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Climate action competence and engagement across different forms of climate actions
本研究将现有的行动能力框架应用于气候领域，以考察能力的不同维度是否与不同形式的气候行动存在差异化关联。研究采用来自瑞典70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了四个维度：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能力期望和结果期望，并覆盖多种气候相关行动。总体参与水平有限：41%的受访者报告参与了气候行动，且大多仅参与一项活动，而要求更高或公开可见的行动形式则较为罕见。各维度与参与度之间表现出差异化关联。对于较为常见的行动，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和能力期望均与参与度独立相关。对于较少见且要求更高的参与形式，行动意愿是唯一与行动显著相关的维度，尽管鉴于这些行为的低流行率，该发现应谨慎解读。结果期望与参与度无独立关联。因此，理解气候参与需要超越整体能力，进一步探究能力的哪些维度对哪些形式的行动至关重要。
关键词：行动能力；亲环境行为；可持续教育；年轻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3：气候行动
气候变化持续加速且其后果日益显现的同时，公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度却在下降。年轻一代——仅在数年前还通过“周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在全球范围内动员以抗议政治不作为——如今似乎日益疏离。近期针对瑞典青年的调查显示，他们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兴趣在过去五年间已从50%降至35%（Ungdomsbarometern Citation2025）。此外，2025年仅有15%的年轻女性和13%的年轻男性将气候与环境问题视为其首要社会关切；相反，经济状况、医疗保健和安全问题已成为更突出的优先事项（Rasmussen Analys Citation2025）。
与此同时，气候教育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赋能个体采取有意义的行为以减缓气候变化。然而，系统综述表明，教育干预往往优先关注知识获取和态度改变，而非发展能力或支持实际行为变化（Ardoin et al. Citation2018; Hohenhaus et al. Citation2023）。仅有少数研究通过考察影响气候减缓行为的因素，对青少年气候行动进行了实证建模（Busch et al. Citation2019; Stevenson, Nils Peterson, and Bondell Citation2018）。这些研究一致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行动。相反，个体效能感、支持性社会规范以及知识，似乎更有可能促进行动（Baldwin, Pickering, and Dale Citation2023; Busch et al. Citation2019; Hohenhaus et al. Citation2023）。
此外，虽然知识通常被概念化为对气候变化原因和后果的理解（Ardoin et al. Citation2018; Hohenhaus et al. Citation2023），但行动还需要知道如何行动。因此，为更好地理解塑造年轻人气候参与的因素，本研究引入了行动能力（action competence）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所必需的相关知识、意愿和自我效能感（ACiSD）（Sass et al. Citation2020）。
近期研究已将行动能力的测量扩展至特定气候变化领域，包括Tseng等人（Citation2026）针对大学生开发的气候行动能力量表（Climate Action Competence Scale）。本研究采取一种互补的、行动特异性的方法，将ACiSD框架适配至气候变化情境，允许在具体的气候行动形式中检验能力的四个维度。因此，本研究旨在：（1）将现有行动能力框架适配至气候行动情境；（2）考察年轻人参与气候相关行动的情况，以及行动能力的四个维度与其报告行动之间的关联程度。利用来自瑞典一所大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技术专业学生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解决了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RQ1）：研究中的大学生呈现出何种气候参与模式？
研究问题2（RQ2）：研究中的大学生呈现出何种气候行动能力模式？
研究问题3（RQ3）：气候行动能力的四个维度如何与不同形式气候行动的参与度产生差异化关联？
