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全球化与法理全球化对低碳转型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大陆区域异质性面板证据的制度门槛效应研究

《Economies》：De Facto vs. De Jure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Heterogeneous Panel Evidence Across Continental Regions

　　

本文考察了1996至2020年间161个国家的事实（de facto）与法理（de jure）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区别于依赖加总全球化指标的研究，本文区分了实际的跨境流动与正式的政策开放程度。分析采用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和增广均值组（AMG）估计量，以处理截面相关性和国家异质性响应。本文还应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贸易全球化的效应是否随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基准结果表明，事实贸易全球化与人均CO₂排放量呈正相关。该结果在CCEMG估计中呈弱显著，在AMG估计中更为显著。事实金融全球化与排放之间未呈现出统计上稳健的长期关系。一旦将实际流动纳入模型，法理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总体上不显著，尽管其估计效应在不同估计量之间存在差异。非线性结果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政府效能较弱的国家，更高程度的贸易全球化与更高的排放量相关联。随着制度能力的提升，这一关系逐渐减弱，并在政府效能达到较高水平时转为负相关。在可再生能源模型中出现了类似的转换，即在制度环境更强的条件下，贸易全球化更为有利。结果表明，单纯的形式开放不太可能改善环境结果。全球化的环境后果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一体化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公共机构是否能够执行环境规制。然而，金融和法理成分的效应大小及显著性对估计量的选择表现出敏感性，这凸显了考虑斜率异质性的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迈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全球化与金融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然而，现有文献报告了异质性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实证发现。造成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既有研究普遍将全球化视为一个同质化过程，忽略了“事实全球化”（de facto globalization，即商品和资本的实际跨境流动）与“法理全球化”（de jure globalization，即法律贸易协定和气候承诺）之间的关键方法论区分。仅基于政策文本构建的指数来评估全球化的环境足迹，可能会引入显著估计偏误。此外，制度质量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常采用相对简单的线性交互项进行建模，这种线性假定完全忽视了制度必须达到“临界规模”或“门槛”才能有效针对跨国公司执行环境标准的现实。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文旨在分别考察事实和法理全球化成分，采用能够处理截面相关性和斜率异质性的第二代面板方法，并利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检验制度质量的非线性动态效应。

**二、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涵盖173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96至2020年的非平衡宏观面板数据集。主要环境结果变量为人均CO₂排放量（ln_co2pc，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可再生能源份额（renew_share，占最终能源消费总量的百分比）。全球化变量取自KOF全球化指数（KOF Globalization Index），分类为事实贸易全球化（KOFTrGIdf）、法理贸易全球化（KOFTrGIdj）、事实金融全球化（KOFFiGIdf）和法理金融全球化（KOFFiGIdj）。制度治理能力采用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中的政府效能（wgi_ge）衡量。宏观经济控制变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发展指数（FinDev）、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和城市人口占比。经完整案例删除并施加最低时间覆盖要求（T≥15）后，有效全球估计样本为161个国家、3511个国别-年份观测值。在计量方法上，采用Pesaran截面相关性（CD）检验确认截面依赖性的存在，使用截面增广IPS（CIPS）检验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运用Westerlund基于误差修正的面板协整检验验证长期均衡关系。主要估计方法为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和增广均值组（AMG）估计量，二者均能容纳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和截面相关性。非线性制度门槛通过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估计，以政府效能为转换变量，并采用LM检验序列确认非线性设定的适用性。此外，还辅以Dumitrescu-Hurlin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短期预测性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截面相关性与面板单位根检验。** Pesaran CD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强烈拒绝截面独立的原假设，充分证实了采用第二代方法的必要性。CIPS面板单位根检验显示变量序列呈现I(0)和I(1)混合的积分阶数，其中城市人口占比在水平值上即为平稳序列。

**面板协整检验。** Westerlund协整检验结果证实了长期协整关系的存在。在CO₂模型中，全部四个经自助法校正的统计量（Gt、Ga、Pt、Pa）均在5%水平上拒绝了无协整的原假设；在可再生能源模型中，Gt、Pt和Pa在5%水平上显著，Ga在10%水平上显著，共同支持了两个模型中长期均衡关系的成立。

**长期系数估计。** 基准CCEMG和AMG估计结果显示，事实贸易全球化（KOFTrGIdf）与人均CO₂排放量呈正相关。该系数在CCEMG中为弱显著，在AMG中更为显著。事实金融全球化（KOFFiGIdf）在长期水平上与排放不存在统计上稳健的关系，其系数方向为负但不显著。法理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指标在纳入事实流动后总体不显著。控制变量包括FinDev、wgi_ge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项在CCEMG基准设定中均不显著，这与异质性斜率框架下国别特定效应主导面板均值的特征相符。Dumitrescu-Hurlin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揭示，事实贸易全球化（W-bar=2.3606，p=0.0194）和事实金融全球化（W-bar=2.4088，p=0.0081）均在短期内显著格兰杰预测CO₂排放，但从可再生能源份额到事实贸易全球化的方向也表现出强显著性（W-bar=2.6155，p=0.0001），暗示可再生能源渗透率较高的国家更倾向于融入全球贸易网络。

