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偏好之祖先起源：国家经历的作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Ancestral origins of democratic preferences: The role of state experience

　　

摘要
本研究提出了祖先国家经历与民主偏好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与无国家社会相比，原始国家可能通过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之间初步形成的平衡来培育原始民主价值观。相比之下，更加巩固的前现代国家通常会使威权政权根深蒂固，从而破坏参与式个人参与的规范。证据与该假设相符。利用人类学图谱数据，我们表明适度接触祖先国家经历与民主偏好呈正相关，而过度的接触则呈现相反的模式。基于调查的证据证实了这一模式，表明祖先遗产对民主倾向的代际传递。

引言
民主文化在塑造政治体制的动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继 Lipset (1959) 和 Almond 等人 (1963) 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大量文献研究了政治文化在民主发展和稳定性方面的作用 (Putnam, 1994, Inglehart 和 Welzel, 2005, Welzel, 2007, Welzel, 2013)。在此基础上，最近的研究强调了政治文化与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Besley 和 Persson (2019) 从理论上认为，民主价值与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导致了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民主得以持续而无需任何正式制度承诺。支持这一观点，Acemoglu 等人 (2025) 提供了基于调查的证据，表明接触民主及其成功表现增强了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可能促进其相互作用的正反馈。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聚焦于民主偏好的深层根源。我们认为，对中央集权控制的祖先经历与民主态度呈系统性关联，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的。与无国家社会相比，早期国家状态在保持大量个人和小组自治的同时，扩大了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 (Carneiro, 1970, Diamond, 2013)。这种平衡的积极经历可能培养原始民主价值观。然而，更加巩固的前现代国家通常会巩固并使层级权力结构根深蒂固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5)。这种加强的集权主导了个人自治，破坏了自治与权威之间的平衡，从而削弱了不同利益之间协调的需求——这是民主偏好的重要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提出了今日祖先国家经历与民主偏好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最初接触早期、较少集权的国家可能通过参与规范与中央权威之间新兴的平衡促进了原始民主价值观，而更加巩固的国家状态则通过使层级制度根深蒂固并压制个人参与集体决策来抑制它们的形成。此外，鉴于大量关于植根于祖先特征的文化持续性的文献 (Alesina 等，2013, Enke, 2019, Giuliano 和 Nunn, 2021)，这种关系可能通过早期民主文化的代际传递延续至今。

在实证分析中，祖先国家经历是使用人类学图谱 (Murdock, 1967a) 衡量的，这是一个包含 1265 个前工业社会族群特征的数据集，已被广泛应用于相关文献 (例如 Gennaioli 和 Rainer, 2007, Nunn 和 Wantchekon, 2011, Alesina 等，2013, Alsan, 2015, Enke, 2019, Corno 等，2020)。基于祖先的国家经历衡量指标源自“地方社区以外的管辖权层级”变量，该变量利用祖先种族的分布在国家层面进行汇总 (Giuliano 和 Nunn, 2018)。基于此，我们在一系列规范中测试其与当代民主偏好的非线性关系。

我们从国家层面的证据开始，使用三种民主文化的代理变量。第一是 1990 年至 2023 年投票年龄人口的平均投票率，取自国际民主与选举协助研究所 (IDEA) 数据库，这是公民参与的关键指标。第二是经济学人情报单位 (EIU) 提供的民主文化指数，它提供了超越制度或程序维度的民主文化综合评估。第三是基于调查的自我报告民主偏好衡量指标，源自整合价值观调查 (IVS)，并在国家层面进行汇总。结果表明，祖先有更多中央集权国家经历的国家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和对民主制度更强的偏好，直到祖先国家经历达到中等水平为止。超过这个水平，关系逆转，表明与民主偏好呈负相关。这些结果不能完全由当代制度质量的变化来解释，表明观察到的与民主文化的关联不仅仅是当前政治体制的结果。我们还表明，其他祖先特征并不表现出与民主偏好的可比关联，这与祖先国家经历的独特作用相符。

尽管进行了广泛的稳健性检查，但国家层面的证据可能在两个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它可能受到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特征的影响。其次，仅文化持续性并不能确立代际传递的作用。为解决这一担忧，我们在居住国特征条件下探索了个体层面与祖先国家经历的关联。我们采用了三种策略。第一种考察了各国第二代移民中祖先国家状态与民主偏好之间的关系。利用整合价值观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研究的合并数据集），我们构建了一个拥有移民父母的个体样本，并根据其父母国籍估算祖先国家经历的影响。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个人对民主的态度——通过关于个人重要性和民主制度评估的问题来衡量——在一系列个人特征和国家固定效应条件下，与祖先国家经历呈现出驼峰形关系。此外，对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受访者，这种模式更为明显，支持了基于代际传递作用的解释。

第二种策略利用美国居民自我报告的祖先身份。利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我们利用了一个询问受访者祖先来自哪里的问题。与之前的发现一致，基于自我报告祖先身份的祖先国家经历与不同民主参与和意识衡量指标呈现出倒 U 型关系。这些结果是在州固定效应条件下得出的，表明即使在国内制度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祖先国家状态的长期关联仍然存在。