**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参与**
气候行动涵盖广泛的活动，包括日常亲环境行为（Denault et al. Citation2024; Tian and Liu Citation2022）、更明确的政治性气候行动主义（Neas, Ward, and Bowman Citation2022）以及其他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形式（Lundholm, Bendz, and Ignell Citation2026）。然而，近期研究大多聚焦于“周五为未来”等高知名度运动，从而限制了对更广泛青年参与光谱的理解（Neas, Ward, and Bowman Citation2022）。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PEBs）的概念是指为减少个人环境影响而采取的有目的行动，包括能源使用、交通选择、可持续消费和信息寻求（Denault et al. Citation2024; Tian and Liu Citation2022）。早期研究一致表明，年轻人倾向于选择低成本、低努力的行为，即使他们承认要求更高的生活方式或政治变革会产生更大的气候影响（参见Corner et al. Citation2015的综述）。
近期有限证据表明，大学生对气候变化的参与处于中等水平。在芬兰，28%的学生报告已准备好或已积极参与气候相关的社会行动（Harmoinen, Koivu, and P??sky Citation2020），而在美国，24%的学生报告参与了气候倡导（Wodika and Middleton Citation2020）。同时，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对更费力或“不方便”的气候行为持更开放的态度。参与最常采取沟通性和关系性形式，例如讨论气候问题、影响他人和分享信息，同时伴随生活方式改变和偶尔参加游行集会（Harmoinen, Koivu, and P??sky Citation2020; Wodika and Middleton Citation2020）。性别差异经常被观察到，女学生通常报告更高的气候行动参与意愿（Lehnert et al. Citation2020; Vicente-Molina, Fernández-Sainz, and Izagirre-Olaizola Citation2018; Wodika and Middleton Citation2020）。
关于青少年亲环境行为预测因素的研究强调了自我效能感、环境素养、亲环境态度、采纳PEB的意图、个人规范、与自然的联结以及气候变化关切等因素的重要性（Denault et al. Citation2024）。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也强调了动机、感知有效性和绿色自我认同在塑造气候相关行为中的作用（Hansmann et al. Citation2020; Vicente-Molina, Fernández-Sáinz, and Izagirre-Olaizola Citation2013, 2018）。年轻人成为气候活动家的常见原因包括感知到的政治不作为、环境关切、对未来世代的担忧以及共同责任感（Haugestad et al. Citation2021; Martiskainen et al. Citation2020; Neas, Ward, and Bowman Citation2022）。
参与已被概念化为一种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的“个人联结状态”（Wolf and Moser Citation2011）。然而，关于青年气候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认知方面，凸显了更好地处理情感和行为维度的必要性（Tapia‐Echanove et al. Citation2025）。此外，现有关于年轻人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模型（如计划行为理论），将行动主要概念化为个体态度、规范和意图的结果（Tian and Liu Citation2022）。该视角虽有洞见，但将参与窄化为认知和动机前因，可能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和行为动态（Tian and Liu Citation2022）。
基于超越主要认知模型的呼吁，本研究引入行动能力作为一个补充框架。行动能力不局限于个体为何意图行动，而是强调其作为复杂社会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准备度，涵盖个体和集体两种行动形式。
