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化适应气候变化：澳大利亚与斐济农村女性的生计多样化与创业精神

《Local Environment》：Gender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rural women in Australia and Fiji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考量了主流气候变化适应实践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农村背景下的有效性。研究人员论证了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角色，应被置于生计多样化讨论和行动的前沿，并以来自澳大利亚和斐济的两个农村案例研究加以说明。选取这些案例研究地点是为了比较习惯性性别角色、生计多样化和机会，以及社区治理和现金经济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在澳大利亚对12名农村女性企业家和社区领袖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在斐济通过村长和妇女组织进行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与15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举行了一场斐济式塔拉诺阿（talanoa）会议。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识别主题并阐明异同。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女性应对由父权制体系塑造的文化规范时，生计多样化和经济不确定性在这两个背景下都显而易见。不同地区的女性在如何获取额外收入以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案例研究凸显了驱动生计多样化的不同动机。性别动态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塑造了两个国家参与者的反应。在斐济，性别和适应问题增强了女性在家庭决策中关于是否维持或多样化家庭收入的权力。在澳大利亚，存在向女性赋权的文化转变的证据，这提出了关于如何承认她们在商业和社区发展中影响力的关键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农村女性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创造机会并积极地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韧性和恢复做出贡献。 政策要点 •气候适应政策必须以性别为中心，认识到女性在生计多样化和收入保障中的关键作用。 •澳大利亚和斐济的农村女性通过创业来适应气候变化，这一过程受到其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影响。 •父权制的文化规范塑造了女性参与适应实践的程度和性质，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 •在斐济，女性参与适应活动增加了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在澳大利亚，文化转变正通过数字创新扩大女性在商业和社区生活中的领导力。 •支持农村女性创业能够增强当地韧性，并在多元化的农村背景下促进包容性的气候适应规划。

论文解读文章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通过长期单向转变或短期波动，威胁着既有的生活方式，迫使个人和社区重新思考安全与生计，并制定最佳适应策略。尽管全球和国家层面日益重视性别平等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中心地位，但这种强调如何转化为地方层面的适应实践仍不充分，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现有研究表明，气候政策和计划往往隐含地偏向男性的理解和活动，而忽视了女性或其他性别的需求。此外，许多适应性解决方案依赖群体行动，但常假设群体是单一、协调的整体，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尤其是最脆弱、资源最少且缺乏正式适应机制的社区往往最具异质性。因此，迫切需要理解性别因素如何在具体的地方语境中塑造适应实践。

二、 研究目标与方法

为探究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考察由创业驱动的生计多样化作为一种性别响应型适应策略的有效性，该策略使澳大利亚和斐济的农村女性能够通过增强经济韧性、减少对气候敏感部门（如农业和自给性渔业）的依赖，并开发替代性创收机会来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采用定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默韦郡（Murweh Shire）和斐济维提岛（Viti Levu）西部的武萨马-纳塔多拉地区（Vusama-Natadola area）作为对比案例。主要数据收集方法包括：在澳大利亚对12名农村女性企业家和社区领袖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斐济，通过村庄头人及妇女组织招募15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举行了一场斐济式的塔拉诺阿（talanoa，一种非正式的、包容性的集体讨论方式）会议。研究人员还观察了社区互动并记录了田野笔记。所有数据均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法进行处理，以识别模式、意义和主题。

三、 研究结果

3.1. 斐济案例：西部维提岛，武萨马-纳塔多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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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性生活与近期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正在瓦解传统的生活方式。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侵蚀、沿海洪水和地下水盐碱化，影响了沿海社区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如可食用海藻nama）。更强的热带气旋带来的沉积物也破坏了nama的生长床。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生计变得不那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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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济农村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与决策：研究揭示了根植于传统的性别角色。男性主要负责农耕和船钓，女性则负责食物加工、家务和浅水区采集。社区决策通常由男性主导。然而，随着非传统宗教的传入、教育水平提高以及旅游业的兴起，性别角色变得更加流动。女性获得有偿工作后，在家庭经济决策中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而男性有时会承担照看孩子等非传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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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与个体背景下的性别化企业：面对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事件，当地居民发展出性别化的创业活动。例如，共同策划的村庄文化旅游、展示传统技艺并销售手工艺品；以及复兴传统制盐业。这些活动涉及互补的性别角色。同时，也存在明确的性别分工，如男性负责挖排水沟等重体力活，女性则合作编织垫子和制作手工艺品。

3.2. 澳大利亚案例：昆士兰州默韦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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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计多样化：副业、数字连接与社交媒体：研究发现，改善的网络连接重塑了农村女性从事生计多样化的方式。社交媒体成为低成本、高覆盖率的广告渠道，催生了“副业”（side hustle）企业。一位护士的例子表明，她因发现市场空白而开始生产女帽，将家变成了小型生产设施。这种利用可用资源、识别市场缺口并建立微型企业的模式，体现了农村创业拼凑（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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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创业：学习、创新与赋权：研究显示，许多女性的创业源于必要性，她们自学成才，身兼数职。一位移民因工作手套不适而设计了适合女性的防护手套，并通过海外制造商生产，展现了学习和创新能力。其他参与者通过重返旧业或与他人合作来补充家庭收入。导师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副业不仅补充了收入，还促进了女性赋权，并引发了重要的文化转变：女性通过创业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其副业的经济回报甚至开始超过受气候风险影响的传统农牧业。

四、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和经济不安全在澳大利亚和斐济的案例中都显而易见，因为农村女性需要在由父权结构定义的文化规范中周旋。两地女性获取额外收入的方式存在基于地方的细微差别。澳大利亚参与者更侧重于通过“副业”实现收入多样化，其动机源于必要性、创造力或机遇，并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数字学习。斐济参与者的动机则更多源于应对更强热带气旋、海平面上升等实际气候影响的财务安全需求，这促使传统性别角色变得更加流动。性别与适应问题在两地都影响了参与者的反应。在斐济，这增强了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在澳大利亚，则出现了向女性赋权的文化转变，女性的经济活动正超越传统农业成为更稳定的收入来源。研究指出，农村女性作为企业家，在面对极端气候事件时，是创造机会和推动韧性与恢复的积极力量。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在探讨性别，特别是女性角色，是否应被置于生计适应与多样化讨论和行动前沿这一关键问题时，本研究认为，在政策制定中更深入地考虑不同背景下性别化适应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等条件加剧了住房可负担性、生活质量、教育不平等方面的鸿沟，而且这些鸿沟由于社会规范和结构、地理问题、农村社区的多样性、服务提供以及有效实践模式等因素，对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农村女性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揭示的，女性已经为其社区的生计和收入多样化战略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澳大利亚背景下，数字接入、连接性和包容性对于农村女性创业战略的发展至关重要。创业拼凑与数字通信技术相结合，有潜力改变和维持许多农村社区。然而，如果像在斐济那样，农村女性面临参与和包容的障碍，那么数字技术及其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及连接性的优势就无法被平等分享。不过，斐济农村背景下决策去性别化的新兴趋势表明，随着一些女性群体获得资金和影响力，她们的外联活动可能会扩大，其赋权农村女性的议程也将更加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更全面研究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农村，研究团队发现，女性企业家有效地驾驭了数字化和社交媒介所中介的、存在于企业家精神、倡导和社区参与之间的“滑动”，从而在经历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生计多样化并支持了她们的社区。拓宽农村生计的努力凸显了女性与赋权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些努力不仅增加了收入，也改善了个人、家庭和地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