最后，利用非洲晴雨表调查，我们调查了非洲内部个人对民主和治理的态度。我们基于非洲族裔数据链接 (LEDA) 包 (Müller-Crepon 等，2022)，将受访者自我报告的族裔与人类学图谱中的族群联系起来，这使得可以直接比较个体层面的关联与国家层面的结果。聚焦于民主参与衡量指标和对威权权威的态度，我们发现与祖先国家经历存在一致的倒 U 型关联。结合之前的结果，这证实了祖先国家状态与民主文化之间的长期关联是在具有不同民主制度历史的不同地区观察到的。

本研究补充了关于民主深层根源的文献。鉴于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例如 Persson 和 Tabellini, 2006, Madsen 等，2015, Acemoglu 等，2019)，文献在各种背景下探讨了其决定因素，如经济不平等 (Boix, 2003,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5)、教育 (Glaeser 等，2007, Spilimbergo, 2009) 和自然资源禀赋 (Tsui, 2011, Caselli 和 Tesei, 2016)。其中，(Hariri, 2012) 记录道，前殖民时期的国家发展通过限制欧洲制度的移植阻碍了民主化进程。虽然我们的发现与此结论一致，即巩固的前现代国家留下了威权遗产，但我们建议对国家发展的非线性影响采取更细微的视角，而不是单调的负面效应。此外，我们关注制度形成之外的内部文化渠道，将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

我们的发现也建立在追溯民主祖先起源的研究之上。例如，Giuliano 和 Nunn (2013) 建议原住民民主实践与当代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持久联系，而 (Bentzen 等，2019) 声称这种关系取决于原住民群体的相对实力。与此一致，Schulz (2022) 提供了证据，表明强大的祖先亲属网络对民主制度的发展具有长期负面影响。除了对政治体制的影响之外，我们提出了民主偏好的祖先起源，这是民主制度形成和持续的基本要素 (Besley 和 Persson, 2019, Acemoglu 等，2025)

最后，本文有助于理解历史制度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例如，Guiso 等 (2016) 表明，具有自治历史的意大利城市如今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公民资本，而 (Becker 等，2016) 在历史哈布斯堡附属背景中提出了类似的证据。Schulz 等 (2019)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呼应了这些发现，强调了中世纪基于亲属的制度与当今亲社会态度之间的负向联系。同样，Rustagi (2024) 表明，瑞士自治的历史冲击对合作规范产生了持续影响。与我们的工作更密切相关的是，几项研究强调了国家历史在塑造文化特征方面的重要性。Lowes 等 (2017) 记录道，历史国家集权——以库巴王国的遗产为例——导致了更弱的规则遵循规范，而 Dell 等 (2018) 发现，越南中央集权治理历史更长的地区如今表现出更强的合作规范和更大的公民资本。我们的焦点将这些含义扩展到了政治文化领域。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 2 节讨论了本研究的假设，第 3 节介绍了祖先国家经历的衡量指标。第 4 节随后展示了国家层面的证据，第 5 节提供了个体层面的证据，重点关注民主偏好的代际传递。第 6 节总结全文。

章节片段
祖先国家经历与民主偏好
民主制度包含多种特征，其基本特征之一是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平衡 (Dahl, 1971, Heper, 1992, Diamond, 1994,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23)。早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不同类型前现代社会下的经历可能已经通过影响对个人自治与中央权威关系的看法，塑造了原始民主价值观。在这之中

衡量祖先国家经历
我们的祖先国家经历衡量指标源自人类学图谱，该图谱基于最早可用的人类学观察，记录了 1265 个前工业社会族群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经济特征。鉴于其广泛的覆盖范围，人类学图谱已被广泛用于各种背景 (Wood 和 Eagly, 2002, Galor 和 ?zak, 2016, Ségurel 和 Bon, 2017, Ashraf 等，2020, Giuliano 和 Nunn, 2021)。此外，其记录

国家层面的持续性
本节提出了支持我们假设的国家层面证据。使用三种民主偏好衡量指标，4.1 节显示了祖先国家经历与当代民主文化之间的倒 U 型关联。4.2 节测试了我们发现的稳健性。

代际传递
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查，但我们不能排除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征混淆我们发现的可能性。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节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检查了民主偏好代际传递的国内差异。首先，我们利用整合价值观调查，重点关注第二代移民及其父母的祖先国家经历。其次，我们利用自我报告的国内差异

结论
民主被广泛认为是比较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导致了对其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调查了民主偏好的深层根源，这是塑造政治和制度环境的基本力量。

我们提出，前现代国家状态可能影响原始民主价值观。早期形式的国家状态可能通过让个人接触更有效的集体决策过程来培养民主规范，这些过程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利益或关系可能看似影响了本文报告的工作。

Jaeyoung Hur|Yeonha Jung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151 社会科学广场，欧文，加利福尼亚州 92697，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