**行动能力：从教育理想到可测量的结果**
行动能力已被建议作为气候教育的核心，用于培养能动性、希望和公民参与（Almers Citation2009; Kleres and Wettergren Citation2017; Nairn Citation2019; Ojala Citation2023）。行动能力起源于丹麦的健康与环境教育传统，被定义为“一种基于批判性思维和不完整知识的能力——以个人身份与他人一起参与负责任的行为和反行动，以创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Bruun Jensen and Schnack Citation1994）。在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中，行动能力被进一步具体化为影响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并体现代际和全球责任的意愿与能力（Almers Citation2009）。研究主要将行动能力作为教育结果，以及支持其发展的教学和情境条件进行考察（Batsa, Li, and Khajuria Citation2025; Chen and Liu Citation2020; Isac et al. Citation2022; 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 Citation2024; Sass et al. Citation2024; Torsdottir, Olsson, and Sinnes Citation2024; Torsdottir, Olsson, Sinnes, and Wals Citation2024）。
尽管行动能力不能被还原为固定数量的组成部分，但已有若干工具被开发出来——SPACS-Q（Olsson et al. Citation2020）、ACiSD-Q（Sass et al. Citation2021）和PACesd-Q（Sass et al. Citation2022），它们能够在不同群体、情境和时间之间进行比较。近期，Tseng等人（Citation2026）专门针对大学生开发了自评气候行动能力量表（Self-Perceived Climate Action Competence Scale, CACS），将气候行动能力概念化为一个包含知识系统、效能感和承诺的高阶建构。
Sass等人（Citation2020）为操作化行动能力奠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行动意愿（willingness to act）、行动导向的概念知识（action-oriented conceptual knowledge）、能力期望（capacity expectations，即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s）。行动意愿反映行动的动力和承诺；知识涉及对相关行动可能性及其对预期结果贡献的理解；能力期望指对自身行动能力的信心；结果期望涵盖对自身行动能否促成该结果的信念。重要的是，行动相关知识不同于关于环境问题的一般知识，它聚焦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Kollmuss and Agyeman Citation2002）。这一四维结构不同于Tseng等人（Citation2026）的三域概念化，本研究保留四维结构，因为它将感知到的行动能力与对行动效果的期望区分开来。
实证研究表明，行动能力与可持续和气候相关行为有关，尽管模式因操作化方式而异。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Citation2024）发现行动能力与日常生活方式行为相关，而非与集体或系统层面的行动相关；而Tseng等人（Citation2026）报告了整体气候行动能力与自我报告气候行为之间的强正相关。其他研究则强调情境因素（如影响社会的机会）在培养行动能力中的重要性（Torsdottir, Olsson, and Sinnes Citation2024）。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将行动能力作为整体或潜在建构，并与行为的聚合测量相关联。对于行动能力的不同成分是否与具体气候行动形式的参与度存在差异化关联，目前知之甚少。
本研究将行动能力应用于气候变化减缓这一特定领域。这种领域特异性为评估能力提供了明确参照，同时认识到与行动能力相关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形式取决于所应对的可持续性挑战。因此，本研究不寻求开发另一种通用的气候行动能力测量工具。相反，它将行动特异性的ACiSD方法适配至气候变化，以考察能力与具体减缓行动的关系，并探究其四个成分是否与参与度表现出差异化关联。
**气候行动分类**
在文献中，气候行动按若干维度进行分类：尺度（从个体到全球）、部门（如食品、消费、能源、交通）、功能（减缓与适应）或能动性形式（个体与集体）（De Moor and Verhaegen Citation2020; IPCC, Citation2023; Jensen Citation2002）。此外，学者们区分了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s）和间接行动（indirect actions）。直接行动直接有助于解决特定问题（Dubois et al. Citation2019; Jensen Citation2002），而间接行动旨在影响他人或结构性条件（De Moor and Verhaegen Citation2020; Jensen Citation2002）。
直接行动包括生活方式行为，如节约能源、减少肉类消费、回收和选择低碳交通，这些均可减缓气候变化（Cunha et al. Citation2025）。直接行动的可行性往往取决于情境，例如素食选择的可获得性或缺乏安全的骑行基础设施。这凸显了间接行动在解决结构性障碍方面的重要性。两种行动形式都可以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发生。
