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ociology》：An empirical study of emotions in farmer decision-making using assembla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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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受到情感体验的塑造，但决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情绪视为理性行动的障碍或简单的激励资源。这种还原论观点掩盖了情绪在经营景观上塑造保护实践的多种且有时相互矛盾的方式。借鉴组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对关系性和涌现性的敏感性，
农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受到情感体验的塑造，但决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情绪视为理性行动的障碍或简单的激励资源。这种还原论观点掩盖了情绪在经营景观上塑造保护实践的多种且有时相互矛盾的方式。借鉴组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对关系性和涌现性的敏感性，本研究考察了情绪在农民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超越了情绪是否重要，转向它们如何在人、土地、动物和制度组装中发挥作用。通过对澳大利亚28个农民家庭的步行访谈，该研究确定了情绪塑造农场保护的三种方式。第一，过去的情绪事件可以破裂现有的农场组装，并打开新保护实践成为可能的窗口。第二，对自豪感、管理意识（stewardship）和避免羞耻等未来情绪的预期可以将保护领土化（territorialise）进农场组装，尤其是在同伴群体中集体处理时。第三，对失去自主权的恐惧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e）保护，因为当外部控制的情感成本超过经济激励时，已经在规模上实施保护的农民会拒绝正式项目。该研究推进了环境社会学对情感和物质性的参与，表明情绪是农场组装的分布式属性，而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状态。
论文解读：情绪在农民决策中的组装效应
农业用地变化是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约55%的大陆被耕作，且多为家庭企业，因此农民在私有土地上的决策深刻影响着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政府通过农业环境计划提供资金、材料和咨询，并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定义为市场失灵，试图以经济激励加以纠正。然而，这些政策预设了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者，假定农民可以被信息修正或价值指标引导，忽视了决策过程的情感复杂性。已有研究显示，情绪广泛存在于农民对“好农作”的象征认同、土地归属感、农场传承等实践之中，但主流理论框架要么完全忽略情绪，要么将其视为理性判断的偏差来源。为回应环境社会学对情绪系统参与的呼吁，这项研究采用组装理论，试图超越“情绪是否重要”的争论，转而考察情绪如何在由人、土地、动物和制度构成的组装中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将农场理解为由土地、牲畜、机械、天气、亲属、市场、政策等异质成分构成的动态组装，决策则是这些关系重新排列的时刻。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和首都领地28个农民家庭（42人）的步行访谈，构建了30个决策组装，并系统检查情绪作为成分的存在与作用。研究发现，情绪以三种方式塑造农场保护决策：过去的情绪事件会破裂现有农场组装并开启新实践的可能；对自豪、管理意识等未来情绪的预期会将保护领土化进组装，尤其在同伴群体集体处理时；对失去自主权的恐惧则会去领土化正式保护，使已在规模上保护的农民拒绝项目。这一成果表明，情绪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状态，而是农场组装的分布式属性，推动环境社会学对情感与物质性关系的深入理解。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最大差异抽样，样本覆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及首都领地的多种农场类型、世代和生命周期阶段。数据收集结合关系性访谈（relational interviewing）、步行访谈（walking interview）和观察法，在农场实地环境中激发情境化回忆与情感反应。分析阶段，研究人员为每次访谈构建“决策组装”图，映射事件、成分、编码和关系，并在30个决策组装中评估情绪的作用：其中17个显示情绪明确塑造了保护决策，9个作用不明确，4个未检测到情绪。方法的核心是将情绪置于人与非人成分的关系网络中，而非孤立地视为内部状态。
研究结果呈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第一，情绪事件破裂农场组装，关系影响其是否持续。例如，Peter在干旱中目睹土地沦为尘暴，感到深刻沮丧并发誓不再让土地裸露；Angus则因“震惊和羞耻”将土地退化归因于自身的利润导向，转向整体性放牧。然而，破裂能否转化为持久保护实践取决于土地能力、市场资源和知识等关系条件：Peter的旱地缺乏独立水源，最终无法承载其变革意愿，而Angus的农场则能够支持转变。这一对比说明情绪是重新配置的触发器，而非保证。
第二，预期情绪作为领土化力量。Daniel将父亲留下的原生防护林视为家族遗产，尽管它在经济上“不付账”仍坚持保护；Angus对“自豪”结果的追求持续推动其经营调整。同伴群体通过集体情绪处理强化这一进程：Terry和Zoe所在的农民小组公开讨论成员的情绪状态，Joel在小组质询后重新评估了马场的情感意义。但预期情绪并不总是导致行动，Jason和Claire虽自称“健康土壤的管家”，却因实际操作便利仍焚烧稻秆，说明未来情绪需与即时现实协商。
第三，自主权、抵抗和正式保护的去领土化。Greg拒绝将围场“锁起来”的计划，Gerald不敢签订长达25至100年的合同，Caitlyn一家自费建设生物多样性廊道却不去报告考拉，因为担心外部控制带来不可逆的义务。这些农民已经进行规模保护，但正式项目的刚性要求和持久承诺超出了其情绪承受阈值。研究指出，这种恐惧可能导致政策意图与实际效果相悖，例如新南威尔士州考拉战略反而使家庭选择隐瞒考拉的存在。
讨论部分首先强调，情绪触发破裂的效果受农场物质与社会关系制约，从而解释了干旱对不同农民影响的差异。其次，农民网络不仅传播技术，还通过集体情绪处理帮助成员重新评价农场成分，但良好的情绪处理不能替代知识、经验和投资。第三，预期情绪和自主权恐惧可以超越经济激励，因此政策评估应考虑自主权的保留。研究还提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谁能提供有效的情绪处理空间，以及农业环境项目能否参与情绪而不将其工具化。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情绪由农民感受，同时也分布于土地、牲畜、天气、亲属、同伴群体、市场和监管者之中，并通过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发挥作用。当Peter将他的土地描述为尘暴并称之为沮丧时，那种沮丧属于场景也属于他。当Caitlyn说他们对报告考拉格外谨慎时，谨慎将一个家庭、他们的土地和一位不在场的监管者联结在一种警惕关系中。这种重新框定反对将情绪个体化的主导思路。如果情绪是农场组装的关系属性，那么针对单个农民预期懊悔或自豪的助推只触及了众多成分之一。政策回应应关注农民决策所处的组装，并承认情绪与物质、制度关系的纠缠。研究也承认情绪的局限：它不能与成分和关系分离，其作用只有通过这些纠缠才可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