**非线性门槛效应。** PSTR线性检验结果（CO₂模型：LM-Wald=45.67，p<0.001；可再生能源模型：LM-Wald=38.24，p<0.001）有力拒绝了线性设定。“无剩余非线性”检验则未能拒绝单一转换函数（m=1）的零假设，支持在两种模型中均采用单一转换的PSTR设定。在CO₂模型中，PSTR估计识别出政府效能的平滑转换位置参数c=1.548（95%置信区间为[1.412, 1.685]）。在政府效能较低的国家，事实贸易全球化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β₀=0.0157）；随着政府效能提升，逻辑转换函数平滑调节这一关系（β₁=?0.0417），边际效应在政府效能约为1.04时趋近于零，并在更高治理水平上转为负值。转换呈渐进平滑特征，而非突然的结构断点。在可再生能源模型中，PSTR识别出治理门槛?=0.753（γ=3.0）：在较弱治理环境中，事实贸易全球化与可再生能源份额呈负边际效应；当治理改善至约wgi_ge=0.40以上时，边际效应转正，并在更高治理水平上显著增强，与技术在强健制度环境中发挥污染光环效应的逻辑相一致。

**区域异质性估计。** 基于CCEMG的区域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各大洲之间在全球化-环境关系上的显著差异，但鉴于区域子面板规模较小且估计不确定性较大，这些结果应视为描述性而非严格的假设检验。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地区的事实贸易全球化系数在同质性斜率的固定效应估计与异质性CCEMG估计之间出现了符号变化，进一步印证了本文以CCEMG为基准估计量的合理性。

**稳健性检验。** 运用一阶滞后法理指标、交互固定效应（IFE）、混合均值组（PMG）、以法治为备选门槛变量的PSTR敏感性分析以及变量排除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认了事实贸易全球化与CO₂排放之间的正向长期关联，但也揭示了法理和金融变量对估计量选择的敏感性，凸显了考虑斜率异质性的重要性。

**四、讨论与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是否因全球化类型及其运作的制度环境而异。分析将实际贸易和金融流动与形式上的政策开放区分开来，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各国可能在并未经历同等水平真实跨境活动的情况下采取自由化的贸易或金融政策。基准估计为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提供了有保留的支持：事实贸易全球化与CO₂排放正相关，尽管CCEMG系数为弱显著，但方向在两种估计量之间一致。更高的贸易暴露可能通过运输活动、能源密集型生产、资源开采以及污染密集型活动的转移而增加排放，这些效应在环境规制薄弱或执行不力的地区可能更强。金融全球化的证据则较为模糊——事实金融全球化在基准CO₂模型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意味着数据并未为全球层面的污染光环效应提供有力支持。法理全球化结果表明，一旦控制事实流动，形式上的贸易和金融开放并不表现出独立的长期排放关联，滞后设定得出了相同结论，这与存在实施延迟的假说相一致，但并不意味着法律承诺或政策改革无关紧要，而是说明单纯的形式开放不足够，政策需要得到能够执行环境标准的制度的实施、监测和支持。非线性估计提供了本研究最为清晰的结果：贸易全球化与CO₂排放之间的关系随政府效能逐步变化，在低治理水平上贸易全球化关联更高排放，随着制度能力改善该正向关联减弱并最终转为负值，转换是平滑的而非突变的，这意味着各国并不需要达到某个单一的制度门槛，监管能力、行政质量、监测和执法水平的逐步提升即可逐步降低贸易的环境成本。可再生能源结果呈现类似规律：在较弱治理环境中贸易全球化与可再生能源份额呈负相关，在较强制度环境中估计关联转为正，这与贸易能在制度引导下支持清洁技术获取和低碳投资的逻辑一致，但鉴于所用可再生能源指标可能包含传统生物质能，该发现应被解读为反映了广义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区域估计虽然显示出跨区域差异，但应作描述性理解，其主要价值在于表明全球均值可能掩盖生产结构、能源体系、制度能力和贸易模式上的重要差异。研究的主要局限包括样本截至2020年因而未能捕捉近期疫后复苏措施和地缘碎片化动态、KOF指数仅提供宽泛衡量而无法识别个别部门或贸易伙伴的角色、PSTR结果应作为非线性条件关联而非确定性因果效应来解读、以及可再生能源指标未完全区分传统生物质能与现代可再生能源来源。综上，本研究的结果不支持将全球化简单视为对环境有害或有益的片面观点：实际贸易一体化在制度较弱的环境中关联更高排放，而更强的治理能力随时间推移改变这一关系；仅靠形式上的开放似乎不足以改善环境结果，关键在于制度是否能够引导贸易和投资走向更清洁的生产、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可执行的环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