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阿亚库乔安第斯高地鸟类行为作为气候变化指标的地方生态知识

《Birds》：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Bird Behavior as Indicator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Andean Highlands of Ayacucho, Peru

　　

： 引言：气候变化构成一项全球性挑战，正在推动秘鲁高安第斯地区发生环境转型，当地讲盖丘亚语（Quechua）的社区通过其祖先知识解读周围环境的变化。在这些知识形式中，对鸟类行为的观察——包括鸣叫、迁徙和异常出现——构成了当地对环境与气候状况解读的一部分，尤其与农业活动和社区生活密切相关。方法：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与民族志设计（ethnographic design），以理解讲盖丘亚语的社区成员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关于鸟类行为的祖先知识。研究在秘鲁阿亚库乔（Ayacucho）索科斯（Socos）的高安第斯社区开展，采用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方式，纳入了被公认为祖先知识活态承载者的老年农民，包括女性和男性。结果：结果表明，讲盖丘亚语的社区成员通过鸟类鸣叫、迁徙和异常出现来解读气候变化，并将这些观察融入其农业和社区生活。这些以口头方式传承的祖先知识发挥着当地气候预警系统的作用，并揭示了秘鲁高安第斯社区对环境退化的象征性和经验性理解。结论：讲盖丘亚语的社区成员从祖先和象征性视角解读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其中鸟类行为在与农业和社区生活相关的当地解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解读构成文化嵌入的、当前仍然相关的知识形式，社区成员通过它们观察和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这些观察实践及其解读在安第斯社区日常经验中获得的意义，但不应假定它们构成经科学验证的预测或预判气候变化影响的机制。

《Birds》论文解读：秘鲁安第斯高地鸟类行为作为气候变化指标的地方生态知识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挑战，正在深刻影响秘鲁高安第斯地区的环境格局。在秘鲁安第斯社区中，以盖丘亚语（Quechua）为主要载体、以口头方式代际传承的祖先知识，构成社区日常生活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这种知识并非静态的遗产，而是动态的、情境化的、持续重构的系统，融合了累积经验、环境转型和新形式的学习。然而，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权力关系曾使某些地方知识相对于科学知识被边缘化。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安第斯社区成员通过鸟类行为感知环境变化。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已将多种物种的分布向山峰和极地方向推移，栖息地转型对某些鸟类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与此同时，社区成员对鸟类减少或消失的解释往往带有文化和象征性色彩，包括神圣惩罚的观念。农业技术的引入和其他技术进步也影响了以观察野生鸟类表现为导向的地方知识的本质。

既有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社区成员对鸟类行为的观察和解读，构成一种文化嵌入的、情境化的环境解读方式，但其与气候变化趋势的对应关系尚需独立的生态和气候数据加以验证。因此，本研究旨在识别安第斯社区与鸟类行为相关联的气候信号及其与农业和畜牧周期的关系，记录和理解与鸟类行为、存在、分布变化相关的地方生态知识，并分析其对理解环境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贡献。研究基于民族志性质，不试图从鸟类学视角验证鸟类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记录和解读社区成员认识并赋予环境变化意义的知识、感知和经验。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和民族志设计（ethnographic design），在秘鲁阿亚库乔（Ayacucho）的奇亚拉（Chiara）、安普卡萨（Ampuccasa）和索科斯（Socos）三个安第斯地区开展，海拔介于3500至3600米之间，气候寒冷，以自给农业为主。20名年龄在50至79岁之间的社区成员参与研究，其中8人接受了深度访谈，5人为女性。参与者通过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选取，考虑社区居住情况、鸟类地方知识和经验、农业活动参与度以及对感知环境变化的熟悉程度。访谈以盖丘亚语进行，研究人员为盖丘亚语和西班牙语双语者，未借助外部翻译。数据通过主题和诠释学方法（thematic and hermeneutic approach）分析，辅以访谈、田野笔记和专业科学文献的三角验证。物种鉴定依据参与者描述推断，考虑形态特征、行为、鸣叫、栖息地和季节性模式。

三、研究结果

3.1 地方知识与鸟类观察

研究揭示了安第斯社区沟通的基本要素：盖丘亚语在秘鲁安第斯地区占主导地位，习俗由社区智者（yachaq）传承。鸟类鸣叫构成农民与自然沟通的非语言符号。受访者表示，鸟类在清晨和下午鸣叫，当鸣叫异常时，社区成员会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征兆。部分鸟类在居民认为的常规时期之外零星出现，被解读为自然正在发生变化或干扰的信号。知识传承主要归功于祖辈，他们被公认为祖先智慧的承载者和传递者。研究记录了多种鸟类的当地名称及其对应的科学物种，包括与降雨预报相关的鹰（anka）、预告黎明和死亡的鸟类（Wallchaw、PakPaka、Tuku）、与玉米季节相关的鹦鹉（qamurunmi）等。社区成员将鸟类视为自然活力的组成部分，水源保护（puquios或manantes）受到祖先神话的保护性规范约束。