某些行为可能反映的是对规范的例行遵从，而非有意识的气候行动。特定行动的相关性会随时间变化。例如，由于高效能源技术的广泛使用，关灯现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同样，回收在瑞典是法律规定（Avfallsf?rordning Citation2020, 614）。为确保所选行动的当代相关性，本研究借鉴IPCC报告，识别了被广泛认为有效的措施（IPCC, Citation2023）。这些措施既包括生活方式改变（避免不必要的飞行、使用低碳交通、转向植物性饮食、减少食物浪费、提高家庭能源效率、减少总体消费、优先维修和再利用），也包括间接参与形式（投票、气候行动主义、影响他人）。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聚焦于减缓行动，同时通过纳入个体和集体形式的行动，保留宽泛的能动性概念，涵盖从日常行为到与全球北方年轻人相关的公民和政治参与。
**测量行动能力**
本研究适配了行动特异性的ACiSD框架（Sass et al. Citation2021），该框架评估与具体行动相关的知识、意愿、能力期望和结果期望。该框架从最初的宽泛可持续性和早期青少年情境，适配至大学生气候变化减缓情境。四个维度得以保留，而行动和部分条目表述按下文所述进行了修改。所有维度均采用七点反应量表，并带有明确标注的中立中点（4）。
有效性知识（effectiveness knowledge）：研究人员相信，通过采取这一行动，可以帮助阻止气候变化（1=“完全不同意”至7=“完全同意”）。该条目捕获的是感知有效性知识，而非关于气候变化原因或后果的事实知识。依据Frick, Kaiser, and Wilson（Citation2004）的观点，有效性知识涉及理解行动对实现环境结果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该条目评估受访者是否认识到特定行动是促进气候减缓的有意义方式。重要的是，该判断涉及行动本身的有效性，而非受访者对自己执行该行动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期望。这种操作化比Tseng等人（Citation2026）的气候行动知识系统更为狭窄，因为分析单位是具体行动，而非对气候行动的一般准备程度。
行动意愿（willingness）：研究人员有多愿意去做这件事？（1=“完全不想做”至7=“我很乐意去做”）。此条目改编自Sass等人（Citation2021）的“我想”表述，以直接评估执行每项行动的意愿。
能力期望（capacity expectations）：对研究人员来说，采取这一行动有多容易或多困难？（1=“极其困难”至7=“极其容易”，另有选项8=“我已经在做”）。这是对Sass等人（Citation2021）“我能”表述的实质性改编。询问行动对受访者来说有多容易或困难，旨在捕获感知能力，而非行动的客观难度。因此，一项行动可以被感知为困难但仍可执行。这允许感到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受访者在其感知难度上存在差异。这与Bandura（Citation1997）将自我效能感概念化为强度不同、而非简单反映一个人能否执行行动的观点一致。因此，该表述在概念上与Sass等人（Citation2021）测量的能力期望相关。
将“我已经在做”作为最高反应类别纳入，旨在捕获从感知能力到已实施行为的转变。依据社会认知理论，成功表现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Bandura Citation1997），这种操作化反映了从预期行动到实现行动的连续体。该类别还被纳入以避免量表上端的天花板效应。若无此选项，仅感知行动容易的受访者、近期采纳该行动的受访者和具有丰富执行经验的受访者将被限制在同一类别。纳入已实施行为选项也可能帮助受访者结合具体行为经验、而非抽象能力判断来解读量表。然而，由于该类别同时包含已实施行为的信息，当用能力期望来解释参与度时会产生重叠。因此，在主要回归分析中对其进行了重新编码，如数据分析部分所述。
结果期望（outcome expectations）：研究人员相信，作为个体，研究人员与同样采取行动的其他个体一起，可以通过这样做来影响气候变化（1=“完全不同意”至7=“完全同意”）。与有效性知识相比，该条目涉及受访者自身参与（当与他人的类似行动相结合时）对气候变化减缓的预期贡献。原始条目被重新表述，以反映气候行动的集体性质，并避免仅以个体影响力来框定预期结果。
该工具包括十项气候行动，涵盖了直接和间接参与形式，以及个体和集体能动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表达。行动选择以IPCC（Citation2023）报告为指导，该报告识别了一系列经证明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减缓措施。随后进行了两项试点研究，以评估条目对年轻人目标群体的相关性和可理解性。下文所示分类仅为说明性，用于工具开发阶段，以确保覆盖以往文献中识别的不同气候参与形式。它们不应被解释为互斥或分析上独立的类别。调查以瑞典语实施，包含以下条目（此处以英文翻译呈现）：
加入环境组织——（间接，集体，公共领域）。
