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Supporting neutrality and non-conformity: tensions in how Southern California mothers enact gender-neutral parent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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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父母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常常引导儿童走向性别一致性。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当今家庭如何在育儿实践中挑战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本研究利用对南加州22位母亲的深度访谈数据，考察了母亲们如何理解并实施性别中立育儿（gender-neutral
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父母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常常引导儿童走向性别一致性。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当今家庭如何在育儿实践中挑战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本研究利用对南加州22位母亲的深度访谈数据，考察了母亲们如何理解并实施性别中立育儿（gender-neutral parenting）——一套挑战传统性别规范的育儿策略。研究发现，母亲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育儿行为之间存在张力，她们一方面回避“性别中立育儿”这一标签，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践行这一育儿风格的部分要素。作为这种张力的一部分，母亲们——受性别平等和身体自主（bodily autonomy）理念的驱动——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对儿童进行性别社会化。第一，母亲们通过平等对待男孩和女孩并使用性别中立语言来最小化性别差异。第二，母亲们通过挑战性别角色和支持儿童的不顺从表达来支持性别不顺从（gender non-conformity）。这些发现表明，母亲们在育儿实践中挑战了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由于性别认同与表达的范围正在超越二元框架，理解父母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看待性别社会化这一任务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代美国社会正以新的方式应对性别议题。性别相关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性别平等与女性权利，而是扩展至非二元性别认同及相关权利保障的讨论。与年长群体相比，美国年轻世代更倾向于认同为跨性别者或性别不顺从者，涉及性别不顺从的媒体报道日益普遍。然而，社会内部对性别的理解存在显著文化冲突：一方面，多数美国成年人支持对跨性别者的反歧视法律保护，并认可性别认同选项应超越“男性/女性”二元分类；另一方面，政治层面存在强化性别二元框架、限制性别肯定照护的政策动向。在此背景下，性别建构、性别意识形态与性别社会化成为众多美国人面临的重要议题，对性别不顺从群体具有深远影响。
父母是家庭内部性别社会化的关键推动者，在婴幼儿时期控制儿童的性别呈现，通过榜样示范、鼓励特定性别表达和维护性别差异来影响儿童对性别的理解。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父母如何将儿童社会化进入传统性别规范，然而较少研究关注父母如何有意挑战性别规范。部分父母采取特定育儿行为质疑性别二元框架，如性别开放育儿（gender-open parenting），但学术界对性别中立育儿这一策略集合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性别认同与表达的范围正在超越二元体系，理解父母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看待性别社会化任务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聚焦母亲在性别社会化中的角色。母亲仍承担着比父亲更多的育儿劳动，儿童高度暴露于母亲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化行为之中。此外，母亲的性别意识形态可能特别塑造儿童直至成年后的性别观念。因此，研究选取22位美国南加州母亲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以下问题：母亲如何在育儿中概念化性别？她们如何理解并实施性别中立育儿策略？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母亲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育儿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尽管所有母亲都实施了性别中立育儿的某些方面，但大多数母亲回避“性别中立育儿”这一标签。作为这种张力的一部分，母亲们——受性别平等和身体自主理念的驱动——通过两种策略对儿童进行性别社会化：最小化性别差异和支持性别不顺从。
本研究延伸了对家庭内部性别社会化发生机制的理解，与当前围绕合法化不顺从性别表达的张力相呼应。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期间对南加州22位母亲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样本通过Facebook育儿群组招募，参与者需年满18岁且至少育有一名学龄中期或以下子女。访谈通过Zoom、电话或公共场所进行，时长50至100分钟，经口头同意后录音并逐字转录（姓名匿名化处理）。数据分析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借助ATLAS.ti软件进行开放编码，识别受访者中涌现的主题，并通过撰写分析备忘录提炼最显著的模式。
**四、主要研究结果**
**母亲的性别概念化：为何不做“性别中立育儿”？**
多数母亲（22人中的16人）对性别中立育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其定义各不相同。22位母亲中仅有3位自我认同为实施“性别中立育儿”。部分母亲认为自己尚未达到“足够”的性别中立标准；部分母亲虽支持这一育儿方式但对其具体实践持有保留；另有4位母亲批评性别中立育儿具有“议程”性质，认为其不恰当地推动儿童思考性别不顺从问题。母亲们往往同时持有多种关于性别的概念化——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性别自然性的假设以及对性别不顺从的担忧——这些观念在解释其遵循或挑战性别规范的育儿决策时相互交织。
**母亲参与性别中立育儿实践**
所有母亲都在育儿中实施了挑战性别规范的策略，但仅3位回避该标签。主题分析揭示母亲通过两种不同育儿实践接近性别议题。
**最小化性别差异**
这是母亲们报告的最普遍策略，受到性别平等理念的影响，所有母亲都参与了至少两种策略之一。其一，平等对待女孩和男孩。母亲们为子女提供同等的玩具选择，鼓励男孩和女孩自由表达情绪，并以平等态度对待所有子女。其二，使用中立语言。母亲们有意识地使用性别中立语言与儿童交流，挑战性别刻板表述，例如以“任何人”代替特定性别指向，在讨论婚姻与子女话题时使用“伴侣”而非“丈夫/妻子”。母亲们还会请求其他成年照护者（如教师）以性别中立方式与儿童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母亲们的努力有时会受到子女本身的性别规范兴趣或共同养育者（如配偶）传统观念的限制。
**支持性别不顺从**
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报告认可子女的性别不顺从行为，但仅有4位母亲刻意希望子女探索性别不顺从表达。第一，挑战传统性别角色。母亲们通过自身行为示范挑战性别规范，如女儿的母亲避免强调传统女性家庭角色并提供非传统玩具，儿子的母亲鼓励参与照护和家务劳动，以培养性别平等观念。第二，支持不顺从的性别表达。母亲们基于“身体自主”理念，允许子女自主选择服装、探索化妆或穿戴异性服饰等非传统表达，并在子女遭遇同伴嘲笑时予以坚定维护。母亲们的支持程度各异，部分母亲态度较为矛盾但仍给予支持，其共同特征是将儿童自主权置于传统性别偏好之上。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两个重要发现。第一，母亲报告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育儿行为之间存在张力。所有受访母亲都参与了最小化性别差异或支持性别不顺从的实践，但几乎所有母亲都回避“性别中立育儿”标签，转而以性别平等和儿童自主信念为其育儿选择辩护。这使得母亲们既能促进儿童在性别表达方面的能动性，又避免将其家庭与“激进社会议程”相关联。第二，尽管回避标签，母亲们仍通过两种策略实施性别中立育儿。
本研究的局限包括：访谈数据缺乏对育儿行为的直接观察；样本偏向白人、富裕、受过高等教育及异性恋母亲。未来研究应考虑交叉身份、多样家庭结构及文化性别社会化规范的影响，并探讨父亲与母亲在性别社会化参与中的差异。
总体上，本研究表明，即使在顺性别异性恋规范家庭中，可能有比假设更多的父母在批判性地思考性别社会化问题。随着美国试图强化性别二元框架的政治动向，这些发现对理解未来世代如何认识性别社会化、挑战传统性别期望以及重塑社会应对性别差异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