3.2 与气候相关的鸟类行为模式

研究澄清了“迁徙”在当地知识语境中的含义：不一定指长距离季节性移动，而主要被解读为与觅食和环境条件相关的栖息地变化。社区成员认为鸟类是可靠的沟通媒介，甚至质疑农业专业人员携带的文件，认为“自然不会说谎”。鸟类鸣叫被农民视为预示作物收成、降雨临近和干旱可能性的重要元素。研究揭示了代际张力：一些年轻人最初质疑祖先知识，但当农业经验与长者预测吻合时可能重新认可。女性被赋予更持续观察鸟类行为的角色，与家务和照料活动相关。具体案例包括：鹦鹉在玉米成熟时出现，被解读为河谷食物短缺的信号；高地鸭子下迁被解读为干旱期水源短缺的征兆；pichiusa鸟的出现被解读为玉米、土豆和豌豆丰收的预告。

3.3 生态指标与气候变化迹象

安第斯社区成员通过“坏天气”（mal tiempo）概念象征性地解读气候变化，鸟类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鹰（anka）在降雨临近时下降飞行，被社区成员视为降雨预报信号。chiwillo鸟的飞行方向被解读为降雨指示：向云层上升预示降雨，下降则预示无雨。社区成员以怀旧情绪回忆过去，报告了某些树木、本地植物和鸣禽的消失或减少，这些物种曾被视为有利天气条件的标志。研究强调这些感知属于地方生态知识和记忆的表达，不构成种群水平变化或与气候变化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社区成员还将城市扩张与鸟类减少相关联，认为污染导致鸟类消失，但这种感知需结合栖息地丧失、噪音和光污染、食物可得性等多重因素理解。

3.4 气候变化的社会环境影响

部分夜行鸟类（如tuku猫头鹰和tunkur乌鸦）在社区传统中被视为死亡和不幸的凶兆。随着农村聚落的城市化进程，这些鸟类逐渐从日常环境中消失，仅留存于年轻一代日益陌生的口头叙事中。气候变暖加速安第斯冰川退缩，减少水资源可用性，直接影响山地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区域每年仅耕作一次，降雨是农业、畜牧和日常生活的唯一水源。降雨减少和异常鸟类行为被视为改变生产周期的因素，可能促使年轻一代向山间河谷迁移，造成社区人口压力。社区成员将自然变化视为神圣干预的结果，而非全球性气候现象。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儿童和年轻人向大城市和山间河谷迁移，因为高安第斯社区因季节性降雨缺失而被视为荒凉和废弃之地。

3.5 地方知识与科学的整合

研究揭示了地方知识与农业科学之间持续的认知张力。社区成员不愿将气候变化接受为全球现象的结果，而坚持认为这是社区成员犯罪引发的神圣惩罚。季节性降雨与多种仪式实践相关，包括灌溉渠道清理节（yarqa aspiy）、土地献祭仪式（pago）和换水仪式。社区成员，尤其是年长者，密切关注某些鸟类的鸣叫，认为它们能预告降雨。年轻一代对传统信仰的认同度下降，许多人离开社区寻找就业机会。研究强调跨文化对话（interculturality）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每个对话者的经验促进情境化沟通，而非表面交流。将科学纳入安第斯社区应涉及祖先知识与现代性之间的持续互动，以恢复和重视面向自然关怀的传统实践。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鸟类减少的感知属于民族生态学发现，基于社区成员的累积经验和感知，而非鸟类种群实际下降的证据。这种感知可能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栖息地改造、人类活动或可检测性变化相关，其确认需要独立的生态研究和监测。研究引用Berkes的观点，认为传统生态知识通过社区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形成，将生态观察与文化和社会维度整合。性别和代际差异影响地方生态知识的观察、保留和传承方式：女性因更多时间处于家庭和放牧照料领域，具有更频繁的环境互动机会；年长者拥有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而年轻人因日常生活实践和社区生活方式的转型而表现出较少的学习和传承连续性。地方感知与科学证据在鸟类分布、行为和物候方面既存在趋同也存在分歧，但口述记录不足以证明海拔位移或种群变化，需纵向记录加以确认。

研究结论指出，识别气候变化通过鸟类鸣叫表现的主要目标已实现，这种经验知识构成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将未来解读与以记忆和怀旧为标志的过去相联系。鸟类被视为自然的信使，其存在被归因于基督教神性。然而，讲盖丘亚语的农民不承认气候变化为全球问题，而将其归因于神圣惩罚——上帝（Taita Dios）因当地居民的不当行为而不悦并施以惩罚。农民群体因内部迁移而逐渐减少，迁移方向为省会城市、大城市和有灌溉条件的山间河谷。研究强调国家有责任将祖先知识与现代农业创新相衔接，纳入对鸟类迁徙过程和鸣叫表现的重新解读。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其民族志性质，基于讲盖丘亚语社区成员的知识、经验和感知，可能存在记忆偏差、社区间差异以及安第斯世界观特定概念翻译和解释的困难。研究人员并非鸟类学、环境科学或气候学专家，因此研究结果本身不能确定种群水平变化、明确的物种鉴定或鸟类行为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呼吁开展整合民族志、鸟类学、农业科学和气候学的跨学科研究，由精通盖丘亚语并了解安第斯知识体系的研究人员参与，以将地方感知与生态和气候证据进行比较，加强对这些关系的科学和跨文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