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ociology》：The nexus of development camouflaged as “green” and intersectional layered violence(s) against Indigenous women; The case of the relocation of the Indonesi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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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印度尼西亚新国家首都努山塔拉（Nusantara）——被宣传为“绿色、可持续”城市——开始在巴利克（Balik）和帕塞尔（Paser）原住民的祖传领土上进行开发。该研究以交叉性框架（intersectional framework）为基础，通过对原
2021年，印度尼西亚新国家首都努山塔拉（Nusantara）——被宣传为“绿色、可持续”城市——开始在巴利克（Balik）和帕塞尔（Paser）原住民的祖传领土上进行开发。该研究以交叉性框架（intersectional framework）为基础，通过对原住民女性的质性访谈，聚焦于与采掘式和所谓“绿色”发展相关的情境化暴力（violence(s)）亲身经历。努山塔拉的开发遵循了一种分层暴力模式，该模式由东加里曼丹数十年来采掘式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土地剥夺所塑造。原住民女性面临国家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化的排斥结构，以及社区层面的父权决策过程，这些损害了她们的能动性、知识、生计、精神性和社会-生态韧性。那些反对父权性别规范和国家暴力者，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后果。在理论上，该研究有助于推动分层暴力形式的可见化，以规避其正常化。在此方面，原住民女性的能动性至关重要。
**“绿色”首都的阴影：印尼迁都中原住民女性的分层暴力体验**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需求扩张，大量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在各地上马，既有采矿、伐木等采掘业，也有被宣传为“绿色”的风电、水电和新城开发。这类由国家与企业主导的发展项目，常发生在原住民领土上，且往往伴随权利侵犯、环境破坏和有罪不罚。印度尼西亚的快速扩张造成生态退化与暴力，原住民长期缺乏土地权利并遭受歧视。
2019年，印尼前总统维多多宣布将首都从雅加达迁往东加里曼丹，新首都名为努山塔拉（Nusantara），计划于2045年正式取代雅加达。努山塔拉以“与自然和谐”“多样性中的统一”为支柱，被营销为“绿色、宜居、有爱”的城市。但该地区正是巴利克（Balik）和帕塞尔（Paser）原住民的祖居地，约51个原住民社区生活于此。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历了荷兰殖民时期的煤矿开采，以及苏哈托时期以来大规模伐木、油棕种植园扩张，导致数百万公顷习俗林被划给特许经营公司。原住民被贴上“落后”“原始”标签，强制性搬迁和同化政策破坏了其生计与社会结构。尽管2013年印尼宪法法院承认原住民对其领土和习俗林的权利，但巴利克和帕塞尔至今未获法律承认。既有研究多关注北美和拉丁美洲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暴力，聚焦东南亚“绿色”框架下性别化、种族化脆弱性的学术讨论相对有限。因此，该研究旨在通过原住民女性的亲身证词，揭示在“绿色”“多样性”“和谐”话语下，结构性暴力如何延续并加深性别与种族不平等。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该研究在“韧性、包容和可持续环境”（RISE）项目框架下开展，由印尼原住民女性联盟（Perempuan AMAN）、国际原住民事务工作组（IWGIA）和亚洲原住民联盟（AIPP）的学者共同实施。数据收集于2023年8月在东加里曼丹进行。研究采用质性方法，结合焦点小组讨论和半结构化访谈，参考“使访谈空间非规范性化”的本土适宜方法，在由原住民女性确定的“安全空间”内开展，包括仪式、舞蹈、参访圣地、农田、河流和冲突区域。共有33名巴利克和帕塞尔原住民成员参与（26名女性，7名男性，年龄21至83岁）。访谈涉及性别角色与规范、习惯法、资源获取、决策过程、暴力、抵抗等主题。抽样采用雪球抽样，条件包括在努山塔拉核心区生活并利用河域和土地资源，以及自我认同为巴利克或帕塞尔人。所有接触遵循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PIC）原则，由原住民协调员用本地语言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组织编码和实质编码，并依据文献中与原住民女性密切相关的暴力类型（结构、精神、身体、心理、环境暴力）对编码进行回顾。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土地侵犯与性别化影响**