投票支持致力于减少气候损害性排放的政党——（间接，个体，公共领域）。
致电或写信给当地政治家以影响气候政策——（间接，个体，公共领域）。
度假时乘坐火车而非飞机——（直接，个体，私人领域）。
尝试影响朋友，使大家一起乘坐火车或巴士而非汽车——（直接，集体，私人领域）。
放弃或减少肉类消费——（直接，个体，私人领域）。
减少服装消费——（直接，个体，私人领域）。
与朋友或家人交谈，试图影响他们，使大家一起改变日常习惯——（直接，集体，私人领域）。
参加气候示威——（间接，集体，公共领域）。
参与公民不服从行动（基于道德理由的非法行动）——（间接，集体，公共领域）。
**参与度的操作化**
气候行动的参与度基于受访者报告已执行某项行动来操作化。具体而言，对每项行动，将反应选项“我已经在做”（在能力期望量表中编码为8）重新编码为参与度的二元指标（1=已在做，0=未在做）。总参与度指数计算为受访者报告已执行行动的总和（范围0–10）。由于同一行为类别被用于构建参与度结果，其在能力期望预测变量中的处理需要在回归分析中单独考虑，如下文所述。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样本，招募自瑞典一个中等城镇某大学的本科课程学生。数据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期间通过入门课程讲座中发放问卷收集。课程选择基于可及性和授课教师同意，抽样策略旨在获取不同教育背景的变异，而非生成瑞典大学生或瑞典年轻人的统计代表性样本。在讲座期间施测旨在最大化参与率，响应率约为50%至80%。参与为自愿且匿名，所有受访者均依据机构伦理指南获得知情同意。
最终样本包括705名18–30岁的受访者（M=22.33，SD=2.52）。性别方面，523人认同为女性，177人认同为男性，4人为非二元性别，1人未报告性别。参与者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技术专业的一年级和毕业班学生。所选项目代表了课程中明确包含或未包含可持续性内容的混合，包括教师教育、社会工作、商业与经济学、全球研究、媒体与传播、人力资源、工程、建筑技术和平面设计。这一多样化样本允许纳入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程度的可持续教育接触。在一、四年级学生之间，任何行动能力维度均未观察到有意义的差异；因此，两组均保留在分析中。缺失数据极少（各变量普遍低于1%），并在所有分析中采用列表删除处理。
**数据分析策略**
分析分四步进行。首先，为考察十项气候行动是否表现出系统性关联模式，在四个理论规定的AC维度内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PCA）与Varimax旋转。蒙特卡洛平行分析确定保留的成分数，这被认为比单独使用特征值更稳健（Hayton, Allen, and Scarpello Citation2004）。采用直接oblimin旋转的PCA以评估所识别成分之间的相关性。由此产生的行动分组用于构建两个行动组指数，后文根据其组成描述性地称为低阈值行动和高阈值行动。因此，PCA并非旨在识别或验证行动能力的潜在维度结构；而是探索每个AC维度内实质性不同气候行动之间的关联模式。
第二，研究问题1和研究问题2使用描述性统计回答，报告（1）已参与气候行动的学生比例，以及（2）两个参与指数上气候行动能力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
第三，研究问题3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回答。根据PCA结果，建立了三个结果模型：执行行动的总数，以及两个已识别参与指数内的参与度。虽然结构方程模型（SEM）常用于潜在建构，但本研究选择多元回归以优先考虑模型简约性和分布准确性。气候参与数据违反了标准SEM估计器所需的正常性假设。总数和低阈值结果的计数结果表现出过度离散（方差超过均值），因此使用负二项回归进行分析（Hilbe Citation2011）。此外，由于高阈值参与在本样本中是稀有事件，将其二元化操作（有 vs. 无）并使用逻辑回归分析。
建模行动能力的主要挑战是能力期望操作化可能带来的标准污染（criterion contamination）。最高反应类别（8=“我已经在做”）包含的行为信息也用于构建参与度结果。因此，在参与度预测变量中保留此类别为8，会在预测变量和结果之间产生部分重叠。对于主要模型，将8的响应重新编码为7，即预期能力的最高类别。这消除了报告最大感知能力与报告已实施行为之间的数值区分，从而在检查行动能力维度与参与度之间的关联时减少了直接标准重叠。这些模型为回答研究问题3提供了基础。
为透明起见，研究人员额外报告了原始量表模型，其中能力期望保留所施测的1–8量表。这些模型不用于实质性解释，因为能力预测变量包含参与度结果的信息。相反，它们作为敏感性检验报告，显示在能力测量中保留已实施行为如何影响估计的关联。
性别和年龄作为所有模型的协变量，并报告指数化系数——计数模型的发生率比（incidence rate ratios）和逻辑模型的比值比（odds ratios），以及95%置信区间。效应量在气候参与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并在预测变量和模型之间进行比较，而非依据固定的小、中、大效应基准进行评价。研究关注不同气候行动形式之间关联的强度和一致性。
