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cotourism》：Protected areas and tourism in New Zealand and Tasmania: from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o discretionar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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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多夫斯基（Budowski）的开创性框架区分了旅游与保护“阵营”之间的冲突、共存和共生关系，为共生提供了规范性指导。然而，当代保护区（protected areas, PA）与旅游治理还需要考察民主制度如何使公众参与塑造旅游—保护结果成为可能或受到限制。本文
布多夫斯基（Budowski）的开创性框架区分了旅游与保护“阵营”之间的冲突、共存和共生关系，为共生提供了规范性指导。然而，当代保护区（protected areas, PA）与旅游治理还需要考察民主制度如何使公众参与塑造旅游—保护结果成为可能或受到限制。本文提出了一个扩展的概念框架，该框架纳入规制设计、制度能力与申诉途径，为理解联盟如何行使权力并追求其世界观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该框架被比较性地应用于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这两个司法管辖区拥有悠久的保护治理和保护区旅游传统。分析系统评估了公众在保护战略、管理计划和旅游特许经营方面塑造决定和提出上诉的公开机会。研究还追溯了自2010年以来政治和行政自由裁量权如何扩大。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联盟推进绿色增长议程，重塑了治理架构，以集中自由裁量权，增加分区和特许经营的灵活性，并收窄公众参与和上诉的渠道。制度重组不是将建设性冲突作为民主协商加以促成，而是日益压制争议，这对长期生态结果具有影响。文章最后确定了未来完善该框架和开展比较研究的优先事项，强调了法律—政策分析在生态旅游和保护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
保护区与旅游治理的民主参与和自由裁量：基于新西兰与塔斯马尼亚的比较法律政策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布多夫斯基（Budowski）曾提出旅游与保护“阵营”之间存在冲突、共存和共生三种关系，为理解旅游与保护的互动提供了经典框架。然而，当代保护区（protected area, PA）与旅游治理不能仅停留在对互动类型的描述，还需要考察民主制度如何使公众参与成为可能，或被制度性地限制。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联邦的一个州）均拥有悠久的保护治理和保护区旅游传统，但自2010年以来，两地的政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显著扩大，公众参与和申诉渠道逐渐收窄。本研究提出一个扩展的概念框架，将规制设计、制度能力与申诉途径纳入分析，并围绕三个研究问题展开：公众有哪些机会影响保护区与旅游法规？公众有哪些申诉途径挑战旅游相关决定？政治和行政自由裁量如何被用来加强对保护区旅游的控制？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研究采用比较法律—政策分析方法。研究人员运用迪尼卡（Dinica, 2018）提出的公众参与评估框架，从招募方法、政策活动、参与目标三个维度，系统分析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涉及保护区与旅游的法规文本、政策文件、政府报告、申诉专员决定、法院判决及议会材料。分析对象包括新西兰《国家公园法1980》《保护法1987》等，以及塔斯马尼亚《自然保护法2002》《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管理法2002》等。该研究属于制度分析，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样本队列，其“材料”来自两地的法律与政策体系。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新西兰：从多层参与治理走向中央集权式自由裁量
· Patterns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New Zealand（新西兰的公众参与模式）：通过分析法律条文发现，新西兰建立了直接与间接代表相结合的参与机制。公众可通过书面意见、会议和听证会提供分析性输入；新西兰保护管理局（New Zealand Conservation Authority, NZCA）和保护委员会（Conservation Boards）在管理计划和保护战略中拥有实质性法定权限，包括共同决策和批准权。
· Appeal avenues in New Zealand（新西兰的申诉途径）：法律不提供针对保护部官员、部长或保护管理局决定的实质性上诉权。公众主要通过申诉专员调查和高等法院司法审查寻求救济。实际案例显示，自2010年以来，涉及保护区旅游的司法审查多由环保组织和毛利部落发起。
· Dismantl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参与式治理的瓦解）：2010年的《保护修正法》将特许通知范围限制在10年以上的租约和许可，并缩短提交意见期限，削弱了公众对特许过程的参与。
· Discretion through ‘nationally consistent’ conservation strategies（通过“全国一致”保护战略扩张自由裁量）：政府部门推行统一模板的保护战略，使战略内容高度抽象，缺乏具体的分区规则和可执行的生物多样性承诺，从而扩大了部长的自由裁量空间。
· Discretion to control protected-area planning and network boundaries（控制保护区规划和网络边界的自由裁量）：2025年拟议的法律改革计划废除现有管理计划，改为由部长全权批准的国家保护政策声明和简化“区域计划”，并允许部长通过土地交换或处置将部分保护区移出保护网络。
·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questions’ findings（研究问题发现的反思）：新西兰正在从一种高度参与和协商的系统，转变为权力集中于部长和保护部总干事的中央集权模式。
（二）塔斯马尼亚：技术专家小组与土地规划集权下的自由裁量巩固
· Patterns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Tasmania（塔斯马尼亚的公众参与模式）：法律仅提供一种法定的间接代表形式——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咨询委员会，但其对决策的影响不比其他公众更大。公众参与通常限于决策后期的分析性输入，且是否征询公众意见完全由部长和部门主管自由裁量。
· Appeal avenues in Tasmania（塔斯马尼亚的申诉途径）：与新西兰不同，塔斯马尼亚在州规划和环境审批领域允许向塔斯马尼亚民事与行政审裁处提出实质性上诉，并可基于法律问题进一步上诉至最高法院。但在保护区专门法规下，管理计划、分区和特许决定仍不可提起实质上诉。
·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decision-panels and state-controlled planning（技术专家决策小组与国家控制规划的兴起）：自2014年以来，州政府通过“意向表达”（Expressions of Interest, EOI）流程和评估小组来分配特许，评估小组缺乏独立性和社区代表性，也没有生态旅游专家。2022年修订的《保护区活动评估指南》允许部长和主管在认定项目“造福社区”时批准不符合管理计划分区规定的提案。
· State-level planning reforms（州级规划改革）：2024年提出的《开发评估小组法案》将把争议性重大项目的审批权从地方议会转移至由州任命的小组，公众提交意见的时间缩短至14天，并取消实质性上诉权利。该法案遭到地方议会和绝大多数公众的反对，但政府仍持续推进。
·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questions’ findings（研究问题发现的反思）：塔斯马尼亚原本比新西兰更集权，但保留了较广泛的实质上诉渠道；拟议改革正在取消这些保障，使其向新西兰模式趋同。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制度重组并未借助民主协商促成建设性冲突，而是日益压制争议。从理论上看，冲突是民主社会的固有特征，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冲突，而在于治理系统是否为不同价值观的联盟提供公平表达和解决冲突的渠道。当主导联盟通过修改规则来缩小参与、取消实质上诉或集中自由裁量时，替代性价值观便无法通过民主途径争取影响力，从而削弱保护区治理的合法性和长期生态保护效果。
研究结论表明，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呈现出惊人的相似轨迹：自2010年以来，政治上占主导的绿色增长/旅游增长联盟重塑了治理架构，使决策权日益集中，部长自由裁量扩大，公众影响法规和挑战决定的机会逐渐收窄。新西兰的参与式协商模式正被赋予部长和总干事前所未有权力的系统取代；塔斯马尼亚则通过意向表达特许分配、自由裁量分区和评估小组制度巩固行政权力，并拟议取消实质上诉。两地改革均未以生物多样性成果为依据，却以“生态旅游”“绿色增长”或“保护经济”为名。这些制度变化将深刻影响保护区旅游的长期生态结果，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联盟内部动态，并开展跨司法管辖区的比较研究。
