持体育中纯净与不纯净区分的深刻内化。这种区分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还扩展到群体、国家和国际层面。个体层面上的自我调节与福柯式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高度重叠，这种内化可能促进自愿合规，但强烈的恐惧、威胁和羞耻感也可能削弱信任和长期参与意愿。群体层面上，个体体验到的羞耻感对应着对他人的羞辱实践，污名化他人的“肮脏”运动活动或身体，是降低其社会地位的强大工具。国家层面上，运动员会将自身运动或国家描述为纯净的，以区别于其他“脏”的运动或国家队，这类似于布鲁德沃斯和麦克纳米（Bloodworth & McNamee）所描述的“体育排外主义”（sporting xenophobia）。
研究结论指出，反兴奋剂政策不仅治理行为，也塑造了体育中的身份认同和道德等级。要求运动员持续监管和证明自身“洁净”的负担，昭示着需要更多关注运动员福利，包括生活在怀疑之下的心理代价。反兴奋剂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可能并非被普遍体验或接受，这对当前政策框架的全球合法性和文化敏感性提出了疑问。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反兴奋剂教育、执行机制和支持结构时，应考虑这些象征维度，以避免非预期的排斥，以更全面、公正的方式维护体育的完整性。研究同时承认，其他形式的优势（如昂贵技术、高水平教练、医疗和营养支持）并未被同样地道德归类，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将兴奋剂视为“不洁”的焦点，是否会转移人们对同样塑造运动表现的结构性和经费不平等的关注。本研究通过道格拉斯的理论视角，为兴奋剂与反兴奋剂研究提供了个体与系统之间象征动态的分析，并鼓励未来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运用这一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