**结果**
**气候行动的维度结构**
在回答研究问题之前，研究人员检验了十项气候行动是否在每个AC维度内表现出系统性关联模式。在四个维度（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能力期望和结果期望）中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PCA）与Varimax旋转。这允许探索对气候行动条目的反应是否以有意义的方式聚类，以及这种潜在聚类是否对应于开发概念时使用的分类（直接与间接、个体与集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因此，成分代表的是气候行动的分组，而非行动能力的潜在维度。数据适合PCA（KMO=0.842–0.898；Bartlett检验p<0.001）。在四次分析中，均提取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成分。
交叉负荷条目的存在表明结构可能并非严格二分，因此对705个案例和10个变量进行了蒙特卡洛平行分析（1000个随机数据集；95百分位标准），以更严格地确定保留成分数。在每个维度中，前两个观测特征值超过了对应的随机特征值（1.244和1.168），而第三个未超过。因此，平行分析支持在所有四个维度中保留两个成分，不支持单成分解。使用直接oblimin旋转重复分析产生相同的两成分分组。这些成分在各维度间一致且中等相关：有效性知识（r=0.39）、行动意愿（r=0.38）、能力期望（r=0.33）和结果期望（r=0.40）。
在所有四个AC维度中，出现了大致相似的两成分行动分组。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在将“我已经在做”类别从8重新编码为7后，重复了能力期望的PCA。结果出现相同的两成分结构，负荷模式实质稳定，表明所识别的气候行动分组不依赖于将已实施行为作为能力期望量表的最高类别。
成分1主要包含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行动——减少肉类和服装消费、乘坐火车旅行以及影响他人——以及投票。成分2主要包含更公开可见和政治上争议性的行动：气候示威、公民不服从、联系政治家和环境组织成员资格。投票主要负荷于成分1，尽管在有效性知识分析中存在交叉负荷。因此，尽管投票在传统上被归类为公共和政治行动，其经验关联模式更类似于以日常和生活方式为导向的行动，而非更公开可见和争议性的政治行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相比，投票被视为相对可及且社会既定。环境组织成员资格主要负荷于成分2，但在结果期望上存在交叉负荷。因此，组织成员资格在不同维度上的位置不太一致，主要与更面向公众的政治行动聚类，但在结果期望上交叉负荷。这可能反映了组织成员资格作为既定的公民参与形式和更持续的环保参与形式的混合特征。
因此，两成分分组仅部分对应于工具开发时使用的直接-间接、个体-集体和私人-公共分类。这些分析建立了行动之间反复出现的关联模式，但并未确定其背后的机制。出于分析目的，研究人员随后将两个经验导出的群体描述性地称为低阈值行动和高阈值行动，同时将阈值视为对其实质性组成的解释，而非直接测量的特征。
以下行动组用于后续分析：
低阈值：乘坐火车而非飞机、减少肉类消费、减少服装消费、影响朋友（交通）、影响朋友和家人（日常习惯）、投票支持气候友好政党。
高阈值：参加气候示威、参与公民不服从、联系政治家、加入环境组织。
指数计算为各条目的均值。所有指数的内部一致性可接受至良好（α=0.69–0.84），高阈值指数的值略低（α=0.69–0.76），低阈值指数则更高（α=0.72–0.84），这可能反映了该形式中包含的行动多样性更高。
**具体气候行动的参与度**
总体而言，41%的受访者报告已参与十项气候行动中的至少一项。在所有受访者中，24.4%报告仅参与一项行动，这意味着在报告任何参与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仅参与了一项行动。随着报告行动数量的增加，受访者比例急剧下降（图1）。
图1. 参与者报告已参与的气候行动数量分布（0–10项行动）。
垂直条形图展示了受访者已执行的气候行动数量。Y轴显示行动数量（0至6），X轴显示受访者百分比（0%至70%）。最高的条形代表执行0项行动，表明受访者比例最高，1至5项行动的条形高度递减。只有一条条形达到6项行动，显示比例最低。该图传达了受访者气候行动参与度的分布。
不同具体行动的参与度差异很大（图2）。被分配到低阈值集群的行动的参与度显著高于高阈值集群的行动。最常报告的行动是投票支持致力于减少气候损害性排放的政党（16.6%）、影响朋友改乘火车/巴士而非汽车（14.8%）、减少肉类消费（13.1%）和减少服装消费（12.8%）。相比之下，高阈值行动很少被报告。仅有1.8%报告加入环境组织，0.6%报告参加气候示威，0.3%报告联系当地政治家，0.3%报告参与公民不服从。
图2. 报告参与特定气候行动的参与者百分比，按频率排序。
水平条形图展示了十项气候行动按高阈值和低阈值行动集群分组的频率。每项行动由一条条形表示：高阈值集群的行动以深蓝色显示，低阈值集群的行动以浅蓝色显示。行动包括投票、影响朋友（交通）、减少肉类消费、减少服装消费、影响朋友/家人（日常习惯）、乘坐火车而非飞机、加入环境组织、参加气候示威、参与公民不服从行动和联系政治家。“投票”条形最长，而“联系政治家”条形最短。