受访者回忆，自1960年代起，伐木特许权造成大规模森林砍伐和土地纠纷，随后油棕种植园进一步侵占土地。在种植园计划中，土地证书仅发给男性户主，无视习俗共有权，导致许多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林地与农田。女性表达其地位、粮食安全和收入下降。此前社区实行集体耕作（Sempolo），依赖森林和河流获取多种资源；国家禁止刀耕火种和限制森林准入破坏了这些体系。家庭经济压力增加后，男性酗酒、赌博、辱骂和殴打女性的事件增多。土地流失、性别分工、教育不均和父权制户主规范相互强化，使女性的权利在公私领域均遭侵蚀。
**（二）土地剥夺与Sepaku河**
受访者报告，努山塔拉建设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FPIC程序。许多人通过边界标记才得知土地被征用，少数人参加“社会化”会议，但会议不透明、不提供提问机会，且仅限于持证者，多数女性被排除。部分人被强制接受补偿，并遭受威胁。Sepaku河是水源、生计和宗教仪式的重要场所。当局以“正常化”为名拓宽河道，导致红树林和河岸森林被毁，农业用地被占，河流受污染，鱼类和贝类减少，居民被迫购买水。女性被排除在关于河流的决策之外。仪式场所的破坏危及女性在社区中的地位，造成精神暴力。森林和水资源破坏被理解为环境暴力。努山塔拉环境副代表与女性首次会面时，虽承诺恢复森林，但坚持河岸居民必须搬迁，并提议女性通过“创业”改善生计，与会女性指出资源已退化难以维持。
**（三）角色、挑战与抵抗**
巴利克和帕塞尔女性通过抗议和组建组织回应土地剥夺，包括在路边悬挂“巴利克原住民社区拒绝搬迁”横幅。这些行动遭遇警察和军队的恐吓、监视，官方命令撤下横幅并“保持沉默”。在社区层面，男性领导者未经女性同意即同意撤横幅。女性持续抗议后，当局才同意会面，但附带撤横幅条件。有抗议视频被拍摄上网，士兵随后搜查录像者和抗议者。便衣警察经常出现在社区中。一位年长女性拔除自家土地上的边界标记并声明“会为权利而战”。女性参与政治组织后，遭遇丈夫的羞辱、恐吓甚至殴打，被禁止参加会议。大多数女性因工作负担重难以参与社区集会，许多会议被男性主导，官方拒绝听取女性意见。发声的女性被视为挑战传统决策机构，而受到压制。
**四、讨论部分总结**
讨论指出，结构性暴力体现在原住民必须经过复杂的法律承认程序方可获得土地权利，同时面对公司特许权侵犯而不获同意或补偿。环境暴力是一种“缓慢暴力”，通过资源逐渐枯竭和准入限制而默默发生。国家法律框架存在冲突：努山塔拉法未承认FPIC，与气候承诺和《创造就业法》（Omnibus Law）偏向企业利益，强化了制度性暴力。父权制国家体系与习俗治理融合，使得男性中心结构内化并常态化，限制女性参与。加尔特的一“内置压迫”机制（如分割、渗透、边缘化）被用于解释持续的结构暴力。印尼民族中心主义话语将原住民视为进步的障碍，合法化土地剥夺。国家通过支持公司利益和否认原住民独特权利，系统性地排除原住民观点。心理和结构暴力通过警察和军方监视、威胁交织。女性抗议虽引起关注，但也招致镇压。精神暴力来自仪式圣地的破坏，威胁文化传承。身体暴力（如殴打）和与心理暴力在女性参与维权时激增，反映父权性别规范的强制。作者强调，应将暴力视为父权和资本主义的结构要素而非个体男性行为；交叉性与去殖民化视角对理解分层暴力至关重要，因为性别压迫与殖民、父权、种族中心主义、经济边缘化、环境破坏相互构成。
**五、结论部分内容**
巴利克和帕塞尔原住民女性描述了一个由多重、相互强化暴力及交叉歧视构成的“网”，与努山塔拉开发直接相关。当代暴力与数十年采掘主义、父权治理、后殖民种族中心主义实践和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密不可分。尽管努山塔拉被标榜为“绿色”可持续城市，其立法、治理机构和发展政策仍造成结构性暴力，在环境退化、土地剥夺、精神失落、心理困扰和身体暴力等方面对原住民女性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女性在内部和外部均被系统排除在决策之外，其知识、需求和愿望得不到承认，削弱了文化延续、社会生态生存和集体福祉。作者认为，性别暴力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更广泛政治经济体系的构成性特征；必须通过结构性变革而非仅程序性包容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确保透明度、有意义的FPIC实施、保护个人和集体土地权利、消除原住民女性参与障碍，并保护具有文化、精神和环境意义的领土。原住民女性的领导力、知识和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发展应由原住民的优先事项、权利和愿望指引；否则，发展项目将再生产它们声称要克服的结构、环境、精神、心理和性别暴力。未来研究应关注原住民女性长期流离失所的影响及其适应、抵抗和生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