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Who is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when forests are burning? Evidence from Swedish forest f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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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2018年瑞典大规模森林火灾，考察个体如何因应气候事件而更新其环境态度。政治学者提出，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导致环境态度随时间的政治分化的重要原因。然而，气候事件日益凸显是否会扩大或弥合政治分歧，在实证层面仍不清晰。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8年瑞典大规模森林火灾，考察个体如何因应气候事件而更新其环境态度。政治学者提出，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导致环境态度随时间的政治分化的重要原因。然而，气候事件日益凸显是否会扩大或弥合政治分歧，在实证层面仍不清晰。研究人员发现，火灾后环境关注度普遍上升，但其增幅与当地火灾强度并无显著关联，却在很大程度上因个体既有信念而异。倾向绿党-左翼的个体在火灾前已具有更强的环境关注，火灾后其关注度的增幅也显著大于倾向保守-右翼的个体。关注度的上升表明，气候事件加剧而非缓解了环境态度上的政治极化。研究人员亦未发现气候变化新闻接触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关注度政治极化。上述模式与党派立场驱动的动机推理塑造气候灾害差异化反应的机制相一致。相比之下，研究人员未发现火灾显著提升对提高碳税的支持，这表明环境关注度的上升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气候政策的支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和严峻，并可能深刻影响公众对气候风险和环境威胁的感知。理解个体如何因应气候灾害而更新其信念，对于解释环境政策的公众支持至关重要。尽管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持续加深，各国在实施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方面仍面临重重困难，部分原因在于公众支持的不足。2018年8月，在极端夏季热浪和森林火灾之后，格蕾塔·通贝里在瑞典议会外发起了学校气候罢课，这一行动后来演变为全球性运动，凸显了极端气候事件与公众环境意识之间的深刻关联。
既有研究主要从两条理论路径理解气候事件对个体信念的影响：一是基于经验的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在经历极端事件后会更新其对气候风险的感知和知识；二是动机推理理论，认为个体会选择性地加工新信息，使其与既有信念保持一致，从而避免认知失调。政治学者提出，气候变化议题的复杂科学性质使个体难以独立形成判断，因而倾向于依赖党派立场等心理捷径。然而，关于气候事件究竟是扩大还是弥合政治分歧，实证证据仍然匮乏。实验室研究虽已证明动机推理的存在，但基于真实世界准实验的证据十分有限。Hazlett和Mildenberger(2020)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其发现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主导选区的居民在邻近火灾后对气候相关投票措施的支持上升，而共和党主导选区则无此变化。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利用2018年瑞典森林火灾这一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个体如何因应极端气候事件更新其环境态度？这种更新是否取决于当地火灾暴露程度、个体既有信念和政治倾向？气候事件是否加剧了环境态度的政治极化？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舆论调查数据与市级森林火灾损失数据相结合，采用双重差分框架考察不同既有态度的群体对火灾的差异化反应，并进一步检验关注度变化是否转化为对气候政策的支持。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瑞典民事应急机构提供的市级森林火灾数据，哥德堡大学SOM研究所2011至2020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重复截面舆论调查数据，以及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的天气数据和瑞典媒体档案的气候新闻数据。实证策略采用双重差分框架下的连续处理强度交互项回归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为2018年市级火灾暴露强度与政党层面2017年既有态度的交互项，分别识别火灾暴露和既有信念的异质性效应。研究样本限定为2017至2018年，以2017年政党层面态度作为个体先验信念的代理变量，并控制政党、市级和年份固定效应及人口统计特征。
**三、主要研究结果**
**1. 火灾后环境关注度的总体上升及按既有信念的异质性效应**
研究发现，2018年森林大火后，将环境问题列为最重要社会议题之一的受访者比例较2017年上升了69%。更关键的是，效应存在显著的政治意识形态梯度：政党层面2017年环境关注度每高出1个百分点，2018年火灾后关注度的增幅额外增加约0.54个百分点；气候变化关注度的对应增幅为0.8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森林大火使绿党与瑞典民主党支持者之间在环境关注度上的初始差距从43.7个百分点扩大至67.3个百分点，增大约54%。研究还发现，绿党支持者的环境关注度上升了21%，左翼党支持者上升了16%，而温和党与基督教民主党支持者则无明显变化。这一模式与动机推理的理论预测高度一致：先验环境关注度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将火灾信息纳入其既有信念框架，而最初关注度较低的群体则倾向于忽视或贬低相同信息。
**2. 火灾暴露程度与态度变化的无显著关联**
与经验学习理论的预测相反，研究发现当地火灾强度与环境态度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无论采用市级被烧森林面积占比、热浪还是低降水量作为替代度量，上述结果均保持稳健。图4所示，2017至2018年市级环境关注度变化与2018年火灾损失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2018年瑞典火灾作为全国性事件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和全国范围的关注，使得国家层面的显著性主导了地方层面的差异。
**3. 碳税支持的无显著变化**
研究发现森林火灾对提高汽油碳税的支持度没有显著影响，且不存在基于先验态度的异质性效应。这一零结果可能反映了公众对气候政策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有效性的怀疑。瑞典已有按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高的碳税，进一步提高在政治上难以证明其合理性。此发现与近期研究表明碳税公众支持受环境有效性感知、再分配维度和自利因素共同影响的观点相吻合。
**4. 媒体接触渠道的排除**
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气候新闻接触是否解释了观察到的极化效应。结果显示，火灾后先验态度较强的政党支持者接触气候新闻的增幅更大，存在新闻接触上的极化现象。但将气候新闻接触作为额外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后，先验态度的异质性效应仍然显著且与基准结果相近，而新闻接触的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媒体接触的差异并非解释关注度极化的渠道。此外，安慰剂检验表明，估计结果不太可能由2018年前的处理前趋势差异驱动，且选举年其他社会议题的分化并不能解释环境关注度的极化模式。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与气候事件相关的极端天气虽能提高环境意识并促进亲环境态度，但也可能伴随政治极化的加剧。如果动机推理是背后的机制之一，那么利用信息宣传来说服环境关注度较低的群体将面临较大困难。更重要的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关注度的上升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有效气候政策的支持。正如Nordhaus(2019)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是帮助公众理解极端气候事件与全球变暖之间的联系，但仅靠凸显气候变化的负面后果，可能不足以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将舆论推向支持代价高昂的气候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