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生命前十年母亲敏感性（Maternal Sensitivity）的预测因素：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Predictors of maternal sensitivity to their children across the first 10?years of life: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这项在Generation R队列（n = 1,085）中开展的纵向研究，考察了母亲、儿童及情境因素如何与儿童期各阶段的母亲敏感性（Maternal Sensitivity）相关联。研究人员在儿童1岁、3岁、4岁和10岁时，采用安斯沃思量表（Ainsworth scale）和埃里克森量表（Erickson scale）对母亲敏感性进行了观测评估。预测因素包括母亲童年期受虐史、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产前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儿童气质（Temperament）、精神病理学遗传易感性（Genetic Predisposition）、婚姻状况及教育水平。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分析显示，经多重检验校正后，没有任何母亲、儿童或情境特征能够预测母亲敏感性从1岁至10岁的基线水平或线性变化。然而，事后分析（Post-hoc Analysis）识别出母亲敏感性存在非线性下降，主要发生在儿童出生后前四年。针对1至4岁年龄段的敏感性分析同样未发现显著预测因素，唯儿童性别除外：母亲对女儿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总体而言，母亲敏感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上述背景因素，这凸显了在婴儿期之外开展进一步重复验证研究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母亲敏感性（Maternal Sensitivity）是指照护者准确识别和解读儿童信号，并迅速、适当地作出回应的能力。这一能力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是促进儿童广泛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包括安全依恋的形成、社会情绪发展、亲社会行为、认知与语言发展，乃至同伴关系、进食行为和身体健康等多个具体领域。相反，经历低水平母亲敏感性的儿童，在儿童期平均表现出更多消极发展结果，如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

根据Belsky模型，养育行为受到父母个体特征、儿童特征以及亲子关系所嵌入的更广泛社会情境的多重决定。既往研究已发现，母亲个人因素（如创伤经历、心理困扰、抑郁症状）、儿童特征（如困难气质、外化行为、内化问题、遗传倾向）以及社会生态因素（如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婚姻关系）均与母亲敏感性的个体差异存在关联。然而，以往关于母亲敏感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早期，且多为横断面设计。关于母亲敏感性在儿童期乃至青少年早期的稳定性及其变化预测因素，尤其是哪些风险因素能够预测敏感养育行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持续或增长，相关证据仍然十分缺乏。填补这一空白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为制定旨在改善养育实践、最终促进儿童发展的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本研究基于荷兰Generation R人群队列（Population-based Cohort），研究对象为2002年4月至2006年1月期间在鹿特丹研究区域居住、预产期在此期间的孕妇及其子女。研究纳入1,085对至少完成一次母亲敏感性测量的母子配对。研究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以儿童1岁、3岁、4岁和10岁四个时间点的重复母亲敏感性评估为结局变量，纳入母亲特征（童年期受虐史、产前精神病理学、家庭功能）、儿童特征（气质、精神病理学遗传易感性、性别）及情境因素（家庭收入、母亲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作为预测因素，并检验各预测因素与儿童年龄的交互作用以识别随时间的变化关联。

研究核心发现如下：第一，在1至10岁的整体模型中，仅儿童年龄与母亲敏感性基线水平显著相关（经多重检验校正后仍显著），表明母亲敏感性随儿童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第二，事后分析发现母亲敏感性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二次关系，敏感性在儿童4岁前呈下降趋势，之后趋于稳定。第三，在1至4岁年龄段的敏感性分析中，儿童性别成为显著预测因素，母亲对女孩表现出比男孩更高的敏感性。第四，所有其他母亲、儿童及情境预测因素均未通过多重检验校正，未能显著预测母亲敏感性的基线水平或随时间的变化。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基于Generation R前瞻性人群队列（来自荷兰鹿特丹，共9,778名孕妇入组，本研究选取其中1,085对荷兰裔母子配对）；第二，采用安斯沃思9点评分量表（1岁时）和修订版埃里克森7点评分量表（3岁、4岁、10岁时）对母亲敏感性进行观察编码评估，并通过算术等价法对两种量表进行协调统一；第三，使用童年创伤问卷（CTQ）评估母亲童年期受虐史，使用简要症状量表（BSI）评估产前精神病理学，使用家庭评估设备（FAD）评估家庭功能，使用婴儿行为问卷修订版（IBQ-R）评估儿童气质；第四，基于LDpred2方法计算儿童精神病理学神经发育因素的基因组多基因评分（PGS）；第五，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进行主分析，并使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ICE）处理缺失数据，应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DR）校正进行多重检验控制。

四、研究结果

母亲、儿童及情境特征作为儿童期母亲敏感性的预测因素

主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β = ?.12; SE = .04; p = .003; q = .042）与母亲敏感性基线水平显著相关，且该关联在多重检验校正后仍然显著，表明母亲敏感性随儿童年龄增长而下降。儿童性别（β = .14; SE = .06; p = .031; q = .135）和母亲教育水平（β = .26; SE = .12; p = .025; q = .135）在名义上与基线母亲敏感性相关，但未通过多重检验校正。其余预测因素与母亲敏感性基线水平均无显著关联。

非线性变化的事后分析

事后分析允许儿童年龄的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时间与母亲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二次关系（β = .020; SE = .003; p = .000; q = .000）以及显著的线性效应（β = ?.281; SE = .030; p = .000; q = .000）。结果表明，母亲敏感性在儿童4岁前呈下降趋势，之后保持相对稳定。

1至4岁年龄段的敏感性分析

作为敏感性分析，研究人员拟合了1至4岁的线性模型。分析显示，时间（β = .023; SE = .003; p = .000; q = .000）和基线时的儿童性别（β = .244; SE = .023; p = .006; q = .023）与母亲敏感性存在显著关联。结果表明，母亲敏感性在4岁前略有下降，且母亲对女孩的敏感性水平更高。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母亲敏感性随儿童年龄增长而下降，尤其在生命前四年最为明显，但所有考察的母亲、儿童和情境预测因素均未能解释这一变化。这一下降模式与Campbell等人及Mills-Koonce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母亲敏感性并非静态特质，而是随儿童发展阶段和情境动态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脆弱群体中，似乎也反映了一种普遍性过程。儿童在学龄期对自身发展的主动作用、亲子互动需求的变化、青春期启动及社会情绪发展变化、儿童与同伴相处时间的增加及其自主性需求的增长，均可能对母亲敏感性的表现产生影响。

关于预测因素的空结果，研究人员提出多种可能解释：研究样本为相对健康、高教育水平的低风险人群，不良经历的严重程度可能不足以影响母亲敏感性；儿童气质与依恋可能是正交构念而非调节因素；产前测量的预测因素与敏感性评估之间存在较大时间间隔，可能掩盖了低至中等效应量。此外，研究人员指出，传统的敏感性测量工具可能未能充分捕捉儿童中期及以后阶段母亲敏感性的发展性变化。

研究结论指出，母亲敏感性在儿童生命前十年存在微妙变化，其变化程度因母亲而异，但对影响这一变化的因素的理解仍然有限。尽管多数预测因素未达显著，但研究观察到与既往发现一致的趋势性证据：母亲敏感性总体下降，且女孩母亲和高教育水平母亲的下降幅度略高。研究建议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广泛的预测因素、更频繁的敏感性测量、同时考察父亲敏感性，并在更多样化的样本中验证这些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