总体而言，报告的参与集中在少数行动上，相对较少的受访者参与多种气候行动。
**行动能力水平**
描述性分析显示，在所有四个维度上，被分配到低阈值集群的行动得分始终高于高阈值集群的行动（见表1）。对于低阈值行动，学生在有效性知识（M=5.09，SD=1.15）、行动意愿（M=4.54，SD=1.29）、能力期望（M=4.76，SD=1.26）和结果期望（M=5.12，SD=1.16）上报告了更高的水平。对于高阈值行动，相应的均值为有效性知识3.21（SD=1.12）、行动意愿2.35（SD=1.11）、能力期望2.95（SD=1.12）和结果期望3.57（SD=1.23）。因此，在低阈值集群中，所有四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均高于量表中点，而在高阈值集群中，所有四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均低于中点。
表1. 两个行动集群中四个行动能力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测量范围为1至7，其中能力期望范围为1至8，并附有选项“我已经在做”）。
**行动能力作为气候参与的预测因子**
在工作数据集中的705名参与者中，697名（98.9%）提供了所有感兴趣变量的完整数据，并被纳入回归分析。
考察了三个结果：行动总数、低阈值参与和高阈值参与。由于计数结果的过度离散，前两个模型使用负二项回归分析，而高阈值参与（二元操作化为有 vs. 无）使用逻辑回归分析。鉴于AC维度的概念相关性，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s）评估了多重共线性。VIF值范围为2.21至6.52，表明某些预测变量之间存在中度至显著的 overlap，在解释其独特回归系数时需要谨慎。
为最小化能力期望与参与之间的标准重叠，实质性解释基于主要模型，其中“我已经在做”从8重新编码为7。为透明起见，表2还报告了保留行为响应作为能力期望最高类别的原始量表模型。由于这些模型在预测变量和结果中均包含行为信息，它们仅作为敏感性检验呈现。
表2. 使用能力期望的主要和原始量表规格的气候参与回归模型（N=697）。
对于总参与度，主要模型（χ2(11)=175.87，p<0.001）和原始量表模型（χ2(11)=331.820，p<0.001）均显著优于仅截距模型。在主要模型中，低阈值能力期望（IRR=1.60，p<0.001）、行动意愿（IRR=1.60，p=0.001）和有效性知识（IRR=1.41，p=0.023）与参与度显著相关。因此，在计入其他预测变量后，总参与度与四个AC维度中的三个相关。在原始量表模型中，低阈值能力期望的关联显著增大（IRR=2.35，p<0.001），而有效性知识和行动意愿不再显著。这说明了在能力预测变量中保留行为信息的影响。
低阈值参与出现了类似模式。主要模型（χ2(11)=278.99，p<0.001）和原始量表模型（χ2(11)=315.91，p<0.001）均显著优于仅截距模型。在主要模型中，低阈值能力期望（IRR=1.60，p<0.001）、行动意愿（IRR=1.62，p<0.001）和有效性知识（IRR=1.40，p=0.025）与参与度显著相关。原始量表模型再次产生更大的能力期望关联，且行动意愿和有效性知识的估计不显著。
对于高阈值参与，在主要模型中，行动意愿是唯一达到统计显著性的行动能力维度（OR=4.37，p=0.012），表明报告更高意愿的受访者参与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该模型显示出实质性解释力（Nagelkerke R2=0.56），且Hosmer–Lemeshow检验未显示拟合不佳，χ2(8)=3.76，p=0.87。鉴于参与高阈值行动的受访者数量极少（n=18，2.6%），该关联应被视为探索性的而非结论性的。在供比较的原始量表模型中，能力期望与高阈值参与显著相关（OR=3.35，p=0.008），而行动意愿不显著。鉴于已实施行为与能力在该规格中的重叠，这一差异不作实质性解释，但进一步证明了能力估计对行为反应类别处理方式的敏感性。
在所有模型中，一旦控制了行动能力维度，性别和年龄均非显著预测变量。总体而言，AC维度与参与度之间的关联模式在两个经验导出的行动组之间有所不同。低阈值参与与知识、行动意愿和能力期望相关，而行动意愿是唯一与高阈值参与显著相关的行动能力维度。结果期望在计入与其他AC维度的共享方差后，与参与度无独立关联。然而，鉴于某些AC预测变量之间存在观测到的多重共线性（VIFs=2.21–6.52），不显著的系数不应被解释为这些维度与参与度无关的证据，而应被视为在同时模型中未检测到独特的关联。
**讨论**
本研究将气候行动能力作为一个行动特异性建构进行考察，聚焦其四个组成部分如何与不同形式气候行动的参与度相关联。有三个发现对进一步理解和测量行动能力尤为重要。首先，行动能力的四个维度与参与度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和能力期望与低阈值集群中的行动独立相关，而结果期望在计入其他维度后未显示出显著的独特关联。第二，这些关系在不同行动形式之间有所不同。虽然三个维度与低阈值集群行动相关，但只有行动意愿与相对罕见的高阈值行动显著相关，尽管这一发现应被视为探索性的。第三，对能力期望的替代操作化的比较表明，当已实施行为被纳入能力测量时，它会显著改变行动能力与参与度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行动能力并不仅仅是拥有或多或少的整体能力的问题。其不同组成部分可能根据行动类型扮演不同角色，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测量方式。
行动能力维度与气候参与之间的正相关与以往研究大体一致。例如，Tseng等人（Citation2026）发现整体气候行动能力与自我报告气候行为之间存在强正相关，而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Citation2024）表明行动能力与私人领域行为相关，但与可持续行动无关。因此，本研究支持行动能力与参与度相关的一般前提，但也通过将能力与具体行动相关联并保留其四个维度，为该关系增添了细微差别。
对于更常执行的低阈值行动，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和能力期望均与参与度相关。这表明参与可能不仅取决于感觉有能力采取行动，还取决于认识到特定行动有效并愿意实施。这些发现在某些方面与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Citation2024）不同，后者发现更高的感知知识与更低的可持续行动参与相关，且知识和结果期望通过意愿间接关联到行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对知识的测量方式不同。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Citation2024）评估了跨可持续性议题的行动可能性的感知知识，而本研究狭窄地聚焦于有效性知识——即受访者是否认识到特定行动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因此，这些发现不应被解释为事实知识有助于行动的证据。
行动意愿与参与度表现出特别一致的关联。这与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Citation2024）的发现一致，后者发现意愿在AC其他维度与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的横断面设计不允许研究人员随时间考察这一潜在关系，但它代表了纵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相比之下，结果期望与参与度无独立关联。一个方法论解释是AC维度之间的重叠：关于自身参与能否带来改变的信念与有效性知识、行动意愿和感知能力相关，当所有维度同时考虑时，其独特贡献难以分离。然而，这种关联的缺失也可能表明气候变化本身的实质性特征。个体可能认识到特定行动有效且愿意执行，同时仍怀疑自己参与（即使与他人一起）会产生有意义的改变。低结果期望可能反映了更广泛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即对社会行动者不愿回应气候变化的感知。如果是这样，增强年轻人的行动能力可能本身不足以增强他们对其行动能够带来改变的信心。
第二个重要发现涉及不同气候行动形式之间的差异。所选行动旨在代表个体与集体、直接与间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参与的既定区分（Dubois et al. Citation2019; Jensen Citation2002; Oinonen, Sepp?l?, and Paloniemi Citation2024）。然而，经验分组仅部分对应于这些分类。一个集群主要包含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行动以及投票，而另一个集群包含示威、公民不服从、联系政治家和环境组织成员资格。研究人员将这些集群描述性地称为低阈值和高阈值行动，但分析并未确定感知难度是该分组的原因。一种解释是这些行动在心理可及性、努力程度、可见性或潜在社会风险方面存在差异。投票的位置尤其具有信息量：尽管在传统上是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但它与日常行动归为一组，而非其他政治参与形式。投票的制度化、匿名性和相对低可见性特征可能使其在心理上比公开表达或捍卫政治立场更容易接近。或者，这两个集群可能反映了对气候责任的不同取向，如生活方式导向与政治或结构导向。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但无法使用当前的变量中心分析加以区分，需要以人中心分析进一步检验。
研究发现还表明，总体参与范围有限。尽管41.1%的受访者报告参与了至少一项行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唯一行动，高阈值行动的参与很少见。这与先前显示青年气候参与水平不高、偏好相对可及行动形式的研究大体一致（Corner et al. Citation2015; Harmoinen, Koivu, and P??sky Citation2020; Wodika and Middleton Citation2020）。这些差异不太可能仅取决于能力。近期媒体报道表明，瑞典一些年轻人并不将气候变化视为紧迫或重要的国家问题，并可能在新闻影响下认为情况已得到控